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一个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抵抗正式转换为直接谈判，也代表了蒋介石“以时间换空间”的抗战思路的正在形成。通过这个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尽快达成一场军事停战协定；第二，把这个军事停战协定尽可能地方化，淡化他在谈判中的作用，免受公众的质疑和谴责。黄郛何尝不知道他充任的这个角色就是在替盟弟跳火坑，背骂名，也清楚“日本军阀的横蛮，得步进步不会有止境”，但他更愿意相信此次北上跳火坑、拆火巷，是为“我政府忍辱负任，争取时间，延缓战火之爆发，却有退无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战，政府早具决心，现在只争时间之迟早而已。抗战的炮火可以打开笼罩在忍辱谈判上的一片阴霾”。真若如此，“他亦可藉此引以自慰了”。輥輰訛五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明令发表，但黄郛并没有直接北上，而是返回上海，一方面组织他的日常工作班底，临时请了何杰才（其伟）为秘书，傅墨正（孟）办庶务，王大纲译电；一方面选择他的高级顾问人选。据日本驻北平公使馆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特命全权大使有吉朋因常驻上海，参事官矢野真又长期不在，故公使馆事务由中山详一代理）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一封电报透露，“黄郛仅率亲信十余人北上，又无武力后盾，可以信赖并能为之出谋划策者，只有何澄、ゴシシュ一、许卓然、刘石荪、袁良等五人。黄郛为了实现其政见，还须同以旧东北军系统的文武各团体为首的党部反亲日系统相对抗，其困难不难想象”。輥輱訛何澄既为黄郛的老朋友，政见也相当，被黄郛拉上当顾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比黄郛和何澄等先行出发到北平的另有两批人，沈亦云说：“似不重要而属必要。”“一是刺探敌情的人，凡办过对日交涉的人，都多方网罗；二是对内怀柔敷衍的人，凡与旧军阀政客有过交谊的人，均去代为先容”。輥輲訛因黄郛据驻日公使蒋作宾电报说：“第二第三伪国正在酝酿，昧大义者非正常百姓，而是军政失意大员。”所以黄郛以为“此辈能悬崖勒马，不但国家多存体面，事实亦比事后收拾要容易得多。”輥輳訛黄郛网罗并带到北平办停战交涉的人，据曾任张作霖秘书和日文翻译的陶尚铭回忆：“都是当时所谓日本通，如殷同、袁良、李择一、刘石荪、殷汝耕等，与日本都有历史关系。殷同是日本军需学校出身，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陆军部科长。袁良在日俄战争时曾在日本鸭绿江军川村大将部下，充任陆军少尉翻译，改姓清水。李择一经手买过日本军舰，与日本海军方面颇为熟悉。黄郛未到华北前与日本海军来往，都是通过李择一的关系。刘石荪是日本洋行买办。殷汝耕幼年就在日本读书，归国后与日本关系甚密，故郭松龄反奉时，请他办日本外交。輥輴訛何澄对黄郛网罗的这些人似乎也不大满意。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何澄从北平到上海赴日办理与日本政府的交涉事情，曾专诚找到沈亦云，告诉她黄郛身边人才太少，被人包围，要沈亦云速到北平，他自己愿在黄郛办公桌旁摆一桌子帮忙。沈亦云回答何澄，“人才太少是的确，老朋友关心他，为何不开张名单给他，让他延揽？”沈亦云又问何澄心目中的人才，何澄也没有说出一个，末了只说了一个他所认识办过庶务的人，该到北方去。沈亦云认为黄郛不会受人包围，想包围他也不会成功。但她也承认黄郛有一件认识很错误的事，就是“对某几个老人，以为是热心而不是热中，甚表敬意，后来都知不然，这亦是想象不到之事”。尽管沈亦云为黄郛辩解不会受人包围，但历史证明，黄郛此次北上之时网罗的这些所谓对日人才，没有考虑到人的气节，所以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包围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大部分成了投敌叛国者。
黄郛等一行在五月十七日到了北平以后，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行政院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的事，而是急急投入应对日军步步紧逼的危局之中。五月二十二日，各种情报显示，日方决定次日拂晓大举进攻平津，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两机关甚至准备移驻平汉线。黄郛甚忧“平津一失，中央政局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接济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努力”，輥輶訛带了李择一，电约日使馆代办、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陆军武官永津比佐重、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到一位私人朋友家中会谈。经过整夜讨论，终与日方达成停战谅解录。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发布号外，谓“中日军事行动，已决定停止，内容大概如下：一、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高丽营、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以南；二、中国派员至密云，会晤日军高级将领，声明停战，日军不再前进；三、日军派员至我军，协商上项停战办法；四、择北宁路一地点为停战签字场所”。輥輷訛从五月二十四日起，蒋介石、汪精卫与何应钦、黄绍竑、黄郛之间的往来电报十分频密：
