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伤元气的中原大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每年都遭遇一两场日本侵略的突发事件。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淞沪事变”；三月一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对于“淞沪事变”前的学生请愿运动及“淞沪事变”后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何澄在给她大女儿何怡贞的几封信中均有所表达，可窥其思想脉络及对内对外一些事件的基本看法。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怡女览：日前得来书甚慰。二月间拟为汝寄百元金洋。汝知节俭，手中有钱亦无浪费之虑也，余甚放心。惟身体须格外保养，万勿生病，至嘱。国事至糟，固日人有野心，亦由执政者太腐败有以招之。事至如此，尚无改悔，恐不免于亡国；亡国尚恐不能了，国非乱不可，奈何奈何！家中均平安，民（长子何泽民）、慧（二女儿何泽慧）等亦均知自爱，且明白事理，决不参加大言壮语的欺人虚伪的爱国运动。所谓卧薪尝胆者，非口头，乃真实的行为；非罢课，乃努力用功。他国人工作八小时，我们应十六小时。今日之青年，在开会时狂吼乱叫，散会后吃吹嫖赌。此等现象，真古今所无也，可叹可叹。谨此不尽。父手书。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怡女安阅：……上海战事虽烈，幸苏州尚安，全家镇静，除泽民不能入学，馀均上课矣。以人类而为兽性之争斗，以全国工商精华区域而牺牲为一片焦土，以余思之，乃沪上近年作恶之报应，非人力所能挽回也，欧战亦然。兹由上海银行汇美金百元，寄物不便，奈何！匆此，不尽欲言。父手书。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怡女览：来书均悉。苏州平安如常，不过信谣言者，为无意识逃难及多遇路劫，莫不悔恨。我曾劝亲友，皆不见信，今信我矣，惜已晚。上海距苏州如此之近，乃谓苏州被飞机投下六十馀炸弹。美国如此之远，传谓廿馀炸弹，足证美国尚比中国程度高。其实敌机仅在盘门外飞机厂（场）投下二个炸弹，对城内居民未丝毫扰害。美国谣言有十倍，中国谣言有三十倍。从此汝可知折扣听谣言为要。沪事不日可了。我拟四月末到北平，兼可避暑。家中平安，勿念。款收到否？望即告我。父手谕。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
怡女阅：汝三月卅一日信今日始收到。苏州至今平安。不但中国，即美国亦是有谣言，不过比中国小些。例如，苏州日飞机不过在城外飞机场掷下炸弹三四枚，上海则传说苏城被炸弹七八十之多。就此论之，中国谣言过事实卅倍，美国谣言则亦有十倍也。汝不必悬念家中事。我总比汝少年人有经验智识，我所逆料之事不少错误也。即如此回苏城因惑于谣言，纷纷自扰，我苦劝大家镇定。信我者，皆获无恙；不信我者，多寻苦吃。处此世界，第一要有理智，无理智则与禽兽无异，研究科学亦是增进理智之道。古人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今之人事事粗心，不求甚解，所以动辄得咎也。中国刻下内部仍是纷乱，故对外甚难。且党派亦是为私，不是为公，故争夺不顾一切。即如东三省事，如早交涉，何至到今日地步。上海事亦然。固是日人有野心，然宜小心避免，使其无法藉口，乃处处生事。即如上海其初亦是中国兵先开枪，不过不便承认耳。昨日又报炸弹将日本公使、大将炸伤，原因为和议定今日签字，反对政府者惟恐事了也。以国家供党争，此等人尚有心肝耶！可叹可叹！此谕，父手书。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
……中国时局日趋危险，固由于有外患，亦实是自己不好。当此日本占领土地侵略权利之时，而各省犹依然内争不已。各派只知自私自利，真在国际上丢脸。余此回之决心令明（长子何泽明）至日本者，固因学费省，求实学易，亦欲使其至彼国，看看人家国民是何等模样？我们空谈乱叫能否过此国难？日人月月有人到我国调查，我们亦应回看回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此谕，父手书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怡女览：余北游两月，昨始回苏。读汝来书，知在学，甚慰。中国南北扰扰多无理智，证明中国人无统治国家能力，徒有乱国本领。蒋已下野，政府已改组，惟腐败荒谬有增无减，对于日本之侵略毫无办法。以余推测，中国将来不共产则必共管也。各地学生不知努力求学，徒凭一时血气，或希图小利，甘为党政利用，罢课请愿，藉爱国之名行捣乱之实，致废学流血，年费数百元学资，父兄所望子弟求学长进者，乃得其反。不仅目前使人扫兴失望，即国家将来亦受其害。大局如此，现象如此，中国不亡何待？总而言之，国民有理智，方能算是现时代的国民，汝宜注意。家中均好，不必远念。兹此不尽。父手书。
对于国民党因派系之争而屡受外侮的愤慨，可从何澄二女儿、时在苏州振华女学校高三读书的何泽慧给在美国蒙脱霍育克学院攻读化学的大姊何怡贞的一封信中可见一端：
