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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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异哉!晚清!(3)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