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刘勰的说法源自《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以及同书卷四十四《胡广传》“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在二人传记中，也正好有左雄《上疏陈事》及胡广《驳左雄议改察举之制》；细勘左、胡之文，最显著的，莫过于不仅明用经文开宗明义，如“安人则惠，黎民怀之”， “故《诗》云：‘有渰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以上左雄文）“《书》载稽疑，谋及卿士；《诗》美先人，询于刍荛”，“《诗》云：‘天难谌斯，不易惟王。’”（以上胡广文）还频繁地“略举人事”，如“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以上左雄文）“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以上胡广文）就明显地广泛引经据典——隶事。那么，这种章表典范对时人有多大的影响力呢？左雄在阳嘉元年（132）曾提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汉顺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阳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 就是说，“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当章奏作为一项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察举中明确要求时，必然极大地推进时人对笺奏的关注和研究；这中间，又势必会出现时所公认的大家，其作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别人仿效的范本——这恐怕就是左、胡二人章奏“台阁为式”、“天下第一”的真实内涵。
第二个问题：范文澜曾对这一句作注说：“曹操语无考，《艺文类聚》五十一载曹操建安元年上书让增封曰‘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汉末大乱，斯文坠地，魏国诸将，亦犹汉初屠狗吹箫之流，故椎鲁少文；若在朝廷名士，则固斐然足美也。”但是，这种“椎鲁少文”、“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至少，孔融、陈琳、阮瑀的章表都是辞采飞扬，这一点刘勰也不否认，时人也这样认为，曹丕《与吴质书》中就径直称“孔璋章表殊健”。这时文章的“华丽好看”，更多的是“曹丕提倡的功劳”。至于曹丕如何提倡，鲁迅并没论述。勾之史籍，以下方面能足以说明：一、邺下游处，前所举曹丕《与吴质书》中所载的“白日既匿，继以朗月”，“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都说明了游处的频繁、和洽与惬意，曹丕念念不忘南皮之游，恐怕正在于此。二、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已见前文。三、以诏令的形式推广。《延康元年七月令》载“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黄初三年选士诏》载“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这些无疑能从各个层次、方面极大地推动对文学的仿效。而曹丕的文风也正以流丽、婉媚著称，其《燕歌行》流丽、绮媚，营造出一片凄清悲凉氛围，堪称绝唱，致使王夫之赞不绝口：“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草上之风必偃”，这样的文风，自然引人青睐、倾情于绮丽。章表在向绮丽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曹植后期的章表，这也得到了刘勰的高度赞誉：“陈思之表，独冠群才。”曹植的章表，堪为首选的是《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曹魏明帝太和（227）以后，曹睿虽继续执行曹丕时的抑制、禁锢诸王的政策，“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但迫害程度毕竟与乃父不同，有所松动，这一点，从《谢明帝赐食表》、《谢赐柰表》中就能看出。其文为“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奉诏之日，涕泣横流。虽武文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 因“得赐御食”而感激涕零，更进而得出“虽武文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的结论，可见内心之感恩戴德、诚惶诚恐到了何种地步；这也说明曹植的境地确实有了不同于往昔的改变，控制得不那么严格了。因此，这种转变、契机无疑让刚从建安的激扬蹈厉、慷慨悲凉中走过的曹植，又一次激发了参与政治的热切期望和抱负。一方面，以一己“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的遭遇，对曹魏抑制诸王的国策，提出措辞激烈的愤懑和抗议，“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盘石之固”，要求“通亲亲”，以形成盘石之固，来共同维护曹魏一家的天下；否则，就有可能落到“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的地步。