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当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考 试期间，根本不给考生上厠所的机会。凡是大考，考秀才（最后一场 院试）、举人和进士，一连考很多天，考生拎着考篮进考棚，一种一排 一排的房间，很有些像今日的大型养猪场的模样，吃喝拉撒住，都在里 面。随着考篮和考生进考棚的，还有一个马桶，考试期间所有的排泄 物，都只能装到这里头，盛满了，就有公役统一倒进考棚尽头的一个大粪桶里。考生坐在考棚自己的号子里考试，外面士兵手持大刀长矛，像 看犯人一样巡视，进了考棚号子-不交卷，就甭想出来6考秀才县府两 级的考试，俗称小考，时间较短，几个时辰就得，而且不用进大考棚， 在各府县学宫排下桌椅考试，但同样不许考生进厠所，每个人在座位底 下，放一个夜壶，想要方便，就地解决。
这样一来，考生借上厕所之机作弊是不可能了，但却出来另外的 弊端。大考的考棚，靠近放粪桶的号子，味道异常，加之每次考试，都 是夏天，云蒸日晒，臭气熏天，谁摊上这个号子，若想发挥正常，非得 有超常定力兼抗熏能力才行。此号，被称为“臭号”。据说谁要是摊上 了，说明此人祖上不积德，或者自家平时做了什么不好的缺德事。至于 座位底下放夜壶，麻烦更大。由于这一级别考试的考生，都是童生，年 纪大的固然不少，但年少的具有顽童心态的人，也不乏其人。那时考试 的现状就是，考生逢考必定排泄（大约是由于紧张），至少得撒上一泡 尿，考完就顺手把夜壶摔在过道上，杨长而去，弄得过道臭哄哄的。因 此，凡是比较负责的考官，巡回监考的时候，必然口中念念有词：不许 摔夜壶，不许摔夜壶！
不许上厕所，则势必得允许考生带便器，因此给夹带带来了便利。 那年月需要夹带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四书。八股取士，考题都从四书 里出，带着书，防备万一考题出来，忘记在哪个章句哪个部位，可以 翻看一下。一是现成八股髙手的文章。平时复习，已经把各种题目的文 章，反复做过，临考再压几个题，把现成的文章带进去，万一题正好押 上，得中的机会就大多了。这种夹带的货色，都有专门的书商印制，纸 张特薄，而且字特小。混在别的物品里，进门有搜检的，容易被搜出 来，而将马桶夜壶做成有夹层的，带进去，相对容易多了，臭哄哄的 便器，谁耐烦仔细搜检？这样的马桶夜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 果有的话，博物馆应该收藏，对于历史，比皇帝用过的马桶夜壶应该 更有价值。
考试取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也是一种无奈。只要有考试，总 会有人投机取巧，作弊和防止的攻防战，就会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尽 管如此，要想真正遏止作弊，还得靠技术之外的东西。一旦考生对于作 弊毫无羞耻之感，每次大考都全民总动员，就算制度再严，恐怕也堵不 住。外泄就是一个大口子，因为任何考试，总不至于严格到不让人家拉 屎撒尿。因此，人们利用这个口子，总是会做出作弊的文章来6在科举 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作弊奇招，而且这些招数往往借着便器施展身 手，但人们作弊的幅度，远没有今日学校里那么大，因为真正有才能的 人，还羞于靠这种下三路的手段取得功名。
历史证明，制度的约制总是有限的。纵使执法者严格，不惜成本， 也难免防不胜防，有堵不完的窟窿。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或者如托克 维尔所说的民情配合，制度，其实没多少用。
天使原来是密探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个班级，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每个同 学都有一个人在暗中篮视着，定期写被监视者的反馈，即监视报告，据 说，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班级没有迟到的了，提前上自习的人多了起 来。（《武汉晚报》2008年12月4日报道）
鄙人真是孤陋寡闻，原来以为天使就是那些心地淳良、总是帮助人 的美女，后来听说天使不分性别，但个个是**绝对没问题，没想到，天 使居然还可以是密探，暗中监视人，定期打小报告。其功能怎么跟我们传 统文化里的灶王爷差不多了，只是我们灶王爷每年只上天汇报一次，到时 候把些粘牙的糖塞在他的嘴里，就什么也说不清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 腊月二十三要吃粘牙糠的缘故——中国人对付告密者有办法。
不过，这种天使计划，内容好像也不新鲜，“文革”时进过多年牛 棚的父亲告诉我，群众专政的牛棚里，就实行人盯人的监督制度，有哪 个一不留神发了句牟骚，立刻就会被人举报。其实，在那个年月，牛棚 外面也一样，我们中学，管这叫“一帮一，一对红”，落后的被先进的 帮助，实际上是监管，这是明的。还有暗的，干点什么，反正总有人打 小报告，当年我在跟人通信的时候发了 “文革”几句牢骚，最后上边也 知道了，到底是谁干的，到现在我也不道。
当然，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特殊的地方，还在实行这种制度，我们 的各级学校，那些管理学生的老师和部门，依旧喜欢培养积极分子，喜欢 不断地听取小报告，以便随时掌控学生的情况。只是，这些默默奉献的管 理者，没有湖北大学这种创意，居然把个密探行动命名为天使计划。
让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是中国具有法家精神的帝制时代的 一项发明，具体的制度，就是保甲连坐制度，这种制度自打商鞅变法就 开始实行了，但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才有了名字，到了国民党统治时 期，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
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还是“文革”，那时候，漫 说邻居、同事、同学会检举揭发，就是父子夫妻也难以信任，不知哪天 你的一句在床上的牢骚，就被老婆汇报给组织了。按照美国某教授的说 法，举报自己老师的人，属于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人，那么举报自家丈 夫、自己老爸的人，那独立之批判精神更是了不得。
