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母钟夫人一生勤劳俭朴、品德高尚，寓伟大于平凡之中，集中体现了客家妇女的美德，是客家妇女的典型。60年前她的逝世，在延安引起广泛的关注，受到国、共双方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能够产生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绝非偶然。类似钟夫人这样的客家女性，在四川应该说不乏其人，只不过缺乏系统的搜集研究。本文仅以广安邓氏家族中一位鲜为人知的妇女——来自粤东的伍夫人的事迹，作为补充例证，以见一斑，并求证于方家。
一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追踪邓小平的家世说：“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本文所要介绍的广安邓母伍夫人，就是这位邓翰林的祖母——一位来自粤东的普通客家妇女，她一直被广安邓氏后裔尊称为“伍祖妣”或者“伍祖婆”。
广安邓氏为什么会有一位来自粤东的“祖婆”？这需要追溯到广安邓氏的渊源，以及明末邓氏一家从四川到广东寻亲的历史过程。
根据广安《邓氏分谱》记载，广安邓氏的祖先，原本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有一个叫邓鹤轩的人，以兵部员外郎入川，在广安州北姚坪里(今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安家落户。他就是广安邓氏的入川始祖。广安邓氏传至第七、八世时，科场功名开始显赫，族中计有进士3人(邓杞、邓士昌、邓士廉)，举人4人(邓杞、邓自新、邓士昌、邓士廉)，贡生3人(邓自高、邓自明、邓士鳌)。其中，邓士昌，明万历进士，与邓士廉为堂兄弟，屡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兼摄永州、衡州二道。事迹载州志。
邓士廉，广安邓氏八世祖，明崇祯壬午、癸未(十四、十五年)联捷进士。雍正《四川通志》卷12载：“邓士廉，字人麟，广安州人，为广东海阳令。历官至吏部尚书。甲申殉难死。
”查《明史》卷279《任国玺传》称，明亡，任国玺等旧臣，护送桂王由广西入云南，继续坚持与清朝分庭抗礼。任国玺、李定国等42人，在进入缅甸时，同日殉难。邓士廉参与其中，未能幸免。在《钦定胜朝殉难诸臣》的名单中，邓士廉名列任国玺、杨在、王维恭之后。
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为最。当蜀中扰攘之时，各地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外逃。邓士廉之子邓窻，这时也选择投奔其父居官之地——“粤东”。根据雍正《四川通志》记载，邓士廉在明末所任官职为广东海阳县令。《明一统志》载，海阳县，在明代属潮州府管辖，原本揭阳县地，东晋时改置海阳县，后一直为潮州府的附郭(即今潮州市)。
本来，邓窻携带其妻欧阳氏(乃崇祯癸未进士欧阳述之嫡姑)及二子邓嗣祖、邓绍祖一行人，到广东寻亲，投奔目标应该是“粤东”；可是《邓氏分谱》记载说，后来全家人却在高要县遇难。按：高要县属肇庆府(即今肇庆市)，在广州府之西，距海阳县有上千里路程，与他们所要投奔的海阳县正好方向相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推想，当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明亡时，海阳县令邓士廉应诏参与勤王活动，支持在南方建立南明政权的桂王开展抗清斗争。他因此被任命为吏部侍郎，随之离开海阳县，与南明行在一道先转移至广西，后进入云南。邓窻一行人并不知情，待他们随后赶至海阳县时，其父已去了广西。在广东投亲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打算继续追随其父前进的路线，辗转到广西去与之团聚。因此，这才有从粤东转向粤西的选择。随后，他们的出行路线可能是，取道广州，入三水，溯西江而上，横跨肇庆府，而抵与之邻近的广西梧州。
孰料船行至高要县三叉河口时，就发生了海贼劫夺事件。据《明史》卷45《地理志》记载，高要县为肇庆府的附郭。“其城南有西江，又南有新江，东南有苍梧水，俱流入焉。”也就是说，由广西注入肇庆府的西江，流到高要县境内，便与城外的新江、苍梧江水汇合，因而形成一个三叉河口。雍正《广东通志》对西江水利流经高要的形势描述说：高要县“大入新江口，有新兴诸水来之，下有羚羊峡横束其冲，咽喉壅塞，常患出峡。之后分为二流：东流者至广州府之三水县……南流者自大芦峡经三洲西樵至新会县出崖门入于海”。表明三叉口既是一个水路交汇的枢纽，同时又以水急峡多、地势险要而著称。因此，海贼选择在这里出没啸聚，劫人钱财，应该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了。《邓氏分谱》记载这次海难经过说：“是时天下大乱寇攘，盗贼所在皆有。舟行至广东高(耀)［要］县三叉河，遇海贼劫夺，举家溺水而死。”据此推断，出事的地点就在肇庆府高要县城南不远的三叉河上。
