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前七天，何澄和彭恭甫尚从苏州同到上海看望吴湖帆。其时，吴湖帆正为“上海文献展览会”陈列馆书画布展之事而忙碌。他们这些人在一起，也不会有其他什么事，不是谈收藏就是说展览。何澄是由上海到北平，还是另外去了什么地方，不详。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牯岭图书馆作了有名的一个演说，《若到最后关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所有的一切），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没有这种决心）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从这次（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我们）知道人家（指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地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的地点已经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成为沈阳。
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但是）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是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河北、察哈尔地区）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拘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指日本）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经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并且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求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何澄由济南回到上海，即到吴湖帆寓所讲述了北方的情况。彭恭甫本来要在上海租界内赁屋避难，一听何澄说“北方近日甚静”，彭恭甫以为这一“地方事件”的战事就此为止，又不想在上海租界租房了。然而，何澄所说“北方近日甚静”，实则静中不静。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对日军的侵略意图判断不明，犹豫不决。蒋介石曾言：“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宋对这处指“示态度不够明朗”，也没有按照“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的方针应对这起突发事变，反而“向中央表示：要抗战，没有钱，没有军火。中央拟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师等师协同作战，他拒绝了，并说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师是失败过的军队，他不欢迎；还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军如来，最好不要住民房……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日寇进据廊坊，并致牒宋氏要求二十九军撤退，宋氏这时才知道委曲求全也不能求全，乃下令抗战，但为时已晚。其时，平津已完全陷入日寇包围圈中。二十八日北平撤守，三十一日天津撤守。此北方两大名城遂告沦陷。”事后，陈诚对宋哲元颇为责难：“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如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适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抗战之势，成为一块死棋。”
八月九日，日本驻上海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驾驶汽车直接冲击我虹桥军用机场，并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警卫机场的我保安队开枪还击，前来挑衅的这两个日本军人当场毙命。据陈诚回忆，日寇在淞沪挑衅，原意是想要中国政府和军队知难而退及早屈服——认为侵犯上海，是击中要害，射人先射马的绝招，必可使中国早日就范。殊不知中国受日人多年的侵侮，早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日军刚在虹口挑衅，我们就将计就计，大规模抵抗起来。他们又错把我们长期抗战的序战当作背城借一的决战，于是集中兵力，不惜多次增援，以图一逞。至是，我们诱敌之计遂完全成功。可以这样说：淞沪会战是我们导演的战役，而敌人在我们导演之下，弄假成真，以为南京一破，凯旋可期，因之由北而南的侵扰，变成由东而西的仰攻，这便是沪战最大的成功所在。