大姊：……现在国内的情形糟不可言，外侮日紧，内政还没有人支持，日本（陆战队）兵已经到了上海，一切的情形都在危紧的当口。我也不用细说，你在报上大约也看见了。今日的情形，我现在告诉你。你收到信后，事实已经千变万化了，或许我们已变了亡国之奴，或许真在和日本人战，一切的事实，都一定改变得不得了了。现在我报告你一件中国可耻的事——我们中国本来是由蒋介石主政，最近广东方面不满意南京政府，要蒋下野，结果蒋下野回乡，中央政府就由孙科出来做主席（按：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孙科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行政院院长，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辞职），但是孙科到底是一个饭桶，现在日本如此的日迫，他竟束手无策，要求辞职，将蒋介石等骗到南京后，他便一溜烟跑到上海去了。你看，中国的内政糟不糟？孙科抢到了位子，又不会干而逃，这种情形，给外人见了，把中国更看得一钱不值了。好，国事直夜讲不完，我也不高兴讲了，还是谈谈家事吧！
……泽慧（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刚刚进入一九三三年的第一天，坐落在天津至锦州铁路线上的山海关（亦称榆关）即被日军进攻。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议和大纲》，其中第八款规定：“为京师至海边畅通不使有虞，由诸国应分自主，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在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把守，以保京师至海边畅通不使有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台、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山海关即是按上述条约规定的由日本派兵驻守的华北十二个地点之一。条约限定，山海关的日本驻军应为三百人，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山海关的日军已增加到一千六百五十人。当时，驻守在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是张学良的部下何柱国指挥的第九旅，人数约九千人。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和十二月八日，因山海关日本驻军庇护日本和朝鲜的走私者和贩毒者，曾与何柱国部发生过两次激烈的冲突。当何柱国拒绝了日军的无理通牒后，日军便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向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何柱国部顽强抵抗了三天，终因三千名日军在八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的援助下，阵地已无防可守，不得不撤出战斗。即使这次抵抗失败了，但这种敢于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
山海关的陷落震动了全中国，因为它失陷是一个标志：丢掉山海关，就意味着日本可以通过这个关隘很容易地进犯整个华北平原。然而，此时的日本侵略军并没有直接进攻天津和北平，而是声称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从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无理地向从三个方向向热河发动了进攻。与山海关抗日不同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似乎都完全致力于的一场全力以赴的“热河保卫战”却是“一场大崩溃，比彻底投降更加可耻。”在“热河保卫战”中，最可耻的当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三月二日，他将战斗前线的二百四十辆汽车扣留，装运大批私财，弃承德而西逃。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整体颓势，一省主席卷私财而逃，让仅有一百二十八名日军在三月四日占领省城，人民群众和各个社会团体纷纷责问，中原大战的数百万军队到哪里去了？丢掉了东四省的这些东北军难道还要把华北送给日本人？不抵抗外族的侵略，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大政，集中优势兵力围剿共产党的红军？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动辄就以法统党争，另立一个偏于一隅的“国民政府”出来，现在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统一机构出来，让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不再危惧？
一九三三年的华北危机，民众的恐慌，学生的保命“逃考”，故宫往南方迁移文物等等紧张的气氛，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何泽慧给大姊何怡贞的另一封信中也有着具体的反映：
大姊：
在一分钟前收到你的信，一口气里读了几十遍，不忍释手！因为想起了这信是你一个月前写的，所以我非立刻举起笔来复你不兴。若是现在一搁，那非一个二个星期的懒下去，以至于我现在喉咙口的话都要化为清水咽到肚里去了。我们今天才正式上课，所以功课还没有到忙的地步，要写信，趁现在写写畅畅！
我要和你说的话太多了，要告诉你的事，要问你的事，要和你商量的事，我直在无从谈起。让我先将你问我的话，回答了再说。先谈国家大事，然后谈读书事，再后谈家事。
