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个多难的王朝。它建立之时，正好赶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新一轮兴起，先是契丹，然后是党项和女真，接下来是蒙古，一个比一个强大凶猛。而王朝接手的时候，偏偏落下政治地理上的病根——作为北方屏障的云燕十六州在契丹手里，抵御游牧骑兵的长城和高山都化为乌有，从一开始就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境地。西北方又被西夏和吐蕃堵住，断了输入良种马匹的路，这使得宋朝从此没有精良的骑兵。同时，建立王朝又正好摊上一个骄兵悍将跋扈的年代，打了天下之后，不仅要防止地方上军阀割据的重演，而且还要防范中央军的肘腋之变。
宋朝开国皇帝是不折不扣的军人（赵匡胤和赵匡义），与此前的汉、晋、隋、唐的开国之君相比，赵家兄弟的武夫色彩更加纯正。但是，他们（尤其是前者）却建立了一个格外强调文治的王朝，一个对文人极端重视的王朝和意识形态道德色彩极其浓烈的王朝，当然，也是一个武人被压得最扁、武装力量最弱的王朝。正因为他们是武人，对武人之弊体会就更深。
宋朝科举最盛，取士最多。虽然国家多灾多难，但开科取士却不耽误，只要皇帝没有被掠走，考场总是满满的。宋朝的士子，得官最易，官僚体制机构重叠，床上架床。机构内冗员密集，人浮于事，但薪俸却水涨船高。宋朝的文官，没有掉脑袋的危险，贪污腐化一般不是问题，只要不乱讲话、乱做事，就会“无灾无害到公卿”。即使乱讲了，也不要紧，大不了发到边远地方去做官就是了。对于道德的讲求，宋朝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虽然学理上开辟了一番新天地，但其中所蕴涵的道德束缚，却越来越令人窒息。
宋朝制度是一个过分精致而繁复的网络。这个网络，将从前所有的毛病几乎都消弭了，女主、外戚、宦官似乎都没有造成太多的麻烦，它有的是永远也裁不掉的冗兵与冗官，还有空前的低效率。
当然，政府效率的低下，在那个管理没有专业化的时代也有好处。国家崇本抑末的政策推行不了，结果是工商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尽管国家养的无用之官和无用之兵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也比唐朝多了七八倍，但由于农民参与“末业”的结果，社会经济空前发达，所以还勉强能支持得了。由于“大门槛”（士族）的消散，原来的依附农民与正常的编户齐民地位接近，农村中的富户，更乐意采用租佃的方式，将田地租给农民耕种，而腾出手来从事商业经营。农村社会所有的人，除了在财富占有和读书与否上面有差异，其他的差别则不明显。唐朝还残存的对农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到宋朝也取消了。一批农村人变成了市民，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手工业工场。包买商人垄断了市场，商品流通加快，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出现了。各种现实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发明，读书人的增多（包括市民中能读写的人），使得出版和印刷业成了一种产业，从而刺激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军事上日益严重的北方压力，也使得火药以及火药武器出山，用以弥补军事力量的虚弱。总之，这是一个商业和发明都空前活跃的时代。
显然，一个繁复而低效的政府，虽然给社会发展留下了某些空隙，但毕竟不能给社会进步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宋朝的政治制度非但没有随着社会前进，反而越发显示出相反的变化迹象。道德走向禁锢，而变法也明显地要强化政府的作用，让本来就腐败的政府机构具有无所不管的职能。变与不变的分野，从一开始就是到底是保持政府无用而不管的状态，还是变成无用而全管的状态之间的争论，到后来竟然沦为无聊的党争，此一时一派人上台，彼一时另一派得势。显然，一个无用而不管的政府应付不了社会的变局，但比无用而全管的政府还是要好一点。
两宋虽然是一个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过于繁复的朝代，也是一个制度与自己所在社会过于脱节的朝代，但是它为后世提供了不少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借鉴，是值得我们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