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结构助词的。如《春赋》：“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小园赋》：“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哀江南赋》：“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
上面的“之”字所处的位置也灵活多变，随感情的抒发而居不同位置：六字句中，处在三、四、五节奏点的都有，特别如“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之”字截断语脉，更觉得回肠荡气、凄然神伤，故国不再的绝望、凄怆之情扑面而来。
三、极于调声。清人许梿对徐、庾在调声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为声偶兼到之作，练格练词，绮绾绡错，几于赤城千里霞矣。
选声练色，此造极颠。吾于子山，无复遗恨矣。
音简韵健，光采焕鲜，六朝中不可多得。
清澈之调，复有藻语润饰，故足凌跨一时。
之所以有这种音韵流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对诗歌韵律、平仄的把握：
徐孝穆、张见颐健笔标举，而古诗尽，近体成矣。
（阴铿、徐陵、江总）律诗之源。
五言律，阴铿，……徐陵已开其体。
自然，徐、庾会把这种诗歌上调适声韵的技巧用于文的写作，努力达到“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声情流丽的效果。以许梿所评的语段来看，赋中夹杂的大量五七言诗歌句式，倍增了声韵谐畅、流动的美感。程章灿曾详尽地考察了赋的诗化趋势，认为“南朝赋在四言、六言句式之外，又开始大量试验并终于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五、七言句式，使赋的语言形式和辞采情韵向五、七言诗体靠拢，表现出一种诗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赋末乱辞、赋中系诗以及诗赋合一三个方面。大致说来，赋末乱辞与赋中系诗是赋的诗化的早期表现，可称为局部诗化阶段，而诗赋合一是赋的诗化的后期特点，亦即全盘诗化阶段。”如：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春赋》）
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拂荇戏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讶鸳鸯鸟，长情真可念。许处胜人多，何时肯相厌。闻道鸳鸯一鸟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见临邛卓家女，只为琴中作许声。（徐陵《鸳鸯赋》）
这些赋作，因五、七言诗句的夹杂，行文愈发流动、跳脱，情韵悠长。《六朝丽指》第3条认为骈文“纯任自然，方是高格”，第15条借“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论骈文“以气韵见长”，这是孙氏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徐、庾确实达到了这个高度。
$第三节 南北朝的交流与文风的融合及隋代骈文
在南北分裂对峙的两百年间，除了晋宋与北朝冲突较多、来往较少外，但即便在冲突中，也有文化的交流，曹道衡《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就从经学的角度，揭示出宋明帝初年，今山东及淮北一带并入了北魏，许多南朝士人入北，显然会带去不少典籍，其中当包括《古文尚书》和伪孔传，这实际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齐梁两朝七十余年中，南北冲突较少，聘使往来较之刘宋时为多。南北皆妙选人才充使，以夸耀文化修养之高。”“酉阳杂俎记魏使入梁事”而且，北朝对此尤其重视。可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周一良把时间追溯到齐梁时期是很有道理的，具体说就是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进而掀起了在更广的范围内借鉴、学习南朝文化的浪潮，自然也促进、加快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孝文帝汉化改革时，南方正是一度繁盛的南齐永明时期。孝文帝本人的汉化水平较高。《魏书》卷七《孝文帝纪》：“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奥义。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魏收虽可能不乏溢美之词，但大体上确实如此。因此，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汉化政策时，孝文帝肯定会对南朝的典章制度、文化特意关注、收集，其对逃奔到北魏的琅邪王氏子弟王肃“虚襟待之，引见问故”，甚至“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器重礼遇，日有加焉”，竟一如“玄德之遇孔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之后，胡太后和孝明帝幸华林园，曾“令王公以下各赋七言诗”，显示出对诗歌的器重。这种情况虽后来一度受到六镇军人胡化逆流的冲击，但南北文化的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比之以前更为兴盛，甚至“梁、魏通和，岁有交聘”，作为北人的薛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也说明了交流的频繁。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统治，都已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较深的汉化，对南朝文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些须臾不离的味道。普通民众有时也不再以异族为念，因种族压迫而逃往江南的人越来越少，就直接反映了北地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汉化程度的加深。这种情况也势必对文学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概括地说，南北间的交流，当然，更多的是偏重北朝对南朝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值得注意：