可惜，这种了不得的精神，以及按这种精神制定的制度，虽然在最 初总能达到管理者的预期效果——所有人都老老实实，但其实让人很难 受。历代的保甲制度，总是虎头蛇尾，就是这个道理。武则天时专门告 密整人的酷吏周兴最后被人请君入瓮，也是这个道理。实际上，这是专 制制度下最恶劣、最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让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 互相告密，互相报复，结果是人人自危，全体生活在恐惧之中。
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孩子，让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互相监督、互相掲发，人人因为担心被汇报而“自觉地”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实际 上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最大的荼毒和伤害。小而言之，会造成学生心理 的扭曲，增加心理疾病发病的几率，大而言之，则毒化了学生的心灵， 也毒化了学生生存的环境，培养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恐惧里，生活在仇恨 里，离现在政府大力主张的和谐社会，越来越远。
何处不衙门
有人送了我本书，名曰《天下衙门》，讲的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点事 儿，何为书吏，何为衙役，何为师爷，他们都干什么。这种书很好，让人 了解古代的衙门是怎么回事，但也有缺憾，就是对现在的衙门不置一词。
现在的衙门叫机关，里面虽然没有了书吏、衙役和师爷，但变相 的书吏、衙役和师爷其实一个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衙门门口 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衙门a，现在几十上百的大门口，而且门口里 面的副职很多，总的说起来，现在的衙门口，清天大老爷多，甚至比事 实上的书吏和衙役还要多。
自打我跳出来批评大学是衙门以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少见多怪， 说天下哪里不是衙门？大学是衙门，中学小学就不是了吗？银行不是 衙门？医院不是衙门吗？连国企都是衙门，我一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被 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组织部工作，勉强做了两年，死活要到第一线干技 术去，结果留在组织部的同事，现在都变成了首长，只有她现在什么都 不是，提前退休。没错，后来我陆续打听，果然这些地方，凡是官家办 的，都是衙门。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我的学生，还埋怨我当初给他们支招，非要到第一线做技术，结果耽误了前程。
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衙门已经扩展到了民营企业，一些民营老板有 了点闲钱，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也比着机关设置机构，封官拜爵， 自己大过大官的瘾，一直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才能回归原来的游击队 体制。
凡事只要是官办，大抵脱不了少慢差费四个字。不光中国这样，西 方发达国家，也好不了多少。中国古代老百姓说：“官屋漏，官马痩， 官客厅，鸡粪臭。”后两句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县衙，跟居民区接 壤，总免不了窜进鸡鸭鹅狗，拉屎拉尿，衙役们懒得收拾，也只好任其 臭下去。看来古代人就知道，官家的事，肯定是办不明白的，因为那是 “公家”的事，没人操心。
应该说，这种状况，今天并没有改善。凡是官办的事，多半少慢差 费，官家的米购，多半质量最差、价格最尚，头来还没法用。官家的工 程，多半成本最髙，如果监理再马虎点，质量肯定最差，弄不好就是一 豆腐渣。所有的商家，都特别喜欢踉官家打交道，只要官道走通了，什 么烂货都能卖出去。
当然，官办的事，未必都办不好，如果主事者懂行，而且有责任 心，也一样办得不错。可惜，但凡官办的事，多数主事的人，遵循的往 往是官僚逻辑，而非专业逻辑。世界上的事，有千行万行，大多有自己 的专业要求，官家的事，恰恰不遵循专业的思路来，总难免有强烈的千 扰，主事者真的按规矩来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于仕途上大抵有碍， 主事者不是傻子，谁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学校也成了衙门，医院也成了衙门，银行也成了衙门，天下衙门。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工农兵学商都是行政单位，全国一盘 棋，全国一个大衙门，最后发现，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全国不挣钱， 没效益。改革改革，官退民进，让出了一些领域，不再由官家包办，因 此，GDP翻了几百倍，让世界吓了一跳。剩下没有改革的地方，依旧官 家包办，包办都办不好，能源、铁路、通讯、医院和学校。如果这些领 域也能开放，那么能给国家省下多少钱，说不好，但肯定是天文数字。
如果官家不包办，维持超然的监管和裁判者的地位，收益最大而损 失最小不说，民怨也不会一股脑都揽到自己头上，也不必把所有的雷， 都自家顶着，把所有的民怨都自己担着，国家领导人连春运买车票的 事，都得亲自过问。
他们为什么喜欢余大师？
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大师勒石题词。余大师居然就是有人喜欢， 特别是有当权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