北平居仁堂何部长、黄部长、黄委员长钧鉴：漾辰电悉。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且将来协议条款，必有种种难堪之苛求，甚至东北三省及热河字样亦必杂见其中，无异割让之承认，尤为可虑。顾停战协议，即非议和条约，最宜题界划清，极力避免，此则惟赖兄等慧心运用耳。日人狡猾成性，尝谈判进行之际，且恐波折层出，忽软忽硬，乍阴乍阳，极威迫诱惑之能事，尚盼趁时机，激励士气，重整军容，以备最后之牺牲为要。中正廻（廿四日）申机印。輦輮訛五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致电黄郛：
北平丰泽园黄委员长膺白兄：梗电敬悉。忍辱周旋，为国苦心，实深感佩。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至于协议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议，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故其内容及字句，必须加意审慎。鄙见所及，于昨复兄等漾电业已详述之，惟赖兄匠心独运，使之得当耳。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忽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中正有申（廿二、五、廿五）輦輯訛国民政府高层之所以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和军委会驻北平分会何应钦不断密电往来，实因黄郛、何应钦决定派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祖诒为停战全权员，约定二十五日早偕日本公使馆永津比佐重、藤原喜代间前往密云，与日军弘前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晤洽。这之后，双方会谈数次，至二十八日意见趋于接近。实际上，这种接近亦是日人碍于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北京议定书）的关系，于国际舆论不能不有所顾虑的结果。
五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中方正式代表熊斌（参谋本部厅长）、钱宗泽（铁道部次长）、徐祖诒（军分会高级参谋）、李择一、雷寿荣（军分会顾问）、张熙光（华北军第一军团参谋处长）等六人，尚有殷汝耕及以军分会参议名义参加会议的何澄等人乘专车驶离北平，于十一时抵达天津，下午一时开赴塘沽。会议地点，初洽借招商局或永利公司客厅，后变更在日军运输出张所举行。下午四时，会谈开始。日方正式代表有冈村宁次（关东军副参谋长）、喜多诚一（关东军步兵大佐）、远藤三郎（炮兵少佐）、藤本铁雄（步兵少佐）、河野悦次郎（师参谋）、冈本英一（骑兵大尉）、永津比佐重七人，参列员尚有大桥熊雄（中国驻屯军参谋步兵少佐）、藤原喜代间、中山详一、林出贤次郎（翻译）、伊藤章（副官、炮兵大尉）、紫浪幸惠（工兵大尉）等数人。会谈约进行了四十分钟即散，主要是约定明日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輦輰訛。
为了保证次日的正式会议日方不节外生枝，顺利签订停战协定，何澄特意与中山详一进行了一次密谈。何澄对中山详一说：“黄郛是否就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按：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六月十七日才正式组成成立），完全视日方态度而定。日方如在此次停战协定中提出苛刻方案，将难题强加与黄（郛），则黄将在日本与国内反对停战运动之间左右为难，届时，或将返回莫干山亦未可知。因此，当前切望日方能相信该人（黄郛）之诚意，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地进行谈判。”为了达到签订停战协议的目的，黄郛派人放风给日方，现在“反对停战者，北有冯玉祥，南有罗文干及广东派。关于冯玉祥，日前宋哲元、庞炳勋等旧西北军有与冯玉祥合作之迹象。但其后，又决定服从何应钦。冯（玉祥）等亦来平，其军队已正向平汉线撤退。只有与土匪无异的方振武军与冯合作，正在蠢动，但于时局无任何影响。此外，罗文干频频致电黄郛，反对协定。为此，黄郛有意将来罢免罗文干（按：罗文干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离调，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兼署），由对日本有所理解的汪荣宝（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曾任驻日公使，一九三三年六月病逝）取而代之，负责日中交涉。作为黄郛本人则预定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立即就任，接过何应钦手中的军队，着手整顿军队，停止党部活动等。同时同日方就日中间之问题达成协议，责成外交部长正式签署”輦輱訛。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中日双方代表仍在塘沽原地举行正式会议。由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条文，交由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依次传观后，“中方要求暂行休息，退入别室，对协定条文，详细研究，于措词字句，斟酌后添注修改意见。于十时四十分更入会议厅与日方会议，日方对我方意见，酌量接受，未生争执。十一时十分，缮就正本，中日文各二份，由双方首席代表熊斌、冈村宁次分别签字毕，共举祝杯，完成外交仪式。”