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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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异哉!晚清!(2)

但是,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浙江南部和东部山里的哥老会,多少年来,比起他们两广的同志,还要野,时不时地就掀起一场暴动,自己称王称帝。被打散了,头被拿了,潜伏些时日,然后再来。有了断文识字,而且见多识广的革命党人加入,让哥老会如虎添翼,胆子更大了。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惟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的一点不冤,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

镇南关:起义也可能仅仅是故事

这次起义,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1907年底的广西镇南关之役,是国民党史上十次反清起义中的一次。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第六次失败。这场起义,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会将它遗忘,但却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亲临现场的起义。后来有传说,孙中山亲临镇南关,还亲自操炮向清兵发炮,从此赢得“孙大炮”的美名。

不过,国民党人比较早的关于此次起义的记载,却没有提到孙中山开炮,只是说孙中山到了镇南关,在清军进攻的时候,同来的法国退役军官,发了一炮,毙敌六十余人云云。一位据说是参加起义的人(梁烈亚)回忆说,是孙中山命令炮手发炮回击,法国人也跟着加发一炮,也没说打死多少清兵。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是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显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这一炮,孙中山到底开了没有,另当别论,但肯定不会因为开了这一炮,获得“大炮”的称号。但这次起义,却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国民党人邹鲁的记载中,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由于孙中山事先任命的起义军首领王和顺,没有能纠集起人来,不得不临时改任黄明堂主其事,而黄则带领百余义勇乡团,从悬崖上爬上镇南关炮台,守军狼狈逃窜,于是占领三座炮台,缴获多门大炮。然后孙中山带着黄兴、胡汉民以及日本人和法国人来了,“大行犒赏”。然后清兵大集,开始反击。在起义军发炮回击之后,清军的统帅陆荣廷,还托人带了一封语气极其恭顺的请降书来,但不知怎么,孙中山并没有答允,反而先行一步,从越南境内撤走。这边陆荣廷就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跟清军血战七昼夜,打死打伤清兵数百,最后安全撤走。整个过程,起义军仅仅死了二人。后来梁烈亚的回忆,孙中山的到来,犒赏不见了,变成了领袖对起义军的精神讲话,跟义军士兵联欢,然后义军大受鼓舞。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到炮台下面,深入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但在梁的回忆里,起义军变成了五百多人。在邹鲁笔下仅仅借了武器给义军的清军将领梁亚珠(疤拉梁),在梁的回忆里,都参加了起义。

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对于起义军怎样夺取的炮台,没有记载。只是说大股匪徒来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甚至称匪股有四千人。来自前线的指挥官陆荣廷的报告,对于战事,描绘得相当详尽,也是说血战七昼夜,毙敌无算,缴获枪支六七十枝,夺回了炮台。当然,差点要交部议处的广西巡抚张鸣歧,戴罪立功,也就没事了。陆荣廷则大受奖励,因此而升了官。

可是,在后来在广西新军服役新军高官何遂的回忆中,说到过广西边境。当时广西镇南关一带的炮台,都是19世纪80、90年代,由广西军事首脑苏元春修建的。到清末新政时,大炮早就锈得不能用了。边境几十里都没有人烟,荒凉的很。问当地官员关于镇南关起义的事,说是炮台被革命党人占了,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发现炮台上插了青天白日旗帜,才知道革命党人来了。然后龙济光(陆荣廷的上司),就调兵过来,用大炮轰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没了。龙州海关给上司的报告中,也说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自己撤走的,清军占领时大肆渲染。

据跟着孙中山上镇南关的胡汉民回忆,跟来的法国炮兵大尉发现,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是可用的。但是这些炮都是冲着越南方向的,发炮也打不了清兵,想改个方向,又没有工匠,就是有工匠,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孙中山亲手发炮的事,根本就没有可能,连法国人发炮,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