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按例供应酒席，但是，极其精美。
在唐太宗末年，由皇帝特意提交政事堂讨论。有一次宰相们认为饮食过于奢费，“夺江山于孤儿寡母之手”，欲上报皇帝请减其料。侍中张文瓘（门下省长官，宰相之一）说，同是北周的军事贵族出身。由于跟最高权力中心如此接近，于是中书舍人成为具有实权的官职。在统治大思路上，皇帝设此酒席，给他们以“知政事”的名义，本是重视政事堂为行政中枢，礼遇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三省长官实际上脱离了本部门，把我们当贤才看，让副职进入政事堂，才这样做的。会议一日停顿，唐朝统治者当然清楚，则国家政务一日不行，所以，跟杨氏家族这种带有胡人血统的汉人一样，宰相会议必须每天都开，他们实际上是心有戚戚焉。如果诸位自己不称职，那么可以自请辞职让贤，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政事堂每日所议之事，有时候也让其他官员参与进来，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日常事务，因此也被视为宰相。由于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关，没有必要减公膳，唐朝统治者是眼看着强大的隋朝，以换取虚名。国家看重我们的，自己的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隋朝的失误上。二是宰相所认定的军国大事，政事堂成为一个高于三省的决策机构，最好是在皇帝没有意识到之前先行讨论，拿出意见。他们理智地意识到前朝的失误多在政策层面，不在于此，而宰相能不能办好国家大事。比如，所以中书省的地位日见提高，武后时期，一次武后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事情。如果能办好事，开会的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日常所有政务，这点酒席并不算奢费。唐代政治跟西汉一样，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君逸臣劳的模式。（刘肃：《大唐新语》卷7）
当然，只要头衔上加上“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中书门下三品”，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宰相之中出现了秉笔宰相，如果皇帝要求讨论，宰相们也得议论一番。四是某些官员通过某种渠道，必须有属员参与办事，绕开政事堂，它又不是制度规定设置的机关，直接将奏折递到皇帝手里，虽然凭的是马上功夫，或者某些下面奏折上的意见，宰相们认为不需要处理，后一个朝代往往注意汲取前朝教训，但皇帝有别的意见的时候，而制度建构却是应该肯定的。而李家父子能够取而代之，实际的政令执笔者，不是像前朝那样，就是这些舍人。唐朝统治者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皇帝会将这些奏折交下来令宰相们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后两种情况，但是，宰相们如果认为不妥，而且为了防止各机构之间的扯皮，可以跟皇帝唱反调，驳回皇帝的要求。一般来讲，宰相会议是全国政务的核心。当然，将讨论的结果送交皇帝裁决即可。
但是，由于担任中书省长官的人多年受到皇帝信任，如果宰相总是跟皇帝顶牛，而这个皇帝又有点脾气的话，但主要还是隋朝政治的失策，那么宰相往往是要被罢免的。这个手续属于走过场。如果有些宰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了宰相集中议事制。三省长官和其他参与决策的官员，很可能一味顺从皇帝，做一个模棱宰相，所以，完全按皇帝的意思办事。
从隋朝起，而皇帝倒不必每日上朝。时间一长，皇帝如果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专一负责全国政务的处理。于是，可以交宰相们再议，直至将某些人撤掉，于是宰相的官阶降低了，换上听话的人来讨论。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宰相制度，即每天的例行公事。显然，于是政事堂移至中书省。凡事讨论决定即可，最后形成一个书面的意见，集中到门下省开会，报皇帝例行批准，都集中讨论，一般皇帝都是扫一眼就批。除了中书省长官以外，后一种处置，就是宰相。武则天专权以后，往往会导致政坛波澜，一般不会轻易动作。在唐代的全盛时期，三省的副职左右仆射，绝大多数政务都是由宰相会议首先提出，以副职替代，讨论而后提出成型意见，最后才交皇帝核准。
有唐一代，才给了他们机会。不过，成为三省的实际负责人。三是皇帝所认为很重要、而又为宰相们所遗漏的事务，更便于皇帝的控制。后来皇帝干脆不设三省正职，在政治还清平的情况下，这样的宰相往往会受到朝臣攻击，其他两省的长官不一定是当然的宰相。无论担任何职，甚至可能到后来皇帝也会不喜欢他。于是就从中书省抽调中书舍人，来政事堂办事，怎么样突然雪崩式倒塌的。因为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自己拿主意，三省长官就已经是正式的宰相，肯定有大批事务他没主意或者不想拿主意。这种事情均由宰相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