一、通使交流。但也应看到，毕竟南北悬隔，更广泛的南北文士直接交流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通使交流。通使交流的情形，学界已有专门的探讨。除上面提到的赵翼、周一良外，还有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这里只看一下其间通使交流文学的情形。选派使者时，南北都妙选当时人才；对选什么样的人才，赵翼认为是：“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周一良则认为是“南北皆妙选人才充使，以夸耀文化修养之高”。“《杂俎》十二《语资门》记梁人应接魏使事，凡五条，亦足见当时南北皆选文采之士互相酬答。”再结合这一时期的史料，应当说主要有三个条件：容止可观、应对敏捷和文学优赡；但这三个条件也并非一直不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容止可忽略一些，应对敏捷、文学优赡则不可降格以求。而且，随着遣使交往的日益频繁，使臣间即席赋诗、赠诗唱和也越来越普遍，甚至到后期还很可能是一个必需的日程。李谐、卢元明、李业兴聘梁，梁武使朱异觇客。及出，梁武目送之，对左右说：“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而梁使到魏，“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赋诗，卬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以敏速见美。”陈使傅聘北齐，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对；傅“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一句话，也正如《北史》卷四十三《李谐传》所说：“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 北朝著名的文人魏收、邢劭、温子升、李骞、李谐、裴宣等都出使过南朝，其中大部分都有诗文传世。而南朝出使北朝的人，如庾信、徐陵等，也都是巧言善辩、能诗擅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使交流，梁末到陈时更盛，甚至在承圣三年（554），西魏大军进攻江陵之际，庾信还奉命出使西魏。频繁的交流，特别是文才出众的人的交流，无疑能促进南北文风的转变。
二、熟习、研读南人的作品（或集）。当然，直接通使毕竟次数有限，在当日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甚便利，更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机会。对普通文士而言，最有效的恐怕还是熟习、研读南人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在使者往来的过程中，一些人的作品集因此得到了交流、仿效。
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
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
（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
魏收、邢邵、元晖业等人研读、仿效的对象任昉、沈约、何逊，都是南朝公认的大家；魏收、邢邵甚至还以此相互攻讦，都看出了北人对南人文学的青睐。最典型的恐怕是高澄的事例，高澄曾“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指《华林遍略》）曰：‘不须也。’”抄写复制，然后把书还给买书人，《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手段虽有些不齿，但其喜爱南朝文化却由此俱见。要知道，《华林遍略》共六百二十卷，作为梁武帝特意纠集一班人马编撰以压倒刘孝标的《类苑》的大型类书，天下三教九流、六艺七略自然是无所不包了，有此一本，尽可囊括天下知识，高澄焉得不喜。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当南朝文士王褒、殷不害、庾信、徐陵等入北后，都受到了特别热情的礼遇。这一时期，北方对南方文化认可和吸收的程度都已很高，南北文化的交融已如东方地平线上的红日，光彩流溢、呼之欲出了。
三、召集南来文士共同吟诗作赋。如卢思道“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
但是，较为绮艳的齐梁文风要想在北地落花生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南北的文风实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
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褚裒、孙盛、支道林都是东晋中期的人，这到隋朝初年，大约经历二百三十年的时光，南北学术、文风的差异仍旧明显。北地的文风较为质朴，在当时代表作家中，如魏收、阳休之、李骞等人都有明显表现。魏收认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那么作什么样的赋呢？魏收曾作《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这显然还是沿袭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路数。再结合阳休之“博综经史，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沈君游“文章典正，特为岿所重”李骞称其《释情赋》“犹潘生之《秋兴》，王子之《登阁》”等，严可均《全后魏文》卷三十三《释情赋序》。能看出典正确实是那一时代文士较为普遍的追求。为此，《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论》概括说：“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正是在这种追求典正的氛围中，才会出现苏绰建言以更典正的《大诰》来改革绮艳文风的举措。这种情形下要获得北方文士更多的认同感，转变文风也就势在必行；更何况，这些不得已羁留在北地的南方文士，受内心怆痛、坎坷的激发，也自会抛弃前日一味绮丽、旖旎文风，吐露内心无边的沉痛和孤苦。《颜氏家训？文章》载：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
“此不成语”一句足见出反对的激烈。卢询祖作为“邺下才俊”，以及“北地三才”之一的魏收都不加认可，不能欣赏诗歌所传达特有清幽、细腻的意境，可看出北地文人的欣赏口味确实不同于南方，当然，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北人对文学理解的水平还有待于提升。 同样，对“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以及“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摘句嗟赏的风气至少南朝刘宋时就比较兴盛了，如宋孝武帝嗟赏“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王融叹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以及梁高祖称美“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等。
张鷟《朝野佥载》卷六亦载一事：“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而《枯树赋》一定程度上是归于“典正”的作品了。这样，各取所长，自会融合出一种新的文风，即“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不过，这一历史进程到初唐时才茁壮成长，此时只不过暂露端倪罢了，融合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自有晋之季，文章竟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
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依靠一纸诏令来革易文风，肯定是行不通的；但也确实看出一些人反对骈俪文风的决心。与梁朝裴子野等人的反对比较，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去干预，也是以前所没有的。不过，滑稽的是，李谔上书极力反对骈俪文风，文章本身却是不折不扣的骈文——这正看出骈俪文风浸润之深，自非一朝一夕所能革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