八月十三日，日军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馀人向我保安队进攻，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的淞沪会战正式爆发。我军在战役一开始使用的即是中央军的精锐之师，整个战役投入兵力多达七十万人，日军使用的兵力亦达三十万人。此战役一打就是三个月，粉碎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念！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民众看到了政府抵抗外族侵略的决心，使那些质疑声顿时消除。这是人心。在统一方面，西北、西南在此之前，多少还保有一点割据的局面，淞沪会战即始，在军事统一的大前提下，全国政治统一的局面也开始真正形成。
一场战役，打的是场面，看的是情报。“淞沪会战”前后，日军的情报显然比我军来的得心应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与日本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据该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市区，只准在昆山以外。所以昆山以东，是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的，而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虹口一带屯驻军队。由于失位失防，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迹中国和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知道了。
抗战初期的上海市市长是财经专家俞鸿钧（一八九八～一九六〇，广东新会人）。有一天，俞鸿钧下令市政府情报处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里想到，当搬运人员前去转移时才发现所有档案早已失踪，代替档案的全是白纸。经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长王长春早已受日本特务的利诱，勾结了几个工作人员，干了这件为敌国“盗宗卷”的丑恶之事。本为上海市政府的情报处，由于王长春的叛国，实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为防止再次泄密，俞鸿钧把办公地点从被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部控制的区域搬到了法租界白赛仲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这处办公地，除了俞鸿钧所带十六名亲信和八个卫士，其他人是根本不知晓的。然而，俞鸿钧八月五日上午开始在这机密之地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不公开的油印新闻稿（亦称参考资料）。俞鸿钧一看到这个新闻稿，骇然吃惊：他搬到什么地方办公，带了些什么人员，日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还了得！经查，在他身边负责与法租界办交涉的法文秘书耿绩之即是出卖情报的投敌者。更为可怕的是，有时同盟社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国民政府最高军政当局每天给他的私人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连国民政府都有。
也是在这一年的八月五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为打破我方在中日战争中的被动局面，立即调集中央精锐之师赶赴上海开战，首先要歼灭的是日本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为此，下令封锁长江下游江阴要塞江面，以便截获当时在长江上游从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直至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然而，就在这一命令刚刚下达到各部队，江阴要塞尚未封锁，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商船共二十多艘，忽然在八月六日至七日全部加速行驶，一艘艘都冲过江阴江面；重庆、武汉、南京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终止了一切活动，即时疏散。待中国海军军舰奉命到江阴江面拦截时，仅阻截了两艘日本商船，中方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军事计划就这样失败了。这一切都表明，日方已事先得到了情报。
八月十六日，日战机轰炸了第三战区（作战地区为苏浙方面）司令长官冯玉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苏州西善长巷大众旅馆。日战机前来轰炸时，冯玉祥刚结束会议几分钟，但居民被炸死十馀人輥輯訛。
八月十九日，何澄被吴县国民党党部特派员孙丹忱以莫须有的“间谍嫌疑”罪名，拘押在案輥輰訛。何澄“蒙难”的当天夜里，时在苏州的二子何泽涌找了大姨王季昭，由王季昭带着他到吴殿直巷的苏州乡绅张一麐輥輱訛家和同在十全街居住的李根源輥輲訛家请求营救。
何澄“蒙难”，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后，生活很受优待。一开始，他对这种优待既感无奈又感气愤；在狱中过了十几天，即九月初，他便达观起来，有《狱中有感二首》诗为证：
