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下》第111条指出，有一种叫做“过”的“疑”。“疑”是怀疑、猜疑、猜想、想象、意见。“过”指过去已经如此。《经说下》解释说：“知与？以已为然也与？过也。”即对于现实事物，是有真切知识，还是单纯由于过去已经如此，就说现在也必然如此。“知”指真切确实的知识，没有疑问，与“疑”相对。“以已为然”指以过去必然地推论现在。“已”，是已经，即过去。“然”，指现在如此。
《经下》第134条说：“或过名也，说在实。”即名称、语词会过时，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变化。《经说下》解释说：“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知道事情性质或空间位置已经改变，仅仅因为过去曾经把这个地方叫南方或北方，现在就还说这个地方是南方或北方，这就是“过而以已为然”的谬误。即事情已经过去了，还以“过去曾经如此”为理由，必然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昔日处赵国，说“宋国在南方”，今日处楚国，仍说“宋国在南方”，其谬误同“刻舟求剑”者一样。
《经说上》第84条说：“必也者可勿疑。”即必然性的知识，不用怀疑。《经上》第151条说：“擢虑不疑，说在有无。”《经说下》解释说：“疑无谓也。”从事实中抽取必然性，可以不用怀疑，论证的理由在于必然性是否存在。怀疑必然性是无意义的。《贵义》载，墨子对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墨子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抽取“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必然性，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以人为本一群众智慧观
墨家认为，群众的智慧可以补充个人智慧的不足。《尚同》载，墨子说：“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能够使众人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众人口舌，帮助自己言谈；使众人心智，帮助自己思考；使众人手足，帮助自己动作。帮助视听的人多，则见闻远；帮助言谈的人多，则声音传播范围广；帮助思考的人多，则谋划效率高；帮助动作的人多，则办事成功快。墨子引古语说：“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强也。”墨子引《诗》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
爰咨度。”“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快跑，到处咨询访查。我的马是黑色毛片的青马，六条马缰绳丝一般光在路上快跑，到处探问谋划。亲士》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非一源之水也。干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水浅者速竭，硗垧者其地不育。”即江河不嫌弃小溪水注满自己，能滔滔巨流。江河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干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哪有合乎道理的话不听，只听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天地不是经常光明，大水不是永远清澈，大火不是长燃不熄。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包容万物。小溪干涸快，浅水枯竭快，坚硬土地不长庄稼。墨家看到集中群众智慧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二人力能动观
《非命》载，墨子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命靠人力，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墨子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世界和人民未变，桀纣当政天下乱，汤武变政天下治，可见国家安危治乱，是人力作用，不是命定的原因。这是求异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墨子由历史上著名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执有命”，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懒人所述，应该抛弃，代之以“强力而为”的人力论，才能使国家富强康乐。这是求同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雍也》载，孔子学生冉耕生病，孔子探问，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肯定人的疾病和死亡是命中注定。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哪个好学？”孔子回答：“颜回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则没有这种人，再没有听到好学的人。”颜回31岁死，孔子说他命短。
《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须忧愁无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自己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公孟》载，墨子跟儒者程繁辩论，墨子说，命定论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儒家“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命有定数)，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非儒》载，墨家对儒家的反驳词，说儒家“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天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即儒家坚持“有命”论，说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都由天命决定，不能改变。穷困和通达、受赏和遭罚、吉祥和灾祸，都由天命决定，人的智慧和力无所作为。官吏相信，会懈怠职守。平民相信，会荒废事业。吏不理政事会混乱，农业生产耽误会贫穷，贫穷是混乱政治的根本。儒家把“有命”说作为教化的道理，是毒害天下人。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由命预先安排好，非人力所能改变家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不浅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的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导致天下沦丧。墨家主张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达到理想目标。
