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
对于通脱，1927年，鲁迅也有过经典的阐释。其所举例子，出自《世说新语》。后人也每以“魏晋风度”来表达千古之下的神往之情。鲁迅把通脱风气的开创者溯源到曹操，是极具识见的，这种风尚的形成和蔓延，与曹操、曹丕实有甚深的关系。
本来，封建时代，作为叱咤风云、一时间号令北中国的曹操拥有三妻六妾，也极为正常；但是，史书所能考知的曹操四位夫人的得来确实不同于“媒妁之言”：一位是倡家女，三位得于军阵；或者说，大多凭借武力掠夺而来。曹操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曹操接纳张济的妻子终激起张济族子张绣的恨意，率军“掩袭太祖”，导致“军败，二子没”（指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的惨痛代价。这是官渡之战（建安五年，200年）前的事；此后，曹操非但不以为戒，甚至还变本加厉、乐此不疲。建安九年，曹操攻屠邺城，就迫不及待地“令疾召甄”，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总之，我们似乎能说：曹操特别重享受，征战杀伐之际，似乎只要是有美色的，已婚的也不嫌弃，都掠为己有，也更不在意别人说三道四；两汉以来的贞节、礼义在曹操的脑海中几尽荡然无存。
问题是，天下未定之际，这样公开的肆意掠夺、占有女性，不免是一种不明智之举。据《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载，刘邦攻占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阻，不听。但在张良的劝说下，最终还是接受了建议，还军霸上。难道，没有人劝止曹操吗？遗憾的是，史书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记载；更多的，倒是战胜的一方，尽情屠戮洗劫后，以牲畜、女口为军实而赏赐——这恐怕才是古代战后最真切的记载。就魏晋南朝来看，胜了的一方，也肯定会肆意地占有姿色的女性；“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西晋末年，刘曜攻克洛阳，“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攻克李势，就以李势的妹妹为妻，都说明了这种情况。但是，如曹操般直接娶为夫人的记载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更多的只是一时的占有，或者在后宫中没有较高的位次进入历史记载的视野，就随时间流逝而湮灭无闻了。魏晋南朝是一个士族占绝对主流的社会，高门的婚姻一再讲求门当户对，也即宗世林拒婚魏武帝时说的“松柏之志犹存”，以及陆玩拒婚王导时说的“培塿无松柏，熏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高门大族需求的是高贵血统；否则，是不能居于正妻的。梁武帝萧衍在其后庾氏去世后，虽宠幸丁贵妃，却终究没册立为皇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个方面说，这些已婚的女性，甚至倡女，都受到曹操非常的宠幸，就不能不曹操脑子里的儒家思想少到了何种地步。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下《求贤令》：“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值得注意的是“盗嫂受金”一语，它明显背离了儒家的训导，而出现在极其庄重、神圣的诏书中，固然可见其求才不拘一格；但“盗嫂”正契入曹操的内心，他是不以此为耻的，因为他本身就一再盗别人之妻。不仅如此，曹操为人简易、“无威重”，着装也比较随便，甚至“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魏武任达放荡、洒脱不羁，与此可见一斑；这种跳脱、简易、率直的性格恐怕更多的是来自曹操的家世。作为宦官曹腾之后，尽管他能以此附翼豹尾、飞黄腾达；但他内心肯定清楚，这种为清流士人所不齿的家世，无疑是一个不可抹去的污点。陈琳为袁绍做檄文，指斥曹操为“赘阉遗丑”，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大约正代表着一些人对曹操的真实看法。因此，曹操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权势来改变评判的标准；其最容易的，莫过于察举标准的变更，“曹公时，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为东曹掾史，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于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魏武以法令的形式，对在他看来极端虚伪、浮华的儒学进行了肆意的扫荡。不过，也显然，正是这种被雅士们鄙陋不堪的家世，让曹操自小就没甚儒家的伦理观念，甚至在“观人新婚”之际，“抽刃劫新妇”。《世说新语》记载的可信度当然令人有些怀疑；但其使用诈取手段趁乱潜入新房，劫取新妇，却正可作为取得夫人手段的纲领性说明，即以诈力取得，或者说，这不妨是一个潜在的暗示，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曹操生活中的真实一面。