遍地干戈岁月忙，如斯国难感非常。
生存之战方开始，灾祸于身何足伤。
虽作阶囚犹礼遇，乃知地狱有天堂。
行行色色都参得，八月清秋志更强。
依前韵有生有灭总寻常，一入轮回便是忙。
浊世本来多云梦，达观庶可少悲伤。
天涯如得同情泪，地狱何殊聚乐堂。
我劝诸君休恨恨，清秋八月照人强。
何澄“蒙难”在狱中时，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外交事件。正是这一事件，将何澄的冤案彻底洗清。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乘专车从南京到上海，欲意尝试调停中日双方。不料他坐的专车行驶至宁沪公路无锡段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了大幅英国米字旗，车头还悬挂着英国国旗，日军飞机却追着这辆汽车俯冲射击，终把这辆专车炸翻，英使许阁森身负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中立国大使遭袭，顿时震惊中外。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议，日本方面却称寇尔汽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飞行员无法辨认以致误伤云云。不过，最感震惊的却是蒋介石。原先他因上海战事吃紧，准备亲赴沪上视察，为安全起见，白崇禧建议蒋介石坐许阁森的专车，蒋介石当场表示首肯。这一机密决定，当时只有在场的高级将领与机要人员数人知晓。第二天，蒋介石因故改变了计划，不料竟侥幸逃脱此劫。这分明是日军预先探得情报，专为刺杀蒋而来。蒋介石大为震怒，严令特警机关在一月之内侦破此案。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内有一“外事组”专门从事对日的反间谍工作。在逐一分析了知情的少数几个人后，外事组不由得联想到不久前发生在江阴要塞泄密案。这一重大的国防机密，除与会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军委会最高军事长官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濬外，无人知道；又得到内线从日本大使馆递出的种种情报，认定黄濬有重大泄密嫌疑，于是立即布置对黄濬跟踪侦察輥輳訛。
黄濬（一八九〇～一九三七），字秋岳，又称哲维，别号壶舟，室名花随人圣盦，福建侯官人。十七岁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授七品京官。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入民国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交通、财政等阁部参、佥秘书及国务院参议。一九三二年，应汪精卫之召往南京，任行政院任秘书。以文才受到赏识，逐渐晋升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的简任机要秘书。所著记述晚清及民初史事掌故、人物轶闻、兼发评议或考证的《花随人圣盦摭忆》在《中央周报》连载后，颇为时人所重。华北危机日亟，黄濬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汉奸》的考据文章，论列自元朝以来，“日本早惯于勾买无耻，施技刺探”中国情报的历史事实，并得出结论：“可知吾国与外族战争，恒为奸细败事，今日当先为炯鉴！”然而，正是这位高喊反奸防谍的黄濬，恰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号汉奸大案的主角輥輴訛。九月十六日，黄濬被秘密逮捕。次日，以色相拉拢黄濬下水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也被逮捕。审讯之下，黄濬对其罪行供认不讳。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黄濬父子死刑，公开处决；南造云子被判处无期徒刑；涉及此间谍案的其馀十六人皆判有期徒刑。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逃出监狱，继而潜往上海。一九四二年四月，终被军统特工制裁。
黄濬父子间谍案告破后，再加有众多友人的保释营救，尤其是吴忠信輥輶訛、阎锡山要求放人的来电，何澄涉嫌日谍之事自然而然就此了结。但“蒙难”之后的何澄，随着上海战事的暂时失利，日子过得更加狼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国军队决心全部从上海撤退；十一日，绕道沪宁路线，撤离上海。同一天，敌机开始频频袭击苏州。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军占领苏州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何澄也和其他苏州城的居民一样，不得不开始着手逃难的安排。他把当时收藏到的一批古物，藏匿在“两渡书屋”浴室上方的阁楼里；把七十二纽印章、印材装在一个青花瓷罐内，埋藏在“灌木楼”前的假山上。