輦輲訛这个停战协定，因在塘沽举行签订，后被称为《塘沽协定》。这个停战协定签订后，尽管激起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其后的中日关系也仍旧是凶险不断，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中日双方并未发生直接或重大的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在这个局部的华北停战协议之下，华北又苟安了四年；更可以说，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所期望达到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目的。对于中方与日方签订华北局部停战协议，胡適在五月二十九日有《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这篇政论有着不同于当时舆论的另外一种声音：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时期，不能不平心静气的考虑我们的局势，然后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
……现在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了……在这个局势下，我们不能不承认两点：
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此时无法解决。
第二、华北的危机目前必须应付。
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我个人是赞成这第二个主张的……我所以主张华北停战，有几层理由：
第一、我认为这是为国家减轻损失。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
在这一期的本刊（按：《独立评论》五二、五三合刊）里有徐旭生先生从西安来的信，其中有一段是反对华北任何停战的协议或默契的……旭生先生这段话的议论，我不大能领会。我看不出上海停战和华北停战有多大的不同。如有不同，只是华北的停战比上海停战更为迫切，更为需要……华北停战的目的，至少应该做到（一）使敌人退出已占据的河北各县；（二）使他们不能再在华北“得着我们什么”；（三）使国家人民在土地与生命财产上不致受更“巨大的损失”……这不是放弃我们对我们的东四省说话的馀地，这正是要我们对东四省说话的馀地。
第二、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一）华北是中国的重要富源，是供给全国工业原料与动力的主要区域；（二）中国已成的铁路的绝大部分都在华北；（三）天津的关税收入在全国各口占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个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来，北方的文化所以还能维持着一个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个北京做个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在那里集中着不少学者才人，从那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文化的影响。近年政治中心虽已南迁，但北平在教育上的影响，一面远被西北，一面远被东北，实在是北方唯一的教育中心。而在北平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则不但影响全中国，并且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与承认。如果我们让北平沦陷于敌人之手，如果我们坐视这个文化学术中心的摧毁，那么，将来整个北方的文化事业，恐怕只有全盘让给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部来包办了！
这些话……不是说因为平、津与华北的重要就应该牺牲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而谋局部的幸存。我只是要说：华北是应该守而勿失的，如还有可以保全的方法，我们应该尽心力去保全他。如能保全华北而不至于签东北四省的卖身契，我们应该赞成这种办法。万一政府尽心尝试了这种保全华北的和平努力，而结果终不能不使平、津糜烂或华北沦亡，在那种形势之下，政府才算是尽了他的责任，他的失败或许可以得华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谅解。
第三、平、津与华北的保全在国际上的意义是避免战事的扩大而不可收拾。现在还有短见的人以为中、日冲突越扩大越好……他们妄想这样扩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或制裁。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现在欧、美各国都用全力去对付他们最切身的几个大问题（经济问题、军缩问题、欧洲和平问题），在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决不会有馀力来应付远东的问题……世界大战也许终究免不了，但现在决不是世界大战起来的时机。我们试看苏俄在北满受了日本多少威胁……还不能不避免对日作战，这不是应该可以使我们深省的教训吗？稍知英国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国决不会因她在华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险而出来向日本作战……英国如此，别国更不用说了。