至于现在的国家大事，我们关在清华园的人们也不甚顾到，反正总不敢乐观！报纸上见不到准确的消息，传谈又多是谣言，所以我所知道（的）也许和你所知道的不相上下。总之，平津自从山海关失守以后，曾经扰乱过一次，这时候正是我们预备大考的时候，所以有十分之九的学生是提议停止大考，而快快从事后方工作。学校当局不允，结果学生总请假。学校没办法，只得允学生得于本学期开学时补考。如此一来，学生们便开始逃难工作了，有许多南边的人都回南了，其他的都逃到天津租界上去了。我是素来老虎不动身，所以他们逃，并没有影响我一些儿，因为学校是照常举行大考，所以我一切功课都于年内考掉了。那时候，我们考的人，一共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一二，有趣不有趣？本来六七十人的班子，只有我三五个人去试，倒也别有风味。其实平津安宁得很，日人的影子也没有一个，飞机也没有一架来侦察，枪声也没有听到一个回音，而名为大学生的，都已发足了中国人的老脾气，只会“逃”，可叹不可叹！
现在时局在似平静中间，学校照常开学了，跑回南的人也多坐了倒车回来，且忙且慌的都来考了。见了他们，煞是可怜！
其实时局是没有平静的日子，现在日人正积极的在攻热河，若是热河一失，平津才真真的危险呢！我们真倒霉，不知再能读几年？
现在有一件最使这里人不安的事，就是为了中央把故宫博物院的东西都装了箱搬到南边去。现在已经搬了有二三千箱了，听说还只是一小部分呢！这样一搬，这里的人心大惶了，以为真的日人将毁北平城，其实听外界说是有用意的，我关在清华园里也不知确悉。
你几时回国？我说你还是不回来的好，可以安安意意的读书，我们是只得随波逐流了，反正中国没有一寸地是可以叫人安心的。
……妹泽慧草（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十九岁的何泽慧能说出“中国没有一寸地是可以叫人安心的”，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而名为大学生的，都已发足了中国人的老脾气，只会‘逃’，可叹不可叹！”何泽慧的这句话，也是让人会心不已。而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状！
一九三三年春节后，何澄给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为己任的《国民外交杂志》主要执笔人刘盥训（笔名刘芙若），寄赠一信一诗。约在二三月间，刘盥训回信给何澄：
亚农先生左右：
拜读惠书及佳什，乐天之中仍郁忧世之意，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应如此。弟数日来有我招（？），欲（？）愁之叹，惜无妙笔达之，徒郁郁之耳。凤九、太蕤（王用宾）两兄处当代达盛意，或同来也。
专复。即颂大安刘盥训再拜六日允丞兄代好。
一九三三年第四期的《国民外交杂志》刊发出刘盥训和何澄诗作：
和何亚农年笺诗聊代颂祷新诗读罢始知年，落后何能再胜前。
纵惜残生不抵抗，依然烽火接遥天。
一九三三年三月，面对众多爱国人士的震怒和悲愤，社会舆论纷纷要求政府缉办汤玉麟，弹劾张学良，下令反攻，收复失地。蒋介石坐不住了，于三月九日乘坐专列抵达保定，邀张学良上车相见。蒋介石说：“接你电请辞职，知你诚意。现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你看谁先下去好？”张学良回答：“当然我先下去。”蒋介石说：“我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用你。一切善后，可按你的意见办，可与（宋）子文商量。”张学良辞出后，蒋介石即返石家庄。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议，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分任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为军长，继续抗日，并令中央第二和第二十五师开赴古北口，阻止日军前进。
三月十一日，张学良发表引咎辞职通电。同日，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内政部长黄绍竑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接管了华北的军事指挥权。
三月二十二日，胡適与翁文灏、丁文江一起乘火车到保定，下午五点见蒋介石，交谈了两个小时。对于此次丢失热河，蒋介石承认他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本估计日本若要攻下热河，至少需要六个师团的兵力，而这六个师团的兵力要在日本国内和台湾都须动员才能来的。蒋介石还说：“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胡適听完蒋介石的这番话，心里哀叹：“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胡適、翁文灏、丁文江他们又问蒋介石：“能不能抵抗？”