墨子运用逻辑矛盾律，揭露儒家的矛盾。儒家宣扬命定论，人为贫富寿天，全在天命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同时又提倡学等于承认学习可以改变命运，这是自相矛盾。墨子说：“教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教人学习，又坚持命定论，就像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要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取下来一样荒谬。《小取》列举“不是而然”推论形式一例：且夭，非天也。寿且夭，寿天也。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即将要夭折不等于事实上夭折，采取措施让将夭折的人有寿，却等于将夭折的人事实上有寿。儒家宣扬有命论不等于事实上真有“命”这回事，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论，却等于“非命”(反对命定论)的论题成立。
《墨经》对人的疾病、死亡看作人力可以认识和有所作为的自然现象，把治病除掉病根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和可达到预期目的的例子，不承认命定论的因素。某人因受伤而生病，是“物之所以然”。我亲眼看见，是“所以知之”。我亲口告诉你知道这件事，是“所以使人知之”。男仆臧得不治之症死，女仆春染病，死而埋葬，我不能用手指指着说，却能用语言表达。
《非儒》载，墨家嘲讽儒家说：“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知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即双亲死，尸体陈放不入棺，为招魂爬屋顶，看水井，掘鼠洞，查器具，寻找死者，以为死者真在，是愚蠢至极。明知死者已不在人世，还一定寻找，真是虚伪至极。
墨家认为，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可以有计划运作，达到预期目的，如工匠认识方圆规律，可据以制作方圆之器。《经下》第152条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这是论述必然性和人力的关系，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一定如此的必然趋势面前，不妨碍人力做功，关键在于人力运作应该把握分寸，合乎法则。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控制事物的发展过程，使之对人的利益增至更大，害处减到最小。如使用桔槔、辘轳、车梯等简单机械，提高生产效率，筑堤堵漏，防止洪水泛滥。三人民价值观
《非命上》载，墨子三表法(立言三条标准)说，把言论运用于国家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观察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把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程度，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评价标准，是“出言谈，为文学”，建立言论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鲁问》载，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是看其是否对人民有利。《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实践功效的价值标准，是看其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把墨子的人民利益价值观，用定义方式理论化。
墨家有劳动人民本位的思想萌芽，把劳动者看作国家服务的对象、方向和目的。《尚贤》载，墨子说：“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人民得以“安生”。《辞过》、《非乐》载，墨子谴责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儒下》说：“贫且乱政之本。”《辞过》说：“民富国治。”人民贫富是决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非乐上》载，墨子说人类与禽兽区别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用力生产劳动才能生存，不用力生产劳动不能生存。
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后天习得的智者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把人民看作治理国家、选贤举能的才来源。墨子十大论题，第一是“尚贤”。《说文》：“贤，多也。”贤人是博学多才的智者。《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墨子论贤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品德高尚、能说会道、学识渊博。墨子提出的贤人标准，都是“可学而能”，通过学习能够达到。墨子主张打破旧有用人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不辩贫富、远迩、亲疏，贤者举”，“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民终贱，有能则举”。“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竟劝而尚德。”提倡远方郊外臣民，宫廷侍卫，城中民众，四境农民，都竞相做义事。农民、工匠和商人，都竞相勉励崇尚道德。墨子认为，从农工商下层人民中成长的“智慧者”，是“可学而能者”。“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仰仗先天因素，不是依靠“可学而能”的智慧，执掌政权，贻害无穷。墨子质问：“今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若不智，使其治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王公大入骨肉之亲一类人，凭借什么一定有智慧呢？如果让这些“不智慧者”治国家，就像“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即哑巴当外交官，聋子当乐队指挥，国家势必混乱。晋代惠帝、安帝是痴呆，惠帝不识人间烟火，说：“百姓饿死，怎么不吃肉粥？”这是“使不智慧者治国家”的恶果。
《管子·霸言》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务农》载，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和“以人为本”义同，传说是夏禹的训诫之词。本：根本、基础、根据。墨家效法夏禹，以“民惟邦本”、“以人为本”为智慧的理据。
墨家的群众智慧、人力能动和人民价值观，肯定人类智慧、能力的积极能动与评价作用，是人本论、能动论和实践论，与现代科学发展观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