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说日本可以横行无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但今日决非其时；今日即有世界大战起来，我们也决不能利用……我们可以断言，现时几个有实力的国家（国联内的英、法，国联外的美、俄）无不希望我们能做到对日问题有一个暂时的段落。上海的停战是一个段落，今日华北的停战又是一个段落。军事做到一个段落即是使敌人的暴力暂时无用武之地。暴力无用武之地，然后敌人国内的和平势力可以渐渐抬头，而国外的正义制裁也可以有从容施展的机会。战事延长，局势扩大，则军人的势力可以无限的伸张，国中舆论决不敢与军人背驰，而一切国际制裁也决不能发生丝毫的效力。
以上说我个人赞成保全华北的理由。
最后，我要说一句忠告此间军政当局的话。此次停战的谈判，有何不可告人？何必这样秘密？……所以我们要求当局随时将谈判的实际情形用负责的态度发表出来，使全国的人可以共同讨论。政治家在国家吃紧的关头虽然不必听高调的舆论的指使，但舆论到底是政府的后盾，舆论调子之高正可以使政治家还价而不致太吃亏辱国：这是负责的政治家所不可不知的輦輳訛。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晚，何澄从上海赴日本办中日交涉。中午，由苏州到上海，张大千在淘乐春为何澄饯行，同陪者还有书画界的好友宣古愚、宋小坡、谢玉岑、王秋湄等人。吴湖帆因腹疾初愈也前来赴宴，但没敢进食。八月四日，何澄所乘的海轮到达日本的九州门司港（位于下关对岸），寄信给三女儿何泽瑛：余今日抵达门司，途中风大，船行不速。幸余不怕风，仍照常吃饭，身体至适。在此少停即往神户，明日可到东京。至快十五六（日）回国，想到家汝已动身矣。望将余之行程告汝七伯父（何澄二哥何厚贻）及十二叔（何澄族弟何子京）、四哥（何澄侄儿何泽贶）等为幸。母要之照像镜，当为购之。匆匆此谕。父手书。八月四日。
余书房，汝好为整理之为要。
何澄赴日，他的长子何泽明特别高兴。这一年的四月，他由东京东亚日语预备学校顺利考入赫赫有名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父亲前来，他所爱好的摄影也派上了用场，留下了日人鸟谷君、井君陪同何澄游览日光寺的几帧珍贵照片。
何澄赴日之前，妻子王季山生病。王季山见了碍于家里的经济状况，想让何澄给她买一架相机但又按下没说。从日本回来时，何澄特意让何泽明为其母选购了一架很好的照相机。等何澄从日本回来，看到何澄送给她的竟然是自己最想要的礼物，一高兴，病体一下也好了。何泽慧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写给大姊何怡贞的信中还把何澄说给她的“精神一好，身体就强健了”这句话，发扬光大到了“世界上每一个人”：
大姊：
……父亲到日本去玩，你大概已经知道了。他给母亲买了一只很好的照相机，母亲开心得了不得。本来母亲是在生病，一见照相机，病就立刻好了，也没有用医用药，所以父亲来信说“精神一好，身体就强健了”，这话的确不错。我们因当如何使一家人的精神好！说得疯些，我们因当如何使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精神好！
……何澄跟随黄郛到北平后，主要负责办理对日交涉事务。用徐永昌輦輵訛的话说，何澄是“为黄膺白之跑日本者，对日情形极熟”。輦輶訛所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何澄并没有直接参与“战区接收”、“战区农赈”、地方行政人员和农村指导员培训，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原则下北平、沈阳间通车、通邮等事宜。由于“跑”日本，非要有突发事件或情况紧急时才跑，所以，何澄在北平期间，就成了“清客”，亦是各类人物和各方势力与之接近的消息通灵人士。由于地缘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何澄与山西方面的军政要人接触较为颇繁，也时时将综合各方消息最后做出自己判断的一些重要消息及时透露给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等人。当然，何澄既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高等顾问，与各方人士所谈也不全是日本问题，有时也会就国内突发的反蒋事件做一些应对工作。
何澄与徐永昌交笃甚深。一九三三年十月徐永昌来北平开会。二十八日，徐永昌在米市胡同请何澄前来吃饭；第二天下午，徐永昌在温寿泉家又晤何澄，听何澄讲了一通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等等；晚上在泰丰楼又请何澄、温寿泉、葛光庭等人吃饭，谈论时局輦輷訛。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借对日问题向蒋介石发难，发动“福建事变”，举兵反蒋。此事变非但未能获得国人的同情，却为民意所谴责。因为自“九·一八”、“华北事变”之后，人们愈来愈感觉到中国需要一个代表主权的政府和一个统一的局面，西南地方领袖和新军阀动不动便藉外交问题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让民众觉得日本又会多一诋毁中国缺乏国家观念和政府组织系统的口实，进一步向中国逼迫、索取更多的利益輧輮訛。
