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能做到的事，今人却很难做到。今天各行各业也有行业协会，每个协会都相当庞大，从中央机构到地方分支，机构健全，规则明细，而且据说运行良好，每个协会中人虽然不搞什么正经业务，但个个都吃得脑满肠肥，活得滋滋润润。但是，凡是这个行业陷于危机的时候，行业协会就销声匿迹了。以现在的三聚氰胺添加事件为例，我们的乳业协会，自始至终，连个影子都没有。对于这样一个足以危及整个行业，乃至造成行业毁灭性打击的事件，行业内人士，居然一直没有反应，真是咄咄怪事。其实，三鹿婴幼儿奶粉造成婴儿肾结石，早在8个月前就被发现了，而往奶里添加三聚氰胺，业内人士早就知道。由于我跟奶粉业早年有些关系，两年前，就影影绰绰地听业内人士说过，有人在奶里添加化学品，只是没记住加什么，而且由于食品生产添加东西，实在过于平常，因此没有在意。
我相信，这种添加，对于业内人士来讲，虽然未必清楚其危害，但大都不以为然，其中的明智者，未必就不知道这种造假作伪的行为所蕴含的隐患。但是，我们的行业内部，却没有像古代那样自我约束和自我清洁机制。各种所谓的行业协会，大抵是官办的机构，根本不是行业内各个从业者自治的组织，除了搞点儿乱七八糟的活动，借以敛钱之外，什么作用都不起。
如果我们现在的乳业协会是企业的自治组织，那么，很可能三聚氰胺添加事件，很早就会被在协会中被提出来，三聚氰胺的危害，经过协会的检验，就有可能被验证，经过协会的讨论，面对这种危及整个行业信誉的威胁，业内人士理应会有足够的理智，行业内部就可能形成决议，制止掺假，不执行者，被逐出行业。至少，在患病婴儿出现时，三鹿的危机攻关，不会完全照抄官府危机处理的版本，一味欺瞒，威吓，同时暗中操作，弄到今天这种完全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连企业的行业协会，都得官办？不相信企业基于市场的缘故，会有基本的理性，把大一点儿企业全都囊括在国有名目下，出了事，危机处理，地方政府就是企业，企业就是政府，败德企业的行为，直接危及到政府的信誉。其实，在现代社会，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社会的，社会机制没有充分的发育，什么事都由政府背着，政府是背不动的。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三鹿事件闹到今天，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道歉篇幅不大，不妨抄在下面： “（三鹿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的失误）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错误地认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就能够挽回影响，减少损失，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的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2008年10月1日新华网）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了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的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而人命关天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古老常识，似乎只有站到政治的高度上之后，才可以被意识到，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那么多患儿住院，甚至患儿死亡，似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有几分老实。的确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全国500强的企业， “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道歉，都实在是太有才了。建议各级政府的秘书，应该把它拷贝下来，作为范文存档，以后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就行，保险能过关。这种道歉，说白了，基本上不是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这份来自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这么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对成千上万的受害儿童和家长，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
台湾的陈水扁终于被关押了，这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戏剧性的是，特检组提请声押之后，到了法院的陈水扁，居然声称遭到了法警的殴打。幸亏连夜到台大医院检查，发现没有什么伤，只是戴手铐的手，肌肉有一点儿非常轻微的拉伤，这对于每个戴手铐的人来说，都是免不了的。试想，在台湾蓝绿斗争如此激烈，绿营动辄把陈案视为政治迫害的气氛下，特侦组办案小心翼翼，就算台湾的法警都是法盲，完全不守法，临到声押的关头，有谁会节外生枝，敢于殴打一个世界都在关注的“前总统”？更何况，整个过程，民众和媒体全程监控，绿营民代到场，众目睽睽，就是有心为之，也没有机会呀。说实在的，陈水扁此举，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是，街头混混自己用砖拍破脑袋，然后诬告人家打了自己的行为。
这个陈水扁，已经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在自己女婿以权谋私被揭发，一审被判有罪，自己也深陷国务机要费案的时候，在百万人上街要求他下台的时候，居然能硬挺，就是不下台，不认错。这在世界民主政体中，找不出这样的人。不认错的人是有的，比如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给自己窃听的行为找借口，但自请下台是必须的。事实上，许多人所谓的过失仅仅是风传，就会辞职下台。更荒唐离谱的是，在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已经被证实，诸多贪污弊案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水扁居然有脸大刺刺地全台跑透透，到处宣称他如何遭到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将自己打扮成为了台独而牺牲的悲情英雄，甚至已经被瑞士银行扣押的七亿台币，也被说成是台独的建国基金。这样脸皮超厚的人，漫说民主政体里找不到，就是威权政体里也很难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贪腐的官员不少，但据我所知，还真找不出这样一个。事实上，陈水扁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人物，也不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客，甚至，连过去的黑道人物都比不上，一个帮会人士，也许会做很多不法的事，无耻的事，但做了之后，人家至少会认账，所以，现在的陈水扁，其人格水准，充其量，只是一个街头的混混。
这样一个混混，怎么会变成民进党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党历史上，声名最显赫，影响也最大的领袖？时至今日，陈水扁的贪腐已经尽人皆知，但民进党依然无法与此有效切割，足见此人对于民进党影响之深，是旁人无法想象的。