一九五五年，苏州南园饭店工作人员在对所租用的“灵石何寓”内的“两渡书屋”进行整修时，发现了何澄的这批藏品。这批文物被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后，与何澄有旧交的钱镛先生即与何澄三女儿何泽瑛取得联系，何泽瑛又把父亲生前所藏文物被发现之事告之兄弟姊姐，并商议如何妥善保存父亲的心爱之物。最后，何澄八位子女无一例外地同意把这批文物捐献给国家。这八位捐献人为：何澄长女、光谱和固体物理学家何怡贞；何澄长子、教育家何泽明；何澄次女、核物理学家何泽慧；何澄次子、细胞学家何泽涌；何澄三女、植物学家何泽瑛；何澄三子、机械技术专家何泽源；何澄四子、高级物探工程师何泽诚；何澄五子、物理学家何泽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给何澄子女的代表人何泽瑛开据了捐赠收据及一册捐赠文物清单。并在“捐谢函”中说：
何泽瑛先生：兹承惠赠本会文物一三七四件輥輷訛、图书六四二册，具徵先生爱护文物及关怀人民文化事业之热情，至深感佩；除将此项惠赠之件由会妥为保管外，谨此申谢。并致敬礼！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谨启一九五六年二月廿九日（附上收据壹张，清单一册）何澄埋藏在“灌木楼”假山上的这批印章、印材，挖掘出来的时间远晚于藏匿在“两渡书屋”的那批藏品。一九九〇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何泽瑛的大女儿刘意达在路上遇见了在南京博物院保管部工作的一位同学。闲谈中，她向这位同学提起了外公生前收藏了一批印章、印材，日寇侵占苏州前，被外公埋在了私宅“灌木楼”南边的假山上。她妈妈想把这批东西找找看，如还在，就捐献给国家。谁知，路上碰了同学随便说说的这番话，日后却爆出一场真还挖出“宝物”来的收藏佳话。刘意达的这位同学听了这则秘闻后，出于对文物的职业敏感，将此事放在了心上。她想，宁可让它没有，也不能让它一直埋藏在苏州南园宾馆的那座假山上。上班后，即向时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周晓陆汇报。周晓陆对这批印章、印材的下落也很上心，一面向院领导请示，一面积极联系何泽瑛。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办齐各种手续的周晓陆带领保管部的人员随着何泽瑛和她的二女儿刘心恬驱车来到苏州南园宾馆。何泽瑛的记忆力真好，拿着手电筒，到了她最熟悉不过的假山上，一下子就记起这批印材印章的藏身之处。在她的指点下，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把一个装着七十二方印章、印材的青花瓷罐挖了出来。回到家后，何泽瑛即将此事通知哥哥、姐姐、弟弟，大家一致同意将这批印章、印材捐献给南京博物院。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五日，何泽瑛代表何澄儿女与南京博物院签订了捐赠协议书。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十一日，南京博物院举办了“老同盟会员何澄先生遗藏印章捐赠展览”，将这一批罕见的印章、印材，亮展于世。
苏州沦陷之后，何澄一家的逃难处是西乡的光福。“光福四面皆山，中有巨浸，两峡一溪，画峦四匝，虎山桥跨其上，东曰东崦，西称西崦……光福铜井山麓有马驾山，俗称吾家山，山不甚高，上有平石。早春时节，红葩绿萼，相间万重，弥望不绝；日暖风来，浓芳遥袭，熏袂染衣，为观梅（按：苏州著名的香雪海访梅处即在此）最胜处”輦輮訛。“至三官堂，堂北有水阁，面临西崦，极湖山之胜。所谓崦，乃太湖之水汇流山间，淹没而成者也。东西两崦，一水可通，中惟隔以感梁耳。堂后复有一亭，登之，更豁然开朗，西崦全部，宛在栏下。崦之三面皆山，其南则邓尉、西碛、铜井诸山，绵延不断，直至太湖口而止”輦輯訛。然而，再好的风景，在国破家亡，逃难、避难人的眼里，也不过是残山剩水。
日军占据苏州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限令逃往光福的苏州城居民在一周时间内返回。逃难在此的苏州红十字会副会长潘子义（后出任伪苏州“自治会”农工商务处处长、伪江苏省政府委员等职）、苏州乡绅顾衡如等人请何澄到苏州同日本占领军打个交道，说明苏州逃难在光福的人一时不能回城的理由。何澄答应了。何澄回城时，为了避嫌，由留学日本、曾任江苏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外科教授林苏民、内科教授顾月槎陪同，一起去找日军交涉。日本占领军一个叫市西的少尉参谋代为出见接洽。何澄与他说，在光福的逃难人中，很多是妇孺老弱，要限他们一星期回到城里，一时无法找到可以运送这七八万人的交通问题，所以希望展延时日。起初，市西的态度甚为傲慢，当何澄把预先写好的一封日文信，要求代转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少将武官原田熊吉，并说明自己和原田熊吉少将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我比他高一届，市西一下子肃然，态度马上变得很客气起来，要求难民一周之内返城的限令也得以展延輦輰訛。