月底，何澄即到太原一游。何澄一来，徐永昌饮酒聚会也多起来了。十二月四日，脱离桂系的原二号人物黄绍竑宣慰内蒙古后到太原，与徐永昌晤谈良久。黄绍竑告诉徐永昌，他已写信给蒋介石，愿往新疆，而不愿往浙江主政。当晚，徐永昌又到陪同黄绍竑前来的宁夏财政厅厅长梁敬錞住处，何澄、南桂馨均在。谈起福建事变，何澄说，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得知，“福建不仅与俄通款，而与美之关系亦非常之大，谓美总领事十八日到福州，二十日闽就独立。日本为对俄、美准备万一起见，即拟先清楚中国，日前曾派要员晤黄膺白，问日本对俄、美准备战事，要不要将中国计划在内？虽云咄咄逼人，不过事实上亦无怪其然。此余所以在平时，会发表国人不要盼日、俄、美有战事也”。輧輯訛徐永昌十月赴北平时，临走曾与黄郛会晤，并说：“中国对近邻强日，万不能忽略其利害，一味倚靠欧美，然日之灭裂政策，其国家前途亦危险之极。蒋亲欧美，使你亲日，将来万一日如德败，蒋为你作证其为爱国非为己也。”何澄与对徐永昌说，你对“黄膺白寄语，君所期之蒋（介石）、黄（郛）互契不可得。默契只能就北平政会（按：“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简称）对日，在非常时有特殊应付权而已。日本近日教黄（郛）在华北谋自立自给，黄须担保日、俄、美等开战，中国须与日同情，而日助黄在华北安定”等等輧輰訛。何澄此次到晋一游，大约一周左右时间。他到哪里儿游，哪儿就热闹。甚至连平素不苟言笑、清慎勤俭的徐永昌都是“近约一星期饮酒聚会，多为南佩兰与王少娴之趣剧，亦因何亚农之来游”。輧輱訛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徐永昌得知黄郛得病住院，一早即往协和医院看望，刚好沈亦云也在。谈到南京国民政府问题，黄郛说：“于外交急迫时，什么权都给，只要情形稍好些，则又恐怕应付裕如。”徐永昌举上海地方法院应时充院长病时为例，说不是他夫人负责为之医治，才能脱险，“当局者爱国应如妇人爱其丈夫”。沈亦云接过话头说：“那是得一个太太，若两三个太太，开起会来未有不偾事者。”徐永昌从黄郛夫妇的谈话间听出，颇以国民政府不予其特权为憾。徐永昌早听何澄、南桂馨谈过黄郛欲调青岛市公安局局长余晋龢前来北平任公安局局长，厉行禁毒受阻；保荐殷同出任北宁铁路局局长也不顺当，而持不同意见的均是在军分会任委员的那批东北军将领，何应钦在这两个位置上的任免上，与黄郛的意见颇不一致，频频向蒋介石电告不妥，拟另换人，造成一场人事纠纷。黄郛又谈过去英公使等，不移使馆于南京，这是为了防日本窥窃华北。徐永昌又以何应钦和南桂馨所说的日军一直图谋侵占北平、天津的问题问询黄郛，黄郛以为情况不如何应钦所说的那么悲观，也不如南桂馨所说的那么乐观。輧輲訛从黄郛病房辞出后，徐永昌精神甚为消极，一方面他深知日本图谋华北之心不死，华北十之八九难保；另一方面，也知主军事的何应钦和主政务的黄郛两人之间，在对日政策，对华北内政方面到底如何进行才好及在该谁管的问题上分歧很大，而且两人手下亦分派，于是到蒋伯诚那里谈了很久。蒋伯诚极劝徐永昌勿消极，勿过悲观，劝说徐永昌能多维持一日，晋绥则多安一日……輧輳訛因没买到回太原的当天火车票，徐永昌当即约了何澄到丰泽园吃午饭。徐永昌跟何澄说了早上看望黄郛，并见到沈亦云，貌似程砚秋，若二十左右的样子。何澄告他：“黄夫人已四十二三矣，辛亥娶于沪上，女子北伐队总队长也，时年方富，与黄结不解缘。黄原配因与黄分居。黄原配病殁时，黄与其今夫人均哭灵之。”徐永昌听何澄说沈亦云已四十几岁，殊出人意料，大叹：“为余生平所未经见之悬殊事。”輧輴訛一九三三年八月上旬，何澄陪同一个日本人到河边去见阎锡山，八月十二日由平绥路返回。八月十三日，俞家骥輧輵訛、葛仲勋在北平新丰楼请徐永昌吃饭，何澄作陪。何澄带日人去河边见阎锡山干什么，谈了些什么？在席面上都没说。但何澄约徐永昌明天到他家——王大人胡同“真山园”吃饭，可能是专门和徐永昌谈论此行的輧輶訛。八月二十二日，徐永昌在新丰楼宴请温寿泉、何澄等人，何澄在席间谈“日本某军官于无意中流露俄真不可轻视。俄紧张之至，甚宣传日要如何俄，而俄共党基本已增至三百万人云云。亚农以为俄共无若斯之多，俄国紧张，而日尤紧张”。輧輷訛这一天，徐永昌次日补记的日记中说自己“饮酒颇多”。八月三十一日晚七时半，徐永昌又到何澄家吃晚饭。何澄对他说了黄郛自六月二十五日偕夫人沈亦云返回莫干山，回来还是不回来甚作难：“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郛）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介石）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且谓黄必体国家之无办法，以国家为重，该如何即如何，虽有为国家牺牲之处，亦不当顾惜，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
何澄又跟徐永昌说了这么一件事：“日方在平津之捧黄（郛）角色，现均调走，所易者皆轻视黄，且极仇视于孝侯（于学忠）。日前，何敬之（何应钦）宴今村司令，席间中日人士极其欢醉歌舞，今村指谓孝侯曰：‘孰谓两国不能联欢，君睹此如何者。’日现对我方要求，凡接壤‘满洲国’军队，不容有仇视日本者，意指奉军重在河北，此军事方面者。其经济方面则凡属华北之路矿棉三项，要求合作。”徐永昌问何澄：“日俄有事，日能许我中立么？”何澄说“有可能性。”徐永昌又问：“此三项既合作，即系参战，俄如何能认我为中立？”何澄回答：“此条件问题也，假如规定日俄决裂之日，即中日经济合作暂停之日，不亦可乎？总之，事在人为，如一味搪塞延宕，以求幸免，万不可也。过去事实俱在，不容吾人否认。”輨輮訛从“真山园”吃过晚饭告辞后，徐永昌同侯少白在清华园洗了一个澡，也许在泡澡时，细想着何澄对他所说的事吧。
侯少白（一八八五～一九七一），山西临汾人。不但与何澄关系极好，而且与何澄子女和在北平的亲戚也很熟悉，何家人可以亲昵地称侯少白为“侯三”，足见其亲密程度。侯少白曾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临汾起义。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北京政府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一九一六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为众议院议员；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任护法国会众议员议员；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为第二次恢复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在京津等地经商办贸易，但仍热衷于政事，与何澄、傅作义、徐永昌谈论政事颇多。