无疑，曹操的这种性格，又传染给了他的儿子曹丕。曹丕最典型的一件事，莫过于建安九年（204），曹操攻破邺都后，曹丕娶袁熙的妻子甄氏一事。这件事，《三国志》卷五《甄皇后传》、《三国志》卷五《后妃传》注引《世语》、《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世说新语？惑溺》都有记载。抛开史书或小说记载虚华不实的一面，这些记载至少能说明：一、甄氏在当时以美貌著称，即便是曹操，也早有耳闻。“曹操之屠邺城也，令疾召甄”，一个“疾”字，足以看出曹操的急不可待，这也符合曹操的一贯性格；但在听说被儿子抢先后，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今年破贼正为奴！”二、文帝之所以迎娶甄氏，也因其美貌：“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从这个意义上，李善注《文选？洛神赋》，说此为“感甄而作”；虽属揣测，却也不无一丝道理，即甄的美貌也让年轻的曹植怦然心动。或许正是这种心理，曹植笔下的洛神，才极尽人间的美色，飘飘然无人能及。《世说新语？贤媛》还记载“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奉”一事，这当然属大逆不道。对此，身为母亲的卞后极端鄙夷；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悲叹：“狗鼠不食汝余，死固应耳。”身为母亲，竟诅咒儿子死，且死后也不临丧，固然匪夷所思，却正看出卞后内心极端的恼怒。西晋时傅玄说过一句话：“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远，而天下贱守节。”世人对前半句多有阐释；对后半句却不了了之。实际上，“天下贱守节”正能看出曹丕的示范作用，以及“悉取武帝宫人”的真实性。说白了，一国之君如此风流广被，臣下小民更不必以“守节”为念。话又说回来，封建时代，一人三妻六妾，也实属正常，无可訾议；但是，一旦此人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却不免对整个国家、社会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曹操迎取汉献帝，执掌权柄，在建安元年（196）到曹丕去世的226年。这中间共有三十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而“天下贱守节”就当是这么长时间浸润下的一个直接结果。
再看《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典略》的一则史料：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按，《世说新语？言语》“刘公干条”刘孝标注引《典略》及《文士传》亦有类似的记载，当为实情。问题是，曹丕酒酣耳热，一时起兴，让甄夫人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固然不无炫耀心理，其背后的心态却颇可玩味：即一如其父，曹丕的身上也没留存有多少儒家的理念（指对待女性），看看又有何妨。这一时期，儒学中衰，似乎正可说是父子两代努力下的产物。
通脱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对他的创作无疑有一种笼罩性的影响。以曹操、曹丕占有女性的作为来看，直抒其情，或写艳情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曹操“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由此，也多散体，特别是《让县自明本志令》等，一如口语，绝少加工和文饰。
如果把曹魏的上层与萧梁的上层作一比较，将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尽管梁武帝一再申明“绝房室三十余年”，蔬食淡饭；然却未能抑制住自上而下的纵逸之风，萧纲、萧绎、徐陵等人写作“宫体”，一时间甚嚣尘上。反过来看曹魏，曹操、曹丕都几乎不加掩饰地广占女性，纵逸之风并不让于萧梁；但其时文风却“雅好慷慨”。两者大相径庭，乍一看不可思议，实际上却又合情合理。曹操一生南征北战、“除残去秽”，其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坦言：“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平定天下的雄心一直伴随着他走到人生暮年。黎民的残破更让他释怀不下，“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是说，这种相伴一生的雄心、悲悯情怀足以削弱、压制他的儿女情长。“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就显示了在治理国家上曹操具有绝非常人能望其项背的坚毅和果断。这一点，萧衍可说是大为逊色，其子萧正德叛国投敌，志意不得后又回到了梁朝，萧衍不仅不加斥责，反而好言相劝。或者说，萧衍仅是儿女之仁，实无以正确驾驭、处置国家大事。因贺琛对梁武帝所任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加以陈奏，惹得其“大怒，召至书于前，口授敕责”，也典型地说明萧衍处置政事的失当和不察。因此，曹操发而为诗，自是“慷慨悲凉”，“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时代，当然也是个性、志向所决定。