蒋介石回答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胡適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要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胡適听后即明白“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胡適他们又问：“那么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蒋介石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之后，蒋介石向胡適他们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中国军队进行的长城抗战，尽管根本没有收复热河的目标，最终也没有守住长城各关口以阻止日军进入关内，但在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长城关口的浴血奋战，尤其是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战役的几次胜仗，还是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完全可以像当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淞沪抗战那样，使世界认识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从此还可以在国际上做人。
但精神上的振奋和脸面上的好看，并不能化解天津、北平即将失守的现实。一九三三年五月，华北的危机已达顶点：五月十四日，滦州陷落；五月十七日，唐山失守。在西线，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北平和天津挺进；五月十八日，位于古北口与北平中间的密云失守；五月二十日，日军离北平只有不到二十一公里，日军的侦察机也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从天津、北平的一般居民的眼中来看，长城抗战只进行了三个多月，中国军队就伤亡了三万多人，不断地退却，似乎也证实了火力远远不如装备着现代野炮和有空中力量支持的日军。另据黄绍竑回忆：“战争虽在长城各要口稳定了一时，但以我们劣势的装备，单凭官兵的勇敢牺牲精神，与那个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古老而颓废的万里长城，总经不起敌人飞机的轰炸和坦克军大炮的冲击。到了四月间，各路部队，都渐渐的败上来了。最初是冷口方面的敌人进占遵化，宋（哲元）军乃不得已而退守玉田、丰润以北之线。古北口方面的敌人，更逐步进占密云、怀柔，逼近顺义，离北平的地方，不过是四十里远近。这时候虽已调到山西军队的一部，由昌平方面出击，亦不发生很大的效果。后方又无军队可抽调，而且远水不救近火。北平空虚已极，人心恐慌万状。同时接得情况，已有人在平津酝酿类似伪组织的活动，并且还有一些不愿再向南方撤退的部队参与其事。形势恶化，已到极点。”
天津和北平的失守迫在眉睫，华北危机真正到来了！
还在“九·一八”事变时，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曾迭电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力言千万不能全力集注在国际联盟的身上，也不要对世界大战发生后再作总解决抱有幻想，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中日两国间直接交涉：“美国因海军力量未充实不敢战，英国因经济不景气不能战，法国持盈保泰不欲战，苏俄素喜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冲突更不肯战；抑中国国力不充，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均于中国不利，故必须争取和平建设之余裕时间。”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又侵热河，迫近北平。蒋作宾忧劳过甚，血压增高，自东京转往镰仓养病，适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亦在该地休养。蒋作宾详细说明中国近况，特别强调蒋介石总司令实为中心人物，日本不应再与地方军人来往，必须承认并尊重蒋总司令的中心领导，开诚相与，庶几可携手以实践孙中山之“大亚洲主义”，否则中日纠纷必将导致大战，结果对中日均大不利。近卫文麿对蒋作宾所言颇有同感，且将内容大要报告给有权决定首相人选、抑制军部势力的元老西园寺。也许正是蒋作宾的这次疗养，导致了蒋介石在长城抗战还在进行时，就本着“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原则，请出了深居在莫干山的黄郛赴北平襄助他与日军交涉停战。五月三日，此时已是蒋介石、汪精卫合流的南京国民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成立“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明令特派黄郛为委员长，委员有内政部长、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团参谋长黄绍竑，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国府委员王伯群，军委会北平分会秘书长王树翰，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恩克巴图（一九三四年任），北洋政府时期政要张志潭，王克敏，汤尔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刘哲，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鲁荡平，河北省政府委员张厉生。简派何其巩为秘书长，王树翰为政务主任，王克敏为财务主任。指定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二市为管辖范围輥輯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