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其官僚体系的基本架构，基本上跟晚唐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官的权力却大大缩水。朝廷庞大的文官队伍，实际上只是藩镇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镇的文官主要是书记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时也给军阀们出谋划策，类似于军师。所以，任过书记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朝以后就可以成为宰相了。而判官则负责民政和财政事务，实际上是税收事务的核计总管。前者的地位，类似于战争时期的谋略家，这固然是文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已经不是“大道”。而后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为，更是与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大道背离过远。在这里，传统道德教化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举措不见了，儒学的养成没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战时出主意的谋士，平时征集粮饷的刀笔吏。
唐朝覆灭以后，藩镇的文官逻辑原封不动地进入了五代。由于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温屠杀殆尽，余下的文人，整体素质下降。文官只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发挥着作用，一是为军人出谋划策，二是为军人筹集粮饷。从表面上看，五代时的文官似乎权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为这时，晚唐的宦官集团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灭亡，新起的军阀比起文人来，更看不起阉人，而且对晚唐宦官之祸也记忆犹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杀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权没有了，地位甚低。原来宦官的“专利”枢密使一职，也由土人担任，因此原来北司（宦官）与南司（宰相）的矛盾彻底消失了。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官，地位却比晚唐还要低得多，因为文官从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无论是宰相还是枢密使，最多不过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时候，连幕僚都谈不上。后汉时，皇帝亲卫军首领史弘肇当着宰相们的面，公开羞辱文官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毛锥（毛笔）干什么？主管财赋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无毛锥，财赋从哪里来？（《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在某些武夫眼里，文官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征粮征税的时候算账，而那些特别受宠也特别蛮横的武夫，则干脆连这一点也不认账。
朱温控制朝廷之后，一次诛杀朝士三十余人。其屡试不第的谋士李振说，此辈一向自称清流，应该将他们投到黄河里，变成浊流。于是这些人就被扔到了黄河里。一次朱温与众幕僚坐于大柳树之下，朱突然说，这个树的木头可以做车毂。于是很多人一起应道：的确适宜做车毂。朱温马上变了脸，厉声喝道：怪不得人说书生之辈喜欢顺口玩人，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的，车毂必须用夹榆木，怎么可用柳木！将左右凡是应声的数十人统统扑杀。
五代时期，作为文官的书记、判官和副使，命运往往十分悲惨。郑准为荆南镇书记，与镇将因言语不和而去职，被镇将派人杀掉。高行周为邺城节度使，副使张鹏与之一言不和，即为所杀。而高行硅的副使，不仅因多嘴（提意见）被杀，连自己的儿子也被株连。房知温为节度使，居然经常纵容自己的部下折辱文官。后晋张彦泽为彰义镇节度使，书记张式偶尔提了点意见，居然惹得他大怒，张弓射之，张式逃脱，张彦泽随即派人追杀，连皇帝都保不住张式，只能乖乖地交出张式任武人宰割，结果张式被张彦泽挖心决口，脔割而死。
可以说，连藩镇时文官做军师的功能到了这个时候也大大减退，武夫们根本不在乎文人给他们出的主意。这一时期的战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打得最拙的仗，就是硬碰硬的厮杀，谁的兵多、兵猛，谁能打谁赢。再就是战场上军人的倒戈，倒戈多的就打不过倒戈少的。五代时期的战争也是最野蛮的战争，攻城略地的军阀们，粮食没有了，往往拿老百姓的口粮当军粮吃。守城的吃掉城里的人口，撤退时也带着老百姓走，随走随吃。
在这个时期，上流社会已经彻底变质。长期战乱的结果，只有那些社会边缘人士、军棍、流氓、私盐贩子人等才最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这一时期从皇帝到武将，大多是此辈在做。原来下层甚至黑社会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原来上流社会的规矩和风习则被严重冲击。而这些规矩和风习，恰是官僚们政治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围，跟制度运作的规矩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时期皇帝和武将们根本没把官僚当回事。从前地位崇高、非进士高第的人不能染指的位置，居然可以随便予人，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喜欢唱戏，结果戏子不仅可以参与机密，而且可以封官拜爵、做州刺史，从前朝廷视为重宝的名器，如今被这些武夫们视之如敝屣。不仅如此，那些武夫们，对文官动辄呼来喝去，士大夫的脸面已经随着粗人们的叫骂声，斯文扫地了。另一方面，五代没有恢复科举，选官杂乱无章，升迁也杂乱无序，当官不是走伶人的门路，就是凭武人一时的好恶，使得文官体系的秩序彻底紊乱，文官也就不像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