再说曹丕。曹丕虽为一介贵公子；但自幼年时，就一直追随曹操南征北伐，“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非是“生于帷幄，长于妇人之手”，重要的是，其父未竟的事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的肩上，曹丕一度不得不以国事为重而有所奋发。但也显然，曹丕的攻战谋略、御臣权变、理国才干究竟是比不上如幽燕老将的其父曹操了。因此，欠缺了曹操的悲壮，曹丕“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也一如沈德潜所评：“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这种诗风，不正是这种“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奉”的必然结果吗？曹丕作为一个守成君主，一个政治角逐的胜利者，在婉媚的诗坛里驰骋，一时间也无碍大妨。曹丕曾作有《燕歌行》，诗作写得情思旖旎、性灵摇荡。而在当日，“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与五言一样，都是极为低下、遭人鄙夷的一种诗体。但曹丕并不忌讳，也正看出他的通脱和喜好。但不管怎样，其所表达的情感，却也较为真挚。
这些，足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一度高贵、华丽的曹氏家族的另一面，即世俗生活的一些真实情形。当然，这也开启了魏晋重“情”的时代，“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中所言，道出了那个时代对情极度重视的情形。
第三节 骋辞与藻饰
上节引刘师培所说的“骋词”，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同题共作，二、实用文体的写作。首先看同题共作。建安九年（204），曹操破袁尚，入邺，此后，邺城就成了曹操的根据地。这一年，陈琳、阮瑀、路粹、徐干等人为军谋祭酒，依附在曹操手下。就是说，随着北方的形势日渐明朗、安稳，在邺城这个当日繁华、惬意的都市中，诸子文士开始追随在曹操左右。这一情况，到了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后，邺中文士更是繁盛，“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文学史上有名的邺下侍游和创作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兴盛起来了。这样，或者随从，如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举南征，陈琳、徐干、刘桢、阮瑀、曹丕等都随曹操出征，由此有类似的记游作品，如陈琳作《神女赋》，徐干作《序征赋》，阮瑀作《纪征赋》，曹丕作《述征赋》。或者侍游，邺下文人在曹丕、曹植的带领下，多游宴、酣吟。这在曹丕《与吴质书》、曹植《寡妇赋》、《玛瑙勒赋》、《槐赋》等序中都有明确的说明，这也即《文心雕龙？明诗》中所概述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如陈琳《马脑勒赋？序》曰：“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华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曰：“为太子时，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这些情形下产生了一些同题作品。下面即以题材类似的阮瑀、陈琳《止欲赋》，王粲《闲邪赋》，曹植《静思赋》，应玚《正情赋》与繁钦《弥愁赋》等作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藻饰：赋作都极力散笔摇采抒写丽人之美，显示出鲜明的藻饰特色，且各具特性，如陈琳“色曜春华，艳过硕人。乃遂古其寡俦，固当世之无邻”；应玚“夫何媛女之殊丽兮，姿温惠而明哲。应灵和以挺质，体兰茂而琼洁”。再如，这些赋作都写了与佳人交接不得，还幽室就床而梦中得见的情形，但语言各异：王粲“排空房而就衽，将取梦以通灵。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惊”；曹植“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居”；阮瑀“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神。神惚怳而难遇，思交错以缤纷。遂终夜而靡见，东方旭以既晨”等。以上对丽人容貌的铺叙，以及梦寐后怅然若失情形的抒写，未必有什么真情实感，但都显示了建安诗人对藻饰、文采的刻意追求。这也吻合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诗赋欲丽”的准则。
第二、隶事：
陈琳《止欲赋》：
媛哉逸女，在余东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子。
允宜国而宁家，实君子之攸嫔。《诗？周南？桃夭》：子之于归，宜其室家；《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欲语言于玄鸟，玄鸟逝以差池。《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毛。
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可航。
阮瑀《止欲赋》：
重行义以轻身，志高尚乎贞姜。刘向《列女传》卷四载贞姜重义而身亡的事。
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之同裳。《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之于归，宜其室家；《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之同裳。
伤匏瓜之无偶。《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