九月二日，徐永昌应蒋介石之邀准备赴庐山会议，何澄告诉他日驻沪领事馆武官在两天前发表了攻击黄郛的文字。徐永昌问何澄，这种攻击是“反正两种作用乎？”何澄告诉他，什么作用也不是，是真攻击黄郛輨輯訛。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开始，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开始了巡视西北、华北之旅，目的是推广和宣传“新生活运动”。抵达西安后，蒋介石不但发表鼓励“新生活运动”，还邀请外国传教士参加茶话会，蒋介石用中文、宋美龄用英文即席演说，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在兰州和宁夏，他们参观了毛纺厂，登上了兰州古城墙，视察了黄河大铁桥。在宁夏，他们参加了一家制币厂和一座煤矿，还看了一座由冯玉祥的军火库改装的大工厂和正在修建的通往西安的铁路。十一月六日，蒋介石夫妇乘坐平绥铁路局的专车离开北平，由平绥线西行，经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到达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在站台上，受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和党政军及各界代表五百馀人的热烈欢迎。十一月七日，先后接见了中央蒙藏学校包头分校和中央军校学生代表，以及萨拉齐县民生渠水利公会工程所的代表。与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晤谈很久。与各界代表谈话结束后，即由傅作义陪同赴抗战烈士陵园巡视，并与傅作义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合影。下午，蒋介石夫妇开始在归绥市内巡视，参观了新建不久的绥远毛织厂，对该厂颇为赞赏，不仅频频拍照，还允诺回南京后即派员来绥指导，并拨款资助；宋美龄也对这个新建毛织厂的组织情况和资本额数频频询问。游览完图召寺，蒋介石一行又驱车至新城参观绥远农林试验场。在那里，一一验看了为筹备绥远省第五届农产品比赛会而征集的各种农产品，大为赞赏。八日十时，蒋介石一行乘飞机离开绥远，前往太原，进行此次西北、华北巡视活动的最后之行。十一时半，蒋介石偕夫人到达机场，住宋哲元部冯治安在太原的公馆。中午，阎锡山在中和斋宴请蒋介石夫妇及随行人员。九日，蒋介石夫妇往河边看望阎锡山父亲。十日，山西各界开欢迎会。下午，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等一行在徐永昌的陪同下到达太谷，先到著名的铭贤学校参观，后到孔祥熙父母墓地凭吊，最后来到太谷城内上观巷的孔祥熙宅院。孔宅朴实无华，大小六个院落，东西有两个花园。晚饭后，在孔祥熙宅院，徐永昌与蒋介石交谈颇久。蒋介石对徐永昌打击吸食鸦片、贩卖毒品的行动给予大力支持。说：对毒料贩者，惩办要严，对吸食者亦不应宽，那些帮运料面者，不论铁路、邮局人员，只要有据，即处决……輨輰訛次日的早饭，孔祥熙安排的甚紊乱，徐永昌批评孔祥熙“真所谓忘其所以”。輨輱訛九时，蒋介石夫妇一行由太谷动身直接到太原机场乘机返回。蒋介石夫妇的此次西北、华北巡视活动宣告圆满结束。
十二月二十七日，徐永昌得何澄密函：“蒋之北游各省，其结果将如去岁宋子文游热河，日本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輨輲訛日本人果然又玩出花样，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前，何澄第二次由上海赴日办理有关方面交办的交涉事件。此次何澄赴日，真是无可奈何，又痛苦万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何澄岳母王谢长达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岁。由张一麐等人发起的“王谢长达先生追悼会”将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在振华女学校举行。不能参加这位女权主义者、教育家、亲自参与当年推翻清廷统治的江苏光复者的追悼会，何澄当有无限遗憾。但与日交涉事情又非常急迫，不容他有些许耽搁，权衡再三，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如期赴日。行前，他在王谢长达逝世前四十四日，王季山在“灌木楼”前为母亲所摄生前最后一帧照片上代妻题字：“逝世前四十四日之遗像——摄于灌木楼。女山谨记。”以示永久的纪念。
何澄赴日后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早八时，蔡元培由上海乘火车赶往苏州，到站后由吴派经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惠栋六世孙惠可洪招呼，前往振华女学校。在振华女学校，蔡元培会晤了俞庆棠、王佩诤和“小徐（王季同）世兄、季玉世妹”。因李根源寓所距振华甚近，由惠可洪偕访。中午，蔡元培回到振华，在今雨轩午餐，同坐有章太炎、张一麐、吴企云（吴县县长）、张元济、杨千里等人輨輳訛。下午二时，王谢长达追悼会正式举行，由蔡元培主持并发表演说：
今天鄙人是为追悼会来的，今天凡是到会的没一个不佩服王谢长达先生，想不到今天是开追悼会的日子。我们很希望先生多活下去，做我们的指导。
人既有生，谁无一死？但每人应计算生前作为，是否辜负一生。先生高寿八十六，大事告成甚多，虽去世亦无抱恨，然我们生存的人希望她再有多少年数好好办事，可是现在已是无法。现在如能使她的事业永远不死，如此，则先生亦未死。
先生一生事业最重要的，是对于男女平等权，最着力而最有成效……先生虽离开我们，然有季玉、季昭师妹继续努力，将来发展真是无限。如此，则先生仍旧未死，我们如能尽力帮忙，则不失追悼之本意輨輴訛。
