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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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护国之帅(2)

3月7日,“横滨丸”抵香港。香港巡捕立即登船严加搜查。所幸的是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宣言》、《广西讨袁檄文》及康有为致陆荣廷书密藏于一个小包中未被搜走,然后兵分两路,汤觉顿等5人由香港经梧州先期赴广西,并带去梁启超起草的一系列通电文件。

梁启超由黄溯初陪同,偷渡海防再去广西。

梁启超谓黄溯初:“我这一辈子,几时可不作偷渡客?”

黄溯初笑答:“弟跟着梁先生也算是偷渡一回了。”

载着这两个偷渡客的是一只运煤船“妙义山丸”号,满船都是煤,梁启超与黄溯初相对无言时,眼睛里却都要冒出火来。蔡锷在前线军情火急,陆荣廷枯坐而待,因为是偷渡,又急不得,越南的法国当局在接到袁世凯的通报后,正严密捉拿梁启超,实在无奈时梁启超便自言自语:“听天由命吧。”

黄溯初是乐天派,因为责任不一样,他自然没有梁启超的焦虑与沉重,“天亡袁世凯,才是天理。任公,咱们到海防喝椰汁去。”

渴!梁启超想着高高的椰子树。

1916年3月16日晚8时,梁启超在海防附近白龙湾登陆,17日清晨,梁启超义被送到帽溪山下的帽溪牧场。

白龙湾,水碧沙白,各种形状的石岛峙立海水间,怪石上有奇花开放,嶙峋中有异草生根,直到在帽溪牧场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梁启超仍然为白龙湾感叹:“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美景。”但,帽溪牧场的10天却也是梁启超一生之中最为艰辛的,被褥污秽,跳蚤横行,不敢躺下又不能不躺下,提心吊胆,昼夜难眠。如此景况,那就在一灯如豆下读书写字吧,又偏偏碰上烟吸尽、纸写尽、书读尽。在几十张信笺上写极小的字完成了《国民浅训》一文,然后在小屋里四处寻找自己扔下的烟屁股,再吸,味极佳,连烟屁股也吸尽了,终于茫然若失。

帽溪山下烈日如炙。主人曾一再告诫梁启超,出门时务必以一块黑布裹头,梁启超忽略了,被烈日灼脑,当时便得了当地一种可怕的热病,多亏当地人以草药救治,两天后退热,如再拖延一天,“亦无救矣!”

病中的梁启超恍恍惚惚,总是想着椰子树以及椰汁的清凉,呼唤爱女令娴的名字,也曾梦见夏穗卿,瘦瘦的夏穗卿对梁启超说:“任公,这地方连我都不敢涉足,你去干什么?”梁启超只是问夏穗卿要纸烟,大红门、强盗牌都行,夏穗卿却掏出来一壶绍兴“女儿红”……“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

1916年3月26日,广西陆荣廷的专使抵达海防,梁启超方始离开帽溪牧场,跋涉两天一夜,进镇南关。梁启超仰天长叹:“此乃国门也!”关上彩旗猎猎,兵士列队欢迎簇拥梁启超人关,离沪南下一个月风餐露宿、贫病交加、衣冠不整,梁启超此时此刻倍觉精神抖擞,山川、树木、太阳和风还有期待的目光,那都是中国啊!水深火热之中的当地百姓、士绅等待梁启超多日了,知道梁启超冒死南下,为之鼓舞,“悬旗燃爆,父老相携,迎送十里外”。抵达龙州时,“全城爆竹声,喧天沸地,父老儿童皆感极而泣”。“我怎能不爱国,怎能不护国?”梁启超在当地的演讲会上说。

黄溯初为梁启超感叹说:“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

万里奔波,或蛰伏、或偷渡、或昼夜兼程,只要稍得空闲,梁启超便握笔为文,云南、两广之独立,护国军重大决策的宣布等等,无不出自梁启超的手笔,除此之外,仍有回顾与指导反袁斗争的多种著作问世。

这一特殊的时期,使书生的梁启超、使多变的梁启超、使激情洋溢的梁启超得以沉淀自己,当命运把他推上护国战争首要人物的位置时,他不畏强权,:运筹自如,号令三军,游刃有余,显示了作为政治家梁启超从未有过的旷达、高远、成熟的风采。

香港至海防的“妙义山丸”上,梁启超写了《在军中敬告国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文人梁启超已经把自己置于“军中”了,行伍之一员了。蔡锷兵起之前,梁启超决策乎先;蔡锷兵起之后,梁启超遥执军政。可以想见,对于护国一役,梁启超是九死而无悔的。《在军中敬告国人》则恰恰是此种心迹的披露,表明了与袁世凯联手而后不得不“相见于疆场”的心路历程。他追记说:

