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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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异哉!晚清!(1)

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演的戏,演员不同,龙套也不一样。演好演坏,都不愁没有人看。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在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净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徐锡麟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

学堂的学生,比较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有所学校,是革命党人为了发动起义建的,所教的玩意,居然就是舞枪弄棒,上操打靶,而且这样的学校,居然能得到清朝官方的准许,在官绅鼻子底下存活了两年多,还是有点不寻常。1907年夏天,由于不满于同盟会把力量都投放到两广,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人,筹划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的核心基地,是一所学校,绍兴大通学堂。

绍兴大通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体操学校。当年所谓的体操,可不是今日单杠、双杠、跳马之类的玩意,而是兵操,立正稍息齐步走,再加上扛枪,举枪,射击打靶。说是军校吧,也不是,因为不是政府办的,政府又不允许民间办军校。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他们创办的时候,只说是培养国民兵,即民兵,或者预备兵的,等于是准军校。民间人士居然可以办准军校?当年还就是行。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而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太文弱了。改文弱为勇武,当然得官民一起努力。教兵操,当年绝对时髦。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章士钊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退学来投,蔡元培当即请他们教兵操,自己诺大年纪,跟学生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当时风气如此。所以,办这样一所“体操专科”学校,是可以得到浙江官方批准的。徐锡麟在上海花了大笔的银子,买了五十支九响后膛枪,和两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公开运到绍兴。学校里的人,也公开扛枪训练,上山打靶。至于徐锡麟自己,则每天枪不离手,每天射击。眼神不好,近视,但架不住天天练。最后据说枪法不错了,但后来刺杀恩铭,好像还是不够准头。每年开学毕业,徐锡麟都要请绍兴府、山阴县的官员前来,一起吃饭、照相,学生的毕业证,也要盖上府县的官印。所以,尽管这种成天操练打靶的学校,很为当地士绅不喜,但为了国家的尚武大计,他们还是得忍着。

后来,徐锡麟拖家带口还带着一群弟子去日本留学,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浙江是个出富人的地方,徐锡麟办学,有人出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除了买枪办学之外,还有剩余,徐锡麟就用来捐了一个道台。同时游说当道,觅个官做,施展才华。湖南巡抚俞廉三跟徐锡麟有点亲戚关系,着了他的道,认为他很有才,把他推荐到他的门生安徽巡抚恩铭那里做事,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深受恩铭的信任。就这样,光复会的这些干将们,就有了浙江、安徽两个基地,也好将来同时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