这一时期，何澄南来北往，跑日本，走四方，十分忙碌。何泽慧在给大姊何怡贞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父亲大人是南北要人，一个月里南京北京要来回跑两趟呢！”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发表长篇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这篇文章被大量转载，它的官方色彩已是路人皆知，许多文武政要和中外民间人士都在琢磨这篇文章的真正含义。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与汪精卫进行了会晤。会晤之后就对记者说，中日关系正在绝对地得以改善。二十三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国会上报告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阐述了这样一种原则：“作为唯一的东亚和平大厦的基石，日本承担它的全部责任，我们的外交和国防就根源于这种地位及其巨大的责任。”针对中日关系改善的问题，广田表示，希望中国“能与日本常保善邻互助之关系，以贡献于东亚之平和及发达，不可不谓当然之使命……若中国而谅解帝国这真意，帝国殊愿不吝以充分好意的态度报答之。”輨輵訛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说，中日关系似乎正在改善輨輶訛。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了王宠惠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东京，就继续和平进行试探。王宠惠于二月九日到达日本，共进行了为其四周的访问。会见了广田、首相冈田及其他日本军事和外交领袖。王宠惠向广田说明了中国解决问题的条件。第一，中国和日本必须以互相尊重各自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平等为基础着手解决问题。第二，中国和日本应该追求相互友好的行为。例如，南京应该镇压反日运动，而东京则应该终止日本人对中国地方性独立运动的支持。中日争端应该用外交方法，而非恐吓或武力来解决。作为王宠惠与广田会谈的直接结果，蒋介石开始镇压中国国内反日活动。二月二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禁止所有报刊刊登反日或赞成抵抗的文章和广告輨輷訛。
中日双方外交关系的这种突然变化，与何澄赴日有什么关联，不得而知。二月二十二日，徐永昌看到“报载日之广田弘毅表示对蒋如何信仰等等”，似乎不太清楚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李鸿文转述给他何澄对此新闻一句话：“皆我政府所自鼓吹，日方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决无谅解可能。”徐永昌听到何澄对中日关系将会有一个改善的传语后，认为何澄太替日本张目：“国民党政府好坏另一问题，只是我中国吃得起，倒了此国民党政府，另组一其他政府耶。中国今天真是全民堕落，不争气，实非一党之过也。日本不愿与国民党政府谅解，愿与另一势力谅解，正如不愿与于孝侯（于学忠）谅解，盖日本甚利。我们天天倒政府，亦愿我们疆吏听他的话，这如何可者！”輩輮訛但事实证明，何澄所表示的，蒋介石放弃“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原则是错误的。
一月十九日，黄郛离北平南下，向蒋、汪报告华北政情后，即前往上海。也许走前，黄郛曾与何澄谈过，他无法干下去了。二月二十三日，何澄到太原。徐永昌仍相信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他对何澄说，“余以为日当局之宣传中日谅解，是已经得志，速求恢复常态，若其下也者之宣传不能谅解，一为震吓中国，一为他个人不想恢复常态（永远这样他才从中取利），独怪一部分中国人也愿意天天有事”。輩輯訛二月二十五日，徐永昌在开过一个会后会晤何澄。何澄对他说：“当以黄膺白北来与否，为对日外交有无办法之试验表。”又说：“观汪精卫关照广田之谈话，以及孙哲生（孙科）之再不能倚靠国联、倚靠欧美之谈话，可知政争者又皆含有争亲日之态度。王亮畴（王宠惠）之访日，即欧美派得意之阵容。然则以能谅解日即要倒汪，尚嫌不够，因蒋今日实需要汪也。”
果然如何澄所分析的那样，“当以黄膺白北来与否，为对日外交有无办法之试验表”——黄郛于二月十六日从上海返回莫干山后，就坚决拒绝返回北平。
五月三日，涉嫌汉奸的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被暗杀。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白逾桓、胡恩溥被暗杀，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侵扰遵化，均与中国政府有关，是排外举动，无理要求：“一、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五十一军于学军部；四撤销华北各级国民党党部；五、取缔蓝衣社輩輱訛；六、拿办暗杀白逾桓、胡恩溥的凶手。否则将取自卫行动。”輩輲訛日本在这一年制造的所谓“河北事件”以此为开始。
日本方面此举是想把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主要人员全都换成听他们话的人。为此，日本方面也看上了何澄。曾派人找何澄，以替换他们不满意的南京国民政府驻平机构的要员。但何澄拒绝了日本人请他出台的事！这之后，孔祥熙、宋子文也都派人来与何澄密见，要求给他们介绍与日本人见面。据何澄夫人王季山当年给何怡贞的一封信得知，有人想将蒋介石和汪精卫赶下台，换一班人上台。何澄没有给他们办这种事。到六七月间，就到南京专办国民政府有关方面交办的事了。