当元二年之交,国论纷孥,启超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颇思

竭其驽骀,翼赞前大总统袁公,亟图建设,以为以袁公之才而居其位,我

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

梁启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迁就、退让,甚至一度被指为“帮凶”,但袁世凯愈走愈远,梁启超也终于看出了此一时期袁氏的真正面目:

处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然而梁启超之不同于其他痛恨袁世凯称帝的人,却是暂罢书生论道,纸上谈兵,发动并参与指挥了护国之役。

梁启超坦露心迹道:虽然“夙耽溺于平和之梦”,因而“几经踌躇审顾,惩前毖后,不得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

为什么“挥泪沥血”呢?梁启超毕生惧怕革命,不主张暴力,何况曾与袁世凯相知?决然奋起,谈何容易!而这非同寻常的时刻,却又与梁启超对自己的检讨密切不可分割:“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中间又尝以悲观弛惰,自荒匹夫之责,致国民活力,生一部分之损耗。今以国脉安危,迫于眉睫,不敢不沉痛忏恨,请献此身,以图自赎。微诚所贯,舍命不渝。功不敢承,罪不敢避。”

光明磊落的胸怀,在这些文字中历历可见。而“功不敢承,罪不敢避”这样的金石之言,无论岁月怎样流转,都不会淹没其真正的稀声大音的。

梁启超策动的广西独立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川前线,蔡锷统率的护国军重新发起攻击,重创张敬尧所部北洋军。从此,川、滇、黔、桂联成一气,北洋军已溃不成军,在这胜败立判的时刻,早已受梁启超影响的冯国璋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乡铭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

袁世凯看着冯国璋的电报,长叹一声,跌坐在沙发上:“大势已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取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护国战争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胜利。消息传来,蔡锷、李烈钧等护国军将领及前线将士无不雀跃,枪炮一阵阵对空鸣放,欢呼声响彻云天,谁愿意打仗?谁不希望安居乐业?与之对垒的北洋军的战士也从战壕里爬出来,把帽子把步枪抛向空中。

不再厮杀的时候,面对面一瞧不都是中国人吗?“袁皇帝下台了!我们不打仗了!”双方士卒都这样呼喊着,曾经流血,现在流泪。

相传,1916年的春天,云贵川十万大山中杜鹃开得火一样鲜红,那是IIiL染的土地,所有掩埋于黄土中的尸骨都在祷祝中国和平。

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宣告成立,这是梁启超关于护围战争的第二步计划,统一军政,组织临时政府,拥戴黎元洪为总统。

护国军都司令部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其时,广东都督龙济光虽已宣布独立,其部下大都拥护袁世凯,经常与护国军发生冲突。5月5日,梁启超亲赴广州,在观音山与龙济光商谈十多个小时。次日晚,龙济光设宴,梁启超走进宴会厅,只见龙的几十名部将佩枪端坐,这是鸿门宴无疑了。

酒过三巡,龙济光的部将胡令萱先是出言不逊继之破口大骂护国军,还不时手摸枪柄凶相毕露。

梁启超是有备而来的,半个多月前,为商讨两广独立善后事宜,各方代表在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举行联席会议时,龙济光的部将颜启汉突然开枪,当场击毙了梁启超的代表汤觉顿等多人,史称“海珠惨案”。

梁启超痛失好友,拍案而起手指龙济光道:“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枪匹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的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

梁启超一边说一边拍桌子,玻璃杯东倒两歪叮当乱响,浩然正气镇住了龙部悍将的凶焰。回到住所又是另一番景象,几百士兵团团包围,喧嚣叫骂,声言要杀梁启超。半夜里溜出广州城,同行者说:“羊城虎狼地也。”梁启超虽然吃惊不小,但成立军务院的想法已为龙济光接受,也算不虚此行。

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肇庆宣告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任抚军。

军务院成立后,发布了梁启超起草的一系列宣言。第一号宣言宣布:袁世凯“紊乱国宪,公然倡乱,自居皇帝”,应受弹劾裁判。因裁判机关不能行使职权,故由军政府督率大军,围捕该犯,待日后召集国会,实行判决。宣言尤其指出,袁世凯称帝后,其大总统资格已不复存在。

第二号宣言宣布:前大总统袁世凯犯罪缺位,照宪法应由副总统黎元洪补缺。

第三号宣言宣布:军务院直接隶属大总统,代行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

梁启超还起草了一系列布告致各国公使,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与此同时,军务院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对袁世凯进行北伐。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是实际上的军务院的首脑或核心,他的政治、外交的才干,使得军务院有理有利、生机勃勃、步步主动;在政治上,以《约法》为依据,否定了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军事上,统率西南,始终保持了对北洋军的压力;外交上则因为梁启超通晓国际各项惯例,再加上笔下有事实有条理之分析、综论,争取了一些国家对护国战争的理解,以至迟迟不承认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在撤销帝制后仍观望委蛇,这一切都使袁世凯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完了!