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 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比如有若千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 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宫方封过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广 1 j > m若上宾。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宫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 都会有某种迷信。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 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像余大师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 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 观相契合。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 现在各地当家的官员，多为50后、60后这两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接 受的教育。“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凡是50后、 60后这两代当今做了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人，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记得77年高考作文，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 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 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 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 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 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 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 《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当然，落实 到眼下余大师这里，就是文化；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 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 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暧，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 面人看的。
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髙 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他们从心里认为，这 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 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 醉的味道。
假大师
假货遍地，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还有假文凭，大概凡 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人造假。
人也有假的。曾经有人冒充孙中山，前一阵还有人冒充李烈钩出 来骗钱，这样的假冒，胆子虽然大，但多少还是有点知识含量的，至少 得知道点历史。最没有文化的假冒，是伪装髙干子弟或者领导秘书（熟 人），长盛不衰。
当然，这样的假冒，都是市井之辈的买卖，一旦败露就要坐牢的。 文化界和学界中人，非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样有风险的事。他们造大师。
大师是文化界顶尖的人物，不是像经常含泪的某名流说的那样，大 师是比老师低一层次的称谓。老师算个甚？贵州山区的小学老师，一天 挣一斤包谷，还有拖欠的；在北京文艺圈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逮谁 管谁叫老师，连拉幕的大爷都不落下。
造大师的方式有二： 一是自造，二是他造，二是自造和他造结合， 联合产生。当今之世，自造者最众，小有成就，出过几本书，露过几回脸，混个小半熟，就吹自家是大师。这种自造的大师，一般没人认账，因此最多只能算大师的小半成品；他造者，多半是本人并不如此热衷名 利，但是周围人却死活要将之推出去卖掉，大家起哄造声势，最后逼得 本人不认也得认。这样造的大师，能出厂，也能卖掉，唯一遗憾的是原 材料不好找，因为这样能推出来的人，一要有资历，二要有点学问，三 年齿要长，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大概是造不成的；联合制造，最近很时 髦，刚刚李辉先生质疑的某老先生，大概算是一位联合制造的大师。
一位老人家，岁数大了，又有点阅历（不管怎么说，早年在大单 位混过，见过些名人，经过些事儿），好吹吹牛皮，周围人如果当故事 来听，也就罢了，无伤大雅。这样的人和事，哪儿没有呢？鄙人孤陋寡 闻，却也见过几位，听听故事，哪怕是根本不着边的故事，挺好，挺有 趣。可是，偏偏这个老先生，命好，赶上好事者热心炒作，于是报纸、 电视，纷纷扰扰，老先生唐装挺括，美髯飘飘，大话炎炎，加上不失风 骚，偌大岁数，居然敢说就喜欢十八岁的美女，从哪儿看都活脱脱一个 文化大师。于是，一顶又一顶的大师帽子来了，老人家吹什么，媒体 (据说还有众弟子）就给戴什么，什么楚辞研究大师，红学大师，金石 学大师，中医大师 帽子一直往上叠。
尽管假烟假酒有工商局管着，而我们的假大师没人管，但打假还是 必要的。作为人的世界，怎么说也还需要点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