平心而论，曹植的识见，在那个时代，不无特出之处。另一方面，建安以来根深蒂固的功名观念，又让曹植念念不忘一展宏伟抱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而愿意“效臣锥刀之用”，“当一校之队”，“统偏师之任”，然后“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言辞之下，也是一片赤诚。但是，这种强烈的功名意识，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徒引得曹睿的警惕和猜忌；史书中找不到曹睿对此的反应，但结果是曹植终究也没有委以重任。不过，这两篇表文词句典雅、藻采瑰丽却是事实。在隶事方面，不仅多引用经典训诰、先代的史实；而且近人的撰述、民间谣谚等都用到了文中。在对偶方面，不仅多有严格、工稳的对仗；而且还多出现长隔句对，这种高难度的对句，不能不显示出曹植驾驭语言的技巧。也正是这样，在魏初章表“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的情况下，刘勰对曹植的章表表示了特别的青睐，“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从今存《翰林论》的佚文看，“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正说明时人对表的写作是以“华藻”为先的。
这里，又可特别提出曹操的章表。本来，曹操讲通脱，行文不假藻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在他的章表，似乎变了一个人。如建安八年（203）《请爵荀彧表》：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踰国勋。是故曲阜之锡，不后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珍策重计，古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
《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安，彧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
言辞文雅，绝不见通脱、随意之风；对偶、隶事明显比《让县自明本志令》增多。其《请增封荀彧表》、《表论田畴功》也都是这种文风。退一步，这些章表即便不是曹操本人所作，或出自手下的掌书记陈琳、阮瑀等人，也说明了在曹操的脑子里，章表需要这样行文，只有这样的文风才能得到曹操的认可。这也足以说明，章奏自左雄、胡广以来，一直在对偶、藻饰的路上发展，由此有比较浓郁的骈俪色彩：“魏晋文章的骈俪化倾向，最先开始于应用文字，特别是章表。”如果说，檄移重气骨，重气势的流贯，一泻千里，气魄夺人；那么，章表则在工稳的偶对、用典中呈现典雅、厚重、醇和之态。章表作为庙堂之制，要直接上达帝廷，自需万般慎重，“长凄累唏，低回动圣主之怜；逊志含章，悱恻解当涂之媢”，就是因为有所惧，有所戒，而不得不如此。这种态度，一旦跟诏书中的典雅观念有机地结合，无疑就直接促使了藻饰文风的形成。
与这种藻饰、辞采纷呈的表文相比，时代略靠前的《洛神赋》也表现了近似的风貌：辞采流丽、婉转旖旎。首先，《序》中铺叙了这样一个确切（黄初三年）却又不无虚化（古人有言）的背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也似乎反映了曹植的矛盾、隐晦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除却文中描写洛神美丽、抒发情志外，其开端叙事性的对话，固然是宋玉《美人赋》模式的留存，但其在骈文史上的意义却颇堪重视：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
这是以叙事、对话，即散体来结撰成文。而曹植在曹魏时期，文风的骈俪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却几乎全以散体行文，这就能说明，即便以骈俪著称的大家曹植，在叙事时也不得不采用散体，骈文的确是不善于叙事。这一点，直到梁陈骈文极度繁盛的时代，依旧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任昉《奏弹刘整》中“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到“随逡归宅，不见度钱”，这叙述经过的四段，都由散句组成。虽然这可能是当日状词的采入；但这种采入，不是以骈语行之，不正说明了骈体的局限吗？另一方面，从《洛神赋》的序来看，叙事时全部采用散体。这也说明仍处在初期状态，与成熟时期庾信的《哀江南赋》即便是叙事也完全采用四六偶对根本不同。
连珠：连珠之源，固然可逆溯至《韩非子?内外储说》；但真正最早以“连珠”命名，无疑是扬雄的《连珠》。这一点，从傅玄的《叙连珠》、任昉的《文章始》，都可加以证明。《韩非子?内外储说》中并无以《连珠》为篇名者，充其量其只是萌芽之态。不过，有一点能肯定，《连珠》“兴于汉章之世”实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