二据《邓氏分谱》记述，船过三叉河，遭遇海贼劫抢时，邓窻一行人尽行落水而死。幸赖贼中有“仗义者”说：“不可使其家无后”，于是遂将邓嗣祖、邓绍祖“抛置上岸而去”。其时，邓嗣祖7岁，邓绍祖4岁。“父母俱丧，仆婢尽亡，行李困乏。”两兄弟“伶仃孤苦，莫此为甚”。
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推想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其祖父邓士廉为官的任所——粤东海阳县。因为只有在这里，才容易获得旧部的同情，甘愿伸出援手，收留这对原任县令的嫡孙。如果这个推断无误的话，邓嗣祖、邓绍祖兄弟很可能在上岸后，从陆路取道高要——三水——广州——惠州——海阳的大路，一步步地向着粤东乞讨过来。
在觅食粤东的途中，邓氏兄弟来到一个叫做“伍家村”的地方，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毛毛在自己的书中，称他为“伍员外”，而在族谱上，广安邓氏后裔则称他为“伍外祖”。这位“伍员外”对两兄弟进行了当面的观察与盘问：“观其外貌”、“询其来历”。当时，邓氏兄弟肯定会如实讲出自己的身份与遭遇，由此伍员外也不难弄清楚，眼下流落粤东的两兄弟，乃是海阳县令之后，所以，他得出结论：“知其非常人也。”于是，他毅然决定收留这对落难的兄弟，嗣后又“留置书舍，教以文学，妻之以女，故德配伍氏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落难的邓嗣祖得以在粤东正常成长，后来并与伍员外之女婚。广安邓氏祖先这段曲折感人的经历，令其后裔永世难忘。以至每年在清明节祭祖时，按例都要在当众宣读的祭文中，充满感情地追忆这段家族往事。《邓氏分谱》收录有《嗣祖与伍祖母清明祝文》一篇，其中这样说道：“嗟乎！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然品貌出众，虽在仓皇偃蹇中，却俨然鹤立鸡群。故物色有人，直置庠序学校内。忽焉名登金榜，德配伍氏。”又道：“遐想我始祖母，自粤东而择配始祖。”据此推断，伍氏既然是粤东人，邓嗣祖、邓绍祖兄弟在广东的落足之地，以及他们后来生活成长的地方——伍家村，必然在粤东地区。历史上“粤东”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者概指广东全省十郡；狭者仅指广东东部的潮州府、惠州府与嘉应州。根据笔者所见，在清代四川移民史上，但凡文献中提到移民输出地为粤东者，大多来自于潮州府、惠州府与嘉应州。按照一般的看法，粤东为广东客家的主要聚居区，是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把邓氏伍夫人视为客家人，纳入客家妇女之列。
三粤东伍氏与邓嗣祖结婚后，于康熙八年(1669年)生下一子，取名邓琳。
当时，四川初安，鉴于四川人稀地广，亟待开垦，四川官员屡有奏疏，要求朝廷给借故滞留外省的四川士绅下达催促回川的命令。例如：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一封奏疏中，建议朝廷采取措施，颁诏天下：要求各省督抚，对所辖的郡邑来一次“挨查”，“凡有川绅，尽令启程回籍”；一经查出，“即刻发遣回籍”，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处；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康熙《四川总志》卷10)恰好此时，邓嗣祖在前往广州赶考时，遇到了四川籍的主考官李仙根。《邓氏分谱》称李仙根为邓士廉之“年家子”，即旧交的儿子。今查《大清一统志》载：李仙根字南津，四川遂宁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邓嗣祖的祖父邓士廉，是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1642年)的联捷进士，二者金榜高中的时间相距21年，证明邓士廉确系李仙根父辈时代的人物。加之，广安、遂宁相距不远，因为地缘、学缘的关系，邓士廉与李父结为故交当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