何澄不干这种受日本人指挥的台面人物，但有人倒跑得欢，如王克敏就跑到上海找黄郛，要求推荐他当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六月十六日，黄郛偕王克敏到南京，“与汪兆铭、何应钦共商河北问题”。輩輳訛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令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商震代天津市长。輩輴訛不到十天，南京国民政府又改令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輩輵訛。而驻华北军队方面，则推出来宋哲元。
很快，国民政府发现如此退让是没有出路的，毅然决然地于八月二十九日明令宣布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輩輶訛。
九月六日，前去长春等地的何澄回来后，就去看望来北平看病的徐永昌。他告诉徐永昌：“悉日方最近对华北仍有企图。”又谈，“据板垣云：中国方面勾结日武官的人太多，此固中国不利，然而日方之上级者亦时有捂不住下级者之危险。中国若无首领出而协日，遂致下级者有机可乘，此诚危道。”所以，何澄觉得国家危险不在外而在内。最后，何澄又对徐永昌说：“日对晋绥恐怕要由缓而急。日人多谓阎是红白皆有。黄膺白恶王叔鲁（王克敏），将其每月十万元之收入缴部，所以力主撤销政分会。”
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撤销后，何澄并没有追随黄郛再上莫干山。此后，他连续三次再赴日本，与日本有关方面交涉中日问题。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何澄赶到太原，系一两日即到日本东京，特地前来见阎锡山。晚上在贾景德家，徐永昌与何澄见面。何澄没说他此次赴日前来见阎锡山有什么事，只是说：“南京且有政潮，即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反对五通，拥胡（胡汉民）拉黄埔（军人）以清君侧（民国以来错在谋统一，用意虽好，惜如拿破仑之要统一欧洲，岂能得几？唐有藩镇，宋元其敝去之，然因以弱。最好是清制，考核权以外一切委之疆吏，疆吏负责而能发挥其能力。所以就国家说，有改革制度之必要。联省自治最好，但要如美国之联邦治——原文即有此括注）。所谓政潮即新国民党与黄埔军人合而拥胡（二陈系新国民党——原文即有此括注），此内事也。日本以此不许中国自强（以华治华即是——原文即有此括注），对蒋认为终有复仇性，所以决不能与之相安。日以对俄为目的，掣肘中国为手段；俄以赤化亚洲为目的，打倒日本为手段（因日有阻其赤化力量——原文即有此括注）。日不仅利用华北之汉奸，如萧某，本月一日陈立夫且往见矶谷（在怒蒋后——原文即有此括注），此外事也。整个对日国策，各省自治（即修改宪法——原文即有此括注），授权各省（釜底抽薪，不必待日挑唆各省自立——原文即有此括注），在日运用下是分裂的，在我们运用下是分治的。在晋绥言，一面是赤，一面是蒙（蒙即以华制华——原文即有此括注），赤须自了，蒙可利用外交，此犹侧面外交也，而尚须有对日之正面外交。日人矶谷、根本，为有才有誉之分子，合知颇有条理；次之，包悦卿代德王向日人要枪万支，日许以千（按：徐永昌在此记：亚农亲见之）。日人对我交涉，一定要华北，除外似很难挽回也。日军人多数系社会主义者。”輪輮訛这一晚，何澄、徐永昌在贾景德家谈到十二时方离去。一月十三日晚，徐永昌在正太饭店东楼请何澄、贾景德和山西省民政厅厅长孙奂仑等人作陪。七时许，孙奂仑等一二好友送何澄上车輪輯訛。二月二十三日，徐永昌接到侯少白转给他的一封何澄电报云：“日皇已敕其军人不得向中国迳提交涉问题，即努力使外交一元化，且令外交以蒋介石为对像云云。”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何澄由大连再赴日本，八月下旬返国輪輱訛。二十九日上午，在北平的徐永昌到“真山园”，南桂馨和温寿泉均在。何澄与徐永昌谈“日对绥察进行事项，系关东军司令负责，对冀系天津驻屯军司令负责（现驻津司令田代系稳健者——原文即有此括注）。又谈日政府刻下虽为稳健派得势，然其国家或对外不久的将来总要出件大事故。”輪輲訛九月十日，何澄又与徐永昌谈“宋明轩（宋哲元）新请到之高等顾问健川中将为日本急进派之中坚分子，真琦大将之副手，二二六事件之主要角色，第四师团长免职者。”又云：“日本内定方案华北最低限度要做到坎拿大，但是应付不好恐成第二满洲国。”輪輳訛九月二十三日晚，李润章在丰泽园请客，徐永昌、温寿泉、何澄、何克之等人又聚在一起。何澄说：“日人决不令国民会议圆满开成，尤其日方负责武官皆集南京，密电：不取此，其将欲有所甘心者。今日《大公报》登东京电，已向我提出要求数条，又（天）津日方亦向宋（哲元）要求：一、表明态度；二、平津不驻兵；三、尊重日顾问意见等。”饭后，何澄和温寿泉约徐永昌到美锦院稍坐。何澄对徐永昌又密言：“日对冀察绥要急进，谋达成其五省脱离中央之夙愿。”又说：“宋（哲元）如应付不好，日本拟以张自忠代之。为张向日奔走者为马彦冲，张至忙。潘毓桂（按：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后任伪天津市市长）又云，本月底二十五六日驻兵将在平汉路之涿州一带演习，至时必出事，君似宜早退。”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何澄、王季山夫妇同赴日本。何澄夫妇此次到日本之时，长子何泽明已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院冶金系，他为父母纪录下了在此次来日本一游时的多张照片，也为中日关系史留下了一些可供参照的线索。
一九三七年四月，何澄最后一次到日本疗养胜地热海，在一个即写即烧造的日式茶杯上题写了如下铭记：
余一月之内，三到热海，每觉浴罢温泉，身心俱泰。闲人幸福非富贵者所能梦见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春日。真山园主人记。
何澄夫妇回国后未及三个月，他所预判的“日人对我交涉，一定要华北，除外似很难挽回也”，果然应验。“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终于走到了坚决抗战的“最后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