除班固、贾逵、傅毅、蔡邕、张华外，陆机以前，正史记载，或现有《连珠》存世的人，还有刘珍、韩说、魏文帝等。整体来看，“受诏作之”，以“臣闻”开头（现存魏以前的连珠，无一例外的都以“臣闻”开头，似乎更能彰显连珠的早期风貌），都显示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也符合儒家一统下汉儒解经的一贯作风，“合于古诗劝兴之义”，即明确无误地昭示了这一特色。因此，曹道衡先生称“它是章表的一个旁枝”。这是一个精当、深刻的见解。这一时期的奏事类作品，如李斯《上秦王书》、贾山《至言》、邹阳《上书吴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刘向《上灾异封事》、匡衡《上政治得失疏》、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刘毅《论邓太后注纪书》等，都是以“臣闻”开头，就说明了连珠与章表的近缘关系。作为应用文的章表，两汉时颇受重视，这是现实的需要。由此带来连珠的繁兴是显而易见的。在“批龙鳞，逆圣听”的现实政治下，连珠“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武器。既然直言进谏，时有生命危险，且不易奏其效；那么，何不迂回、曲折，“主文而谲谏”（《诗大序》）呢？况且“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从“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角度看，这与连珠“合于古诗讽兴之义”都相当吻合——这足以说明了连珠与章表的近缘关系。
李兆洛《骈体文钞?序》称章表：“皆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至于诏令章奏，固亦无取俪词，而古人为之，未尝不沉详整精、茂美渊懿、训词深厚。”李充《翰林论》也说“表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所以，与章表相类，这一时期的留存的连珠文质朴、古拙，“每伤直达，不甚假喻”，这也正是那一时代章表风貌的折射，是汉文的特色。从这种意义上说，连珠称得上是“言志”之作。
《连珠》发展到西晋，陆机的作品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曹道衡先生就说“但论陆机的文章，恐怕要数《演连珠》最像成熟的骈文”。谭家健先生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的序言中也说：“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连珠发展到陆机，从说理透辟、技巧娴熟、譬喻精当等方面，都达到了成熟阶段。这一点，沈海燕先生从格式、句法、藻饰、内容、逻辑推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概述，无需赘论。不过，对陆机涉及的内容，却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陆机的《演连珠》中，有三点思想——即渴望明君、缘时而起、摈弃玄谈——值得提出来。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互为一体。从历史上看，三国鼎立，风云际会中，因“陆公”之力，“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陆逊、陆抗建立了陆氏在东吴不可替代的高门地位。为此，自负甚高或门第的优越感，让陆机一方面 “述父祖功业”，写下《辨亡论》、《祖德颂》、《述先赋》等文章；另一方面，蕴育振兴家族的责任感和强烈功名感。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烩，曰：‘人生当得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张翰的见机正在于对“时中国多难”局势的清醒认识。而“志匡世难”的陆机“负其才望”，不仅对顾荣、戴若思等人见机而退的劝说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而且“奋力危邦，竭心庸主”成了他一生的孜孜追求。因此，初唐史臣从政治，非仅从一介书生的角度立传，正可谓切中肯綮。东吴虽然中路倾覆，带来家国之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啻于一次良机，正可一展其才华、抱负，“志匡世难”，陆机属于政治，诚然他在高层政争的漩涡中并不能如履平地、游刃有余。因此，在《演连珠》中能一再看到陆机表达的政治理念，他不止一次地用“明君”（第1条）、条目的次序，按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的影印上海涵芬楼藏宋本《六臣注文选》本。 “明主”（第2、3条）、“主”（第4条）、“明哲之君”（第13条）等字眼，揭示对明君的期盼。陆机充分地以《连珠》为载体，表达了一己的政治理念。很明显，这与汉晋以来连珠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连珠的擅长所在。“长于说理境，其绵密精透，无他人能及”，“不过说香气犹存，琴音易绝而已，他却用此精整的句调，写出微妙的理解”。正因这些突出的成就，不仅《昭明文选》“连珠”一类的选文，只采录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一代评论家刘勰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也倍加赞誉：“杜笃、贾逵、刘珍、潘朂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