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春秋以来，书信已经大行，即“《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 “我国这一时期的书牍文，多用于列国士大夫之间的通问或交涉，具有公牍文的性质。”这种情况在汉代继续发展；但也显然，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所推崇的汉代书牍，即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东方朔《难公孙书》（已佚）、杨恽《报孙会宗书》及扬雄《答刘歆书》等四篇，准确地说，只是个人间的书信往返，与公文无涉；作为实用文体，受其推崇的，是“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的书函。这些书函，跟那些一味公文性质的书牍相比，显然要技高一筹，毕竟，刘勰是推崇文章的“气”、“骨”。对于曹魏时期，刘勰极力推崇阮瑀、孔融、应玚等人的书牍文；至于个人间的书信，如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吴质《答魏太子笺》等，就没作太多的论说。这可能是一方面鉴于曹魏时期书牍文蔚为繁盛，现在留存下来的三曹、七子的文章，大都可以归入此类。毕竟，战乱、纷争，三国鼎立，凭借智谋以经营天下，特别需书牍文以达其效。另一方面，曹魏时期的书牍文也确实有它的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把“书记”细分为谱、籍、薄、录、方、术、占、式、律、令、法等二十四种文体，虽被称为“艺文之末品”，但“书记”一体确实比较驳杂。而书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国家或某一政治团体的名义而写的书信，如王粲《为刘荆州与袁谭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及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等，再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言的“公府奏记，郡将奏笺”，都是这一类性质。一种是私人间的信函，即纯粹的亲朋往来。这种书信，汉代已出现，如被《文选》选为“书”体代表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杨恽《报孙会宗书》、李陵《答苏武书》等。东汉时又有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等。曹魏时如曹丕《与吴季重书》、《与钟大理书》、曹植《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书信，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李兆洛在选编《骈体文钞》时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把《为刘荆州与袁谭书》等列入“书”类，称为“指事述意”之作，而把《与吴季重书》列入“笺牍”类，称为“缘情托兴”之作。但李氏在性质区分上也未免失当，《为刘荆州与袁谭书》等显然是公文的性质，它倒与檄移较为相近，不仅是“指事述意”。为此，这里仅讨论纯属私人性质的信函，一定程度上，它更能让人看出时人行文的章法、格调。现以曹丕《与朝歌会吴质书》及吴质《重答魏太子笺》为例说明。曹丕有两次书信（有删节）：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另一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198）：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吴质，据《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魏略》、《世语》、《质别传》，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曹丕与吴质的私人交情相当深厚，这可从以下三点看出：一，“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曹丕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时二十五岁，可见吴质与曹丕的交游是比较早的。特别是曹丕世子地位岌岌可危之时，是吴质出一谋略，即“流涕可也”而转危为安。二，“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刘桢就是因平视甄后而惩罚输作，吴质却可“仰谛视之”，关系自是非同一般。三，文帝崩后，吴质曾作诗一首，“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固然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嫌，但却可窥见其真挚情感。这样，因关系的亲近而行文极为随意，甚至生活中的琐事，都一一道来，纯然流露一片真情；文风与章表、檄移明显有异，即多以散体行文，只是时有偶句，这也可看出曹丕的通脱。同样，西晋末年，陆云《与兄平原书》口语色彩更浓，几乎没有对句，甚至不避俗语，如“不知于诸赋者不罢少不”，“《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减”之类，都可看出这一时期亲近间的书信往来一般较为随意，没更多的雕饰和偶对。这恐怕最能见当日书信的真实情形。