何澄写给时任驻华公使馆少将武官、在沪处理“上海事变”的原田熊吉輦輱訛的信是什么内容呢？原来是何澄回到“灵石何寓”后，看到家里已被日军搜查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女儿何怡贞绕道欧洲，刚刚带回家中的一个皮箱内的物品，如读书时用的书籍，与美国同学、老师的书信等等，都被日军当作情报搜走，十分气愤。他要求原田熊吉派两辆大汽车来苏州，帮他把家搬到上海去住。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何澄间道来到上海，入住位于三马路、云南路口的扬子饭店。十三日早晨，何澄请内弟王季迁一起在饭店吃了点心，并请他转告吴湖帆、彭恭甫等老友下午五点到扬子饭店会晤，谈“别后情怀、数日来避难状况”。輦輲訛王季迁（一九〇七～二〇〇三），名季迁、季铨，亦作纪千，后改己千，字选青，江苏吴县人，明武英殿大学士、制艺开山始祖、八股文大师王鏊第十四世孙，何澄内弟，世界级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和大鉴赏家。十四岁时，王季迁得到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古画，从此开始了习画和鉴赏中国古代名家画作的之路。王季迁生前曾讲，之所以爱好古画，是受了四姐夫何澄的影响。王季迁最初学画时的老师，是他的表亲顾麟士，后为吴湖帆的开门弟子。一九三五年，故宫一批书画藏品将赴英国展览，由吴湖帆提携，不到三十岁的王季迁得以参加审查挑选藏品之事，这使他成为第一批看到皇家藏品的民国画家，鉴赏力陡然提升。一九四七年，移居美国。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间，两次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审看古画，鉴赏中国古代绘画的能力达到世界级水准。一九七三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向王季迁买了二十四张宋、元中国画，计北宋屈鼎的《夏山图》，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的《诗经·国风图》《秋晓渔村图》，米友仁的《云山图》，李嵩的《货郎图》，赵孟坚的《水仙图》，元代钱选的《王羲之观鹅图》，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唐棣的《归渔图》，倪瓒的《虞山林壑图》，王蒙的《丹崖翠壑图》，方从义的《云山图片》和李珩的《竹石图》等，中国古画由此在国外受到崇拜和敬爱。王季迁此举被西方艺术史家称为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王季迁对中国传统书画的最大贡献，是靠他的鉴赏能力及所收藏的一大批中国历史上顶级画家的画作，给西方人开启了一扇欣赏中国书画的艺术之门，从而推动了西方人对于收藏、研究中国书画的持续热情。一九九九年，王季迁再次出售十二幅精品藏画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该馆耗资一千四百万美元，特为王季迁的捐让开设了面积达一万三千四百平方尺的“王季迁家族陈列馆”。中国书画藏品能在世界最为著名的博物馆开辟专馆，王季迁是中国第一人。编著有《中国明清画家印鉴》（与德国人孔达博士合著），《王季迁读画笔记》。一九八六年，王季迁回国探亲访友，在北京与何澄长子何泽明、二女何泽慧及晚辈钱民协、何长慧、庞书田晤面叙旧，后由时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庞书田陪同，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访亲友故旧輦輳訛。
何澄此番前来上海，主要目的是寻找全家在上海租界所住的房子。何澄与大陆银行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谈荔孙。关系极好。谈荔孙生前，何澄曾帮过大陆银行，所以，大陆银行现任董事长颜惠庆和总经理许福昞很乐意在何澄急于找房子的档口回报给他一个人情。
一九三一年春天，谈荔孙受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洮南铁路局局长万国宾的邀请，前往黑龙江龙江地区调查大豆生产情况并想法解决此地大豆的销路问题。在黑龙江省实业厅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又结合实地调查的情况，谈荔孙有了一个在当地创办一家大型榨油厂的想法，以解决东北大豆的出路问题。此事经谈荔孙与万国宾商定后，暂定资本为一百万元，大陆银行出资七十万元，万国宾等认股三十万元。此议得到了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的肯定。谈荔孙返回北平后即与天津德商西门子洋行定购了整套榨油设备。此时，赞助此项兴农事业的万国宾也来到北平，与谈荔孙就设厂和各项事宜的细节进行商讨。此时，何澄前来北平，下榻于谈荔孙的家中。他对谈荔孙在黑龙江大豆产地兴办榨油工业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我对东北三省与日本的关系，比你了解得多。现在南京政府与东北军政当局，对日本是不抵抗主义，也可以说是投降主义，恐不出半年，将有好戏可看。你是一纯粹的金融家，在此日薄西山的时候，你若有钱无处送礼，就对我们这些老朋友施舍施舍吧！”谈荔孙对何澄一向是信赖的，听完老朋友的劝告，当即与万国宾商得同意，暂缓这一项目，并及时通知西门子洋行电德国柏林总行停运所订机器设备。事隔两月，“九·一八”事件爆发，东三省很快沦于日本人之手。大陆银行因何澄的一席话而及早抽身，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輦輵訛。由此事起，大陆银行上上下下对何澄十分崇敬。
何澄在上海没住几天，大陆银行方面就将一九二四年在法租界投资建造的一幢花园洋房卖给了何澄，门牌号码为海格路（Avenue%Haig）卫乐园二十三号（现为泰安路一二〇弄二十三号）。办完购房手续后，何澄回到苏州等候原田熊吉的汽车前来搬家。一月二十七日，离丁丑年春节只剩三天，原田熊吉派来的两辆军用卡车停在“灵石何寓”门前。何澄把该带的一些生活用品装上汽车，携妻子儿女坐上原田熊吉派来的这两辆军用卡车离开了苏州。何澄离开苏州时，还帮苏州几家银行把重要的账册带给了上海总行輦輶訛。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寓居到海格路卫乐园二十三号的何澄与严庆祥（按：