应该说，自党外时代开始，民进党人绝非一个不讲道德的群体。事实上，在威权压制下奋斗的人，即便是迫于形势，也得格外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非如此不能反抗压迫，凸显自己的诉求。民进党的几代领导人物群中，也不乏人格和道德都相当出色者。但是，吊诡的是，权力或者暴政的压迫，虽然人人痛恨，但其本身是有毒害性的。反抗暴政的人，不知不觉会有暴政的人格，反抗权力压迫者，也没准会喜欢以同样的方式压迫另外的人。对付压迫的时候，犀利、激烈、不宽容、对待别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样是受压迫的人，也同样不宽容、犀利、尖刻。道德成了批判甚至清算同辈的武器，而自己则高踞道德制高点上。鉴于同样的理由，凡是被压迫的群体，在反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认同那些特别能战斗之辈，只要这些人的战斗能给他们出气，能获得成效，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同辈的拥戴。战斗的热情，战斗的气氛，将这些人可能有的人格缺陷，统统遮蔽。不是这些人的人格缺陷没有展示出来，而是群体中的多数人，实际上被自己的悲情和激情弄瞎了眼睛。即使有个别明白人，也会认为斗争的大局需要，且暂利用，因而放松了警惕，待到这些人羽翼已成，势力壮大，党的大局，就变得更大，明白人就是再明白，也只好三缄其口，明白也不能说了。有的时候，对手黑，我们也要黑，对手无耻，我们需要流氓，反抗营垒中的领袖变质，每每在不知不觉中。所谓道德和清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早就变成了打人的棒子。
反过来，那些讲求操守之辈，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清高，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斗争不彻底性”，往往会被逐渐淘汰，退出党的舞台。民进党从林义雄、许信良、施明德到陈水扁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人”退出，党却变得更加有战斗性，因此，也就更有成效，甚至过早地迎来了在岛内执政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果，也部分地毒害了这个党，使之长久地陷在悲情和斗争性中难以自拔。即便在执政时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是家常便饭，执政时期的选举造势，也一样凄凄惨惨，悲情无限。失去政权，不在如何夺回选民上打主意，而是重回街头，斥诸暴力，好像台湾根本就没有民主化一样。正因为如此，陈水扁怎样也无法被切割，因为，在部分民进党人眼里．比较起来，现在的主席，斗争性要差了很多，出不了气。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据说，整整一天，这个山城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这样的事情，记得去年北京也发生过，突然有那么一天，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出租车了。这样的行动，出租车司机说，不是罢工，而是停驶。
罢工也好，停驶也罢，背后都有实在无法忍受的不得已。比如此番重庆的停驶，就有起价低，黑车竞争激烈，加油（气）难，罚款多等原因，但最大的不得已，来自出租车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居然变成了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个体业者除了极少数已经获得执照的漏网之鱼外，一律得不到准人证。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有意开出租车的司机，一次性收取几万元的押金（很多时候，这些钱都足够买车了），然后每月收取租金（车份钱），现在的行情，每月的租金，高达5000到8000元不等。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只是，获得开办公司的执照很不容易，据说，非有相当背景不行。
显然，一辆车每月交这么多银子，做司机的非得拼命拉活儿才能办到，有的地方，出租车公司为了省事，把车统一包给若干二道贩子，因此开车的人还得被多剥一层皮，拼死拼活，即使运气好，最后也只能落下一两千元，运气差的，连车份都交不上，一个月下来，白干还倒贴。过去我们说地主狠，佃户须将收入的40%、50%乃至60%交给地主，每每令我们气愤不已，但是，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岂止60%，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这样的盘剥，怎么能让司机们心平气和？
但是，为什么非要让出租车司机忍受这样的盘剥呢？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说公司经营，方便管理，为了城市的安全和秩序，防止司机敲诈勒索顾客，只有统一经营。应该说，这种说词，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以北京为例，的确，凡是正规的出租车，宰客的少，更罕见谋财谋色的犯罪行为。不过，一个窟窿堵上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窟窿却出来了，凡是特许公司经营出租车行业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黑车泛滥。严厉打击一下，好一点儿，然后旧病复发，此次搞停驶的重庆，就是黑车泛滥的地方，年初我去重庆，两天打了四次车，倒有三次坐的是黑车。而黑车，即便在首都北京，也一样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不仅敲诈勒索常见，犯罪事件也屡屡发生。显然，出租车行业的特许制度，是催生黑车的温床，不信可以作个调查，如果有机会，十个黑车司机，八个都乐意合法经营的。
所以说，现在的特许经营，并不能保证用车人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反而有某种程度的反向刺激作用。其实，放弃特许制度，降低经营门槛，才是理顺出租车行业的不二法门。我们的有关部门，在21世纪的今天，理应学会用法律手段而非组织方式来管理这个理所应当的市场化的行业。如果实在觉得有特殊的安全需要，也可以采用帮助业者组织出租车协会的方式，辅助政府的管理，只需规定入行者必须加入一个协会即可办得到。这样的协会，既可以帮助业者争取利益，也可以协助有关部门管理一个个个体司机，从事教育，帮助他们自律。这样的协会，每个司机需要缴纳的费用，无论如何都多不了哪去。
这样的执法部门用相关法律加上出租车协会的方式，管不了这个行业吗？显然是可以的。唯一的疑问就是，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城市里出租车就会太多了，多到影响交通的地步。显然，这属于杞人之忧，跟其他市场化的行业一样，只要充分市场化，从业者都会达到一种平衡，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就像饭馆一样，开得多了，挣不到钱了，自然就会有人退出。
当然，我相信，这样简单的道理，有关部门一定知道，他们不乐意这样做，肯定另有原因。不过，因为这样拿不到台面上的原因，导致一方面黑车泛滥，治安恶化，一方面出租车司机罢工，秩序混乱，未免太不合算了吧？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