比较之下，吴质的答书就较为谨慎、言语整饬。因是答书，这中间特别多对曹丕感慨的回应，如“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等。这些话，曹丕基本上都以散句写来，吴质都以较工整的对句来写；并且，吴文中还引用东方朔、枚皋、严助、吴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人的事作比较，更是曹丕书信中所没有的——这不能不说明吴质心中的典雅观念，即以偶对、隶事为高。吴质的另一篇文章《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也是这种情形，特别是《答东阿王书》更为典型的骈体，整个文章基本上全由对句组成。这当然是作为侍臣吴质的谨慎：在夺嫡的过程中，吴质是站在曹丕一边的，为避免嫌疑，下笔不免要仔细斟酌。同是曹丕，因为是索求钟繇的一块美玦，有所求；且假手于曹植，有横刀夺爱之嫌；所以说的特别客气，藻采缤纷，几乎全是骈偶：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晋之垂棘，鲁之玙璠，宋之结绿，楚之和璞，价越万金，贵重都城，有称畴昔，流声将来。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和璧入秦，相如抗节。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与钟大理书》）
这就看出，一，如要重视表达，就会多用对句、故实来增添文章的藻饰色彩；反之，如若关系亲密，语言就多用散句，不怎么注重辞采、藻饰。或者说，会随关系的亲疏而采用不同的行文方式。二，吴质作为侍臣，答书自当谨重，但其采用对句、故实的做法，也说明时人已把这种藻饰、辞采作为典雅的一种手段，并以此为重，上举曹丕《与钟大理书》就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这也正吻合曹丕“诗赋欲丽”的倾向。再如孔融《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就是鲁迅称“专喜和曹操捣乱”的一封书信。本来，曹操禁酒，意为在连年征战中保存难得的粮食，不失为一道正确的决策；但孔融却这样看待，没有酒，就不能祭祀上帝、祖先，樊哙不能奋其威，高祖不能斩掉白蛇，甚至说景帝如果不醉幸唐姬的话，就不能开出中兴之局。这显然是执一偏之辞，也有更多的调谑成分；但整篇文章却以端庄、整饬的言辞出之，颇为典雅，特别是对句颇多，如“天垂酒星之曜”、“尧非千锺”、“故郦生以高阳酒徒”等句，都较工稳。但也显然，如“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中“之力”、“一斛”，就不是偶对，只能称字句相同。
上面几篇书信，以及应璩《与满公琰书》、《与侍郎曹长思书》、《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与从弟君苗君胄书》，都被选入《文选》“书”类，也说明萧统对其文采的认可。
总之，这种骈俪化的倾向在不同的文体中又有区别：即往往由于文章性质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文体，且亦因关系的亲疏而采用不同的行文方式。比较一下基本上同属于自叙身世、志向的文章：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曹丕的《典论?自序》，曹植的《前录?自序》、《求自试表》，我们能发现，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是写给手下一些较高的官员看的，推心置腹，就不大讲求辞藻。但是，正式发布的文告，特别是给孙权等和他对立的人看的文章，曹操往往就让掌书记陈琳、阮瑀等人去写，如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文辞就比较华美，对句也比较多。另一方面，尽管曹植《洛神赋》音韵和谐、极尽华美之作，但曹丕的文章并不是都是这样。不过，曹丕的辞藻确实华丽起来了。至于曹植的《前录?自序》、《求自试表》，则能发现对句明显增多，文采更为焕发，并且意气之盛，无所掩饰。由此，再结合这一时期的章表，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书信，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王粲《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刘祯《答魏太子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吴质《答东阿王书》等看，骈俪化趋势最显著的是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文，如章表；其次是朋友间往来的书信。而书信的骈偶化，则恐怕与与二人的疏密关系及作者心理有关。越疏远，越要客气，文字也越讲究；至于家信则几乎同于口语。刘桢《答魏太子书》中对偶较多，排比工整，“辞旨巧妙”，这可能与刘桢尊崇的心理有关，而故意让文辞华美。吴质的《答东阿王书》，因吴质的政治立场，而措辞委婉，矜持中没更多的随意，对句就多一些；上举曹丕《与钟大理书》也能说明这一点。章表的情形，到西晋张华则更为华靡：“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即以曹植本人而论，其章表的骈俪化最为明显，书信的对句较少，但辞藻还较华美，论文如《贪恶鸟论》，就几乎全是散句了。这样，一如刘师培《论文杂记》中所言：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迁变者一也。
刘氏又说：