军务院的成立,使护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即这一功垂青史的运动,在梁启超的直接领导下,在军事的对抗取得初步胜利后,适时地转化成了根据《约法》的政治的较量,从而使中国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力量有了可以凭借的舞台,所谓挽狂澜于既倒,舍梁启超其谁?

梁启超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但梁启超投入护国战争的是他一生的政治资本、斗争经历,并且以不怕死的无所畏惧使南方将领无不心服。正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政治韬略,才使那些一方霸主的都督们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没有使这一战争成为攻城掠地的军阀之战。

“功莫大焉!梁任公!”时人纷纷感叹。

军政院成立之后南北对峙的焦点是:袁世凯是否下台?梁启超力主“国事至今日舍项城退外,更无弭兵之望”。对袁世凯自称不做洪宪皇帝退下来仍是大总统的说法,梁启超讥讽道:

“再醮之妇,更求归奉宗祧,不徒悖于大礼,且亦难以为情。”同时梁启超又推重段祺瑞、冯国璋,但前提是袁世凯必须下台,“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梁启超在致段祺瑞的电报中说。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直到最后一刻自知回生乏术之后,袁世凯长叹一声道:“总统应该就是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要回洹上养老了。”

袁世凯至死不说一个“死”字。

洹上风光,太行迤逦,这是袁世凯最后的眷恋吗?而在前一天,稍稍清醒时,他望着爱子袁克文:“你还做诗吗。?”袁克文满心悲怆无言以对,就是为了那首劝他父亲不要做皇帝的诗,他被软禁在中南海的。袁世凯回光反照,神情亢奋:“你念给我听听。”

袁克文:“父亲安心养病,那是儿子胡诌的,你不要再操心了。”

袁世凯:“念!”袁克文轻声念道: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听罢闭目,喃喃说:“好!写得好!”稍顿,还想张嘴说什么时,却又昏迷了。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的军事活动完全停止。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后中国又会怎么样呢?

梁启超是5月底得到其父不幸病逝的消息的,多少年漂泊流亡,近年又忙于军中护国,几与家人断绝音信,不能侍奉老父病榻之前,心中悲苦顿时成为两行热泪。

梁启超不假思索,辞去军务院本兼各职,闭门居丧,声称不忍复与闻国事。

袁世凯去世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先是一惊,实在出乎意料,这些日子从两广跑到上海反复动员冯国璋,为的就是逼袁退位,哪知道袁世凯生不退死退,一退到底了。

“死了?”梁启超环顾左右。

“死了!”梁启超的左右告诉他。

1916年6月7日,梁启超无法再闭门居丧了,政治,像海里的浪涛一样永远消失不掉的政治,或者推着你向前运动,或者把你沉没,有时使你直上巅峰,有时却又将你扔向谷底,若生若灭。若进若退,若高若低,若毁若成的政治冲浪,再一次把梁启超卷入其中了。

虽然,那不是刀枪相对的战争,可是就其复杂的程度而言。又岂是战场可比?南北对峙、派系纷争依然激烈,南方要求北洋军北撤,并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临时约法》;而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北京政府却坚持武装统一,主张恢复袁世凯的民国三年的约法,段祺瑞居国务卿的有利地位,得陇望蜀已经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了。北洋系的另一实力人物便是坐镇东南扼守长江之险的冯国璋,他拥兵自重,因为和梁启超的私谊,因而主张对护国军多作一点让步。

而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则比较倾向于南方的护国军,因为只要恢复《临时约法》,那么大总统的位置便非他莫属。

梁启超面对的是真正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但,从指导思想而言,梁启超主张尽早罢息干戈,南北统一,稳定全局,恢复国会,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

无论如何,护国之役是结束了。

你方唱罢他登场,社会大舞台不就是梨园小戏台的加宽放大吗?

作为护国战争的主帅、是次南北统一的力倡者,梁启超自然声誉日隆,并为黎元洪总统电邀进京,作总统府秘书长,称梁启超为“泰山北斗”、“模楷人伦”。梁启超婉辞了:“自审才器所宜。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