严庆祥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严裕棠之子，严裕棠是何澄长女何怡贞的干爹）、程福林一同到吴湖帆家拜年。这一年整个正月，不是何澄往吴湖帆家，就是吴湖帆到何澄家。二月三日，吴湖帆与何澄吃中饭；二月八日，何澄、张博渊、王季迁夫妇聚集在吴湖帆的嵩山路一弄“梅景书屋”闲谈；二月十二日，两路人马又聚到吴湖帆家：“沈尹默、刘三到来观四欧帖，何亚农、镇三亦至。六时，余与亚（何澄）、镇（三）同至蜀腴（按：蜀腴饭店，川菜）曲理斋之宴”；二月十四，何澄、王季迁到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二月二十日，吴湖帆“至亚农处吃中饭（按：吴湖帆《丑簃日记》前一日记有：上午季迁来，明日午彼与亚农合请客于亚农家中）。季迁夫妇及恭甫俱先在，继而东翠夫妇及石井、叔雍等至”。輦輷訛四月，何澄回了一趟苏州，四月二十二日，从苏州返回后即到吴湖帆处长谈輧輮訛。五月，何澄到北平看望读书的孩子们。五月十四日，王季迁收到何澄的来信，请他转告吴湖帆，说北京艺校有一教授职欲请吴湖帆去輧輯訛。
何澄与吴湖帆的友谊，只有叶恭绰可比。而何澄避难寓居到上海，也为他们几乎日日来往提供了地利上的诸多机会。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吴湖帆为母亲六十九岁祝寿。吴湖帆在所请晚间前来参加家宴的十六七位男宾中，何澄为第一人輧輰訛。
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吴湖帆夫人潘静淑得急症病逝。吴湖帆的折鸾之痛长久不能愈合。为纪念生前对其依忖众多的夫人，吴湖帆从潘静淑所作《千秋岁·清明》词中选出佳句“绿遍池塘草”，发出函告，向海内名流广征图咏，以一咏一图的格式排列付印，成《绿遍池塘草图咏》集册。何澄为潘静淑作绝句两首，诗后有题跋：“湖帆兄忽赋悼亡，以其静淑夫人集中《千秋岁》词句，分属友好作图题辞，以志纪念。得诗二绝，呈正。”诗曰：
芳草萋萋满曲池，东风吹作绿参差。
闺中夺得江淹笔，南浦伤心赋别诗。
滟潋依然似镜开，年年新报绿春回。
人间真有消魂地，曾是惊鸿照影来輧輱訛。
由于何澄常去吴湖帆家，与潘静淑极熟，对其文才和持家相夫的事也极了解。两首悼亡绝句，前一首，以极其沉痛的心情，盛赞潘静淑为诗画双绝的才女；后一首，感念这样出众的才女并没有死去，永远会被人铭记在心。
何澄与吴湖帆交情甚笃，所以吴湖帆有得意之藏品，在做成影印件之后，总要送给何澄一件，与他共同分享得到一件神品的喜悦。
在何澄的旧藏中，就有一件被藏界考证来考证去，疑为张大千做假、吴湖帆走眼的《睡猿图》影印件。此影印件正面右手有吴湖帆亲题“亚农兄，湖帆摄赠”字样；正面左手为制版时所书“梁风子睡猿图神品”；背面文字为：“白镜面笺，长五十一英寸，宽十八英寸，宋廖莹中题字（邵武廖氏）。药洲贾似道幕客刻世綵堂韩柳集。元朱泽民（德润）、明朱芾（孟辩）藏印。黄羊大夫之裔一印不详。愙斋鉴藏印。吴氏旧藏。”
另一件为新罗山人所作《石竹临风图》，题款为“乾隆十三年冬日，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题诗曰：
山人写竹不加思，大叶长竿信笔为。
但恐吟堂霜月夜，老鸦来踏受风枝。
第三件是唐寅的《题东方朔像》，落款“唐寅为守斋索奉马守斋寿”。题诗曰：
王母东邻劣小儿，偷桃三度到瑶池。
群仙无处追踪迹，却自持来荐寿卮。
第四件是恽寿平的《小园春雪》，落款为“庚戌二月，花下秉烛戏画。南田恽寿平”；题识者为弘旿輧輲訛：“白雪溪外史书画皆臻梅道人极致，前明一代，无其俦匹正也。嘉庆五年腊月朔日展观并题，一如居士。”题诗曰：
雪际灯前酒半酣，春光先许上豪端。
画师不为惊时史，欲写清姿带雪看。
几欲临摹落笔迟，精华千古系人心，前身应是梅庵主，想见高风领一时。
第五件是陈洪绶的人物画《静者斩》輧輳訛。
随着中国军队放弃武汉，把日本侵略军拖入了不得不长期作战的泥潭，日本方面又提出“以战养战”的“如意”战略。相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一年前的“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结束中国事变”的大言不惭，这既是一种笑谈，又是一种哀鸣。日本侵略者自从占领武汉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企图截断我国际交通线，建立和巩固伪组织。而中国军队也由第一期的抗战：敌人想把我们“打”服，我们不得不“以打还打”，转变为第二期的抗战：敌人是想把我们“困”服，我们也只好“以守为战”。第二期抗战的要旨，经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开的南岳（湖南衡山）军事会议，有如下几项重大调整：一、政治重于军事；二、民众重于士兵——用兵不如用民；三、精神重于物质——以精神补助物质之不足；四、组织重于实际——不重名位；五、训练重于作战；六、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七、宣传重于作战等十五个方面輧輴訛。
何澄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为重庆国民政府服务，但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总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吴湖帆的“梅景书屋”走一走，坐一坐，因为那里有他的说话处，有他愿意耗时清赏的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