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注疏体。这一时期，因玄谈的兴盛，“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注疏特别兴盛。如《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载，注《周易》者就有魏王肃、王弼、韩康伯、董遇、荀，吴太常姚信、虞翻、陆绩，晋黄颖、干宝、王廙、张璠等。各种专题论述，或辩论者有钟会《周易尽神论》、《周易无互体论》，栾肇《周易象论》，杨乂《周易卦序论》，邹湛《周易统略》，阮浑《周易论》、宋岱《周易论》、干宝《周易宗涂》、王氏《周易问难》、徐伯珍《周易问答》、顾夷《周易难王辅嗣义》等，可见为数众多。之所以注疏，与汉魏文的深奥、僻字，与时人的关注重心等都有关系。这一时期“老庄”的注疏，大多仍未褪尽对时政的关注，多在注疏中表达见解；但是，“王（弼）、何（晏）注经，其文体亦与汉人迥异”，“厥后郭向注《庄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穀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无复存矣。”这一时期注疏与汉人的区别，刘氏只是举例，并未明言具体差异。比较之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论梁时皇侃的《论语义疏》时说的：“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余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倒可挪过来用为对魏晋时老庄注疏的评价。本来，不论古文经学名物训诂，还是今文经学本经立义，都是用散体写成，这一时期玄谈的兴盛，也一定程度上积聚了一流的人才。为此，曹魏初年的骈俪文风随之渗入到注疏。现在所能见到的王弼、何晏的注疏，典型的即是王弼《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及何晏《论语集解》。整个来看这些注疏，确实与“汉人笺注”迥异：一、“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论老庄旨意，又与时政有一定的联系；二、这些注疏，确实在倾向于骈俪。如何晏《无名论》中“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一大段，几乎全由偶对组成；王弼《周易略例？明爻通变》中也多“近不必比，远不必乖。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等对句，体现了骈俪文风。但是，这些人的偶对实在比较宽泛，并不甚工稳，这样的例子较多，如“是故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逮”，除去虚词“是故”，可称为对偶，但显然不整齐、严密。这且不说，更主要的是句式颇为杂乱，由三字到九字不等，也不大用事典，多用语典。这都可看出骈俪初期的状态。
再看论说文。发言为说，立言为论，论说文可说是一种极古老、普通的文体，也一如刘勰所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论说热点。魏晋时期，名理、玄论盛行，“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这种情形下，清谈高议，互相辩难，论说文自是繁兴一时；也由此产生一些“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说文。这一时期，刘勰推崇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玄论》、王弼的《周易略例》、何晏《无名论》等，这是正始前的论说文；之后，是李康的《运命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揆之语义，这一时段的论说文，刘勰约略分为两类：“校练名理”与“始盛玄论”。显然，“始盛玄论”是王弼、何晏之辈煽起的一种社会思潮，渐趋发展而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果，即“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这一类的文章在当日应较多；但筛选之下，刘勰只重上面例举的文章。不过，刘勰以“校练名理”来概括傅嘏、王粲的论说，却未免不大准确；因为王粲《难钟荀太平论》、《儒吏论》、《安身论》、《务本论》等，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显然不仅是“校练名理”，以作谈资，而有其切实的现实内容，为一定的现实服务的如傅嘏所关注辨驳的就是当时选官的根本制度九品中正制。相比之下，《文选》卷五十二至五十三《论》，以及《骈体文钞》卷二十《论类》所选，要纯正得多，两家所选基本一致，即李康《运命论》、曹冏《六代论》、阮籍《达庄论》及嵇康《养生论》；但这种选法亦不能全面反映当日的实际。近代，刘师培把魏太和（227—232）到正始（240—248）年间的文章“约分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摠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这可说较准确地概述了这一时期论说文的整体风貌，即一为“阐发道家之绪”，一为“纵横家言”；而“阐发道家之绪”在上面的注疏体中已论，此处从略。下面专论一下“纵横家言”，这些文章，刘勰评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确实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论说文一些特异的色彩。这也是曹魏后期正始文学的一大特色。
《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粲才既高，辩论应机。”王粲的论说文大都针对时政而发，论证精密、严谨。如《难钟荀太平论》，就对儒家所推崇、甚至一味人为神话的天下大治的尧、舜、禹时代提出质疑：“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进而得出论点，“谓之无者，尽信书之谓也”。因此，尧、舜、禹时代的“大治”，只是后世史书的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整个论证逻辑严密，铿锵有力，即便在儒学衰退的魏初，这也不免是惊世骇俗之论；它也只能是汉末以来儒学失去主流地位下的产物。傅嘏最有名的是论才性之文。据《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条，能知其主张“才性同”，“四本论之文，今虽不存，但四人所立之同异合离之旨，则皆俱在。苟就论主之旨意，以考其人在当时政治上之行动，则孰是曹魏之党，孰是司马晋之党，无不一一明显。”这种对时政的密切关注也鲜明地体现在《难刘劭考课法论》中。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时人对九品官人制度颇有论议，即“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于是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欲使州郡以四科考士，然后察举，或辟公府，转以功次补郡守，或加赐封爵等。刘劭的主观意愿不错，但在九品官人的制度下，其实际效果却因人事、奔竞之风而大为扭曲、变形。《难刘劭考课法论》中，傅嘏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即品状、薄伐有矛盾，“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既然不能得才，就显然不宜推行此法。整个看，曹魏初期，王粲、傅嘏立论，大多是针对现实政治，不尚虚谈；由此综核名实，文风凌厉，确实近“名、法家言”。这种对时政的关注，在王弼、何晏、夏侯玄身上，虽略有淡化，但还是比较显著，如何晏的《白起论》、《冀州论》，虽是“论古之文”，却也见出重视仁德、关心国家的影子；夏侯玄《时事议》也是论选举的，以现实为依据，而多贬词，对九品官人制度实施后的弊端提出了一己之见。由此，刘氏所论的“阐发道家之绪”，也并不那么确切，这些关注时政的论文显然非只为“道家之绪”，而有了更多的现实内涵。这些论说，整个看，句式是整齐了，对句也颇多；但是，可能是建安慷慨文风的余绪，行文谨严、畅达。至于阮籍、嵇康之论，就更是师心使气、锋颖毕出了。
曹冏《六代论》作于正始四年（243）。黄初七年（226），曹丕病卒，司马懿、曹真、陈群与曹休同受遗诏，辅佐曹睿。但是，太和五年（231）曹真病死，青龙四年（236）陈群卒；司马懿则因接替曹真对蜀汉的战争而声望日隆。这样，少帝年幼（即位时年仅七岁），曹爽又刚愎自用，自然无人能与司马懿抗衡。朝中这样，周遭的魏姓诸王，二十年来（从文帝算起）一直备受抑制、监管——这时的情形真是岌岌可危、“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作为皇室中的一员，曹冏不由得忧心忡忡：
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