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至失本真。其变迁者三也。
$第四节 正始之音哀以思
这是一段少有的以血腥和杀戮著称的时期。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杀曹爽；嘉平三年（251），杀扬州刺史王凌、曹彪；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废魏主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杀镇东大将毋丘俭；甘露三年（258），司马昭杀征东大将诸葛诞；甘露五年（260），杀魏主曹髦，立曹奂；咸熙二年（265），司马昭废掉魏主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这样，前后历时十五、六年，交织着血腥和残酷，司马氏终于夺得了曹魏的天下。特别一提的是，对于胆敢反对者，司马氏一般都以“诛夷三族”来对待，毫不手软；史载“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可说是极其准确的概述。
这种血腥、酷烈和伎俩，对于魏明帝时代开始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实不啻于一场噩梦。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载，明帝太和元年（227），夏侯玄十九岁，傅嘏十九岁，阮籍十八岁，皇甫谧十三岁，贾充十一岁，傅玄十一岁，羊祜七岁，杜预六岁，嵇康四岁，钟会三岁，王弼二岁。他们有的感受到了建安那如火如荼、慷慨悲壮的时代大潮；但更多的，对他们而言，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凉，以及因此而激发的强烈抱负，似乎已成了一曲遥远的不可企及的遗响，在这个卑污、杀戮的时代，其苍凉、无奈的心绪油然可见。东汉末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最终招致党锢之祸，士人的爱国激情油然散灭在流放、监禁的暴雨之下。时隔四、五十年，魏晋之际，已渐渐远逝的建安时期悲壮和为国之志还没来得及留下更多的印迹，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卷袭到了滔滔洪流之中。忠节、正直，一时间被捶剥得体无完肤，几近荡然无存。魏晋禅代之际，唯一敢站起来宣称“大魏之纯臣”的也只是司马氏阵营中的人——司马孚；而且还只能以哭泣表达一丝无奈、无力的抗争。人的操守一旦被剥得一干二净时，剩下的怕也只能是肮脏和卑污。因此，当东晋明帝在渡江之初，听宰相王导 “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诛高贵乡公事”，明帝不得不羞愧满面，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这中间不得不提一下思想界的一个变迁，即从东汉末年的清议到曹魏时的清谈，再到后来的谈玄。本来，魏晋时的清谈与当日的时事紧密相连，但在西晋时已渐趋远离实际政治，而只是一种玄谈、一种标识。这中间转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这血淋淋的杀戮，士人一时间噤若寒蝉，不敢站起身来。其间敢“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最终也只能以一曲凄婉的《广陵散》永久地告别这血色的黄昏。也正是这样，在《思旧赋》的无限的哀思中，徘徊、游移再三，向秀最终还是走向了司马氏。面对文帝司马昭的责难，也只能以“巢（父）、许（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来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实中鲜活的生命似乎远比慷慨、悲壮更重要；是非、操守的界限早已在血色中变得模糊了，谁还会刻意持守、谴责呢？士人们会记住，司马氏是以孝来治天下，而不以忠来号令。
一时间，名士都沉溺于清谈，忘却淡漠世事。这种情形，在《世说新语》、《晋书》中有较多的记载。概括地说，这种“放荡恣情的风气，一直到晋惠帝时更为流行”； “（清谈）至东晋时代，则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实际上，清谈的蜕化、变异，在惠怀（290—313）时期已经开始，这时西晋乱亡的征兆已萌。这些都可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对清谈的批评。从之前的刘靖、董昭，到裴、傅玄，甚至到东晋时的葛洪、王羲之等，都对此有程度不同的批判。这些放荡恣情的行为，“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甚至让当时清谈内的名士——乐广也看不下去了：“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然而，这种温和的批评，或大声疾呼的斥责，其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也太稀少。大家依旧故我，全然没有注意到——甚至也根本不去注意——建立在松软泥土上的大厦已在摇摇欲坠，少数清醒者的呼声是无济于事的。王衍临死前的忏悔与省悟，“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也似乎太晚了些。
在清谈之风的盛行下，有两种文体值得重视：即注疏体和论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