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位年方17岁的客家姑娘，高举“灭清剿洋”的义旗，率领成千上万的川西儿女，跃马横戈战成都，给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壮社会之英风、扬客家之豪气；近代史上，英名远播；她，就是四川红灯教农民起义首领廖观音。
廖氏祖先原居广东兴宁，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廖体用于雍正五年(1727年)来到川西插占，是为廖氏入川始祖，其子孙繁衍甚多，家业逐渐兴旺，排列字辈是“明谷君琼道，为仁士品芳”。廖观音父廖为新，系廖氏入蜀第六代，母薛氏，生育二子一女，廖观音居第二，在同祖父的堂兄妹大排行中，排列第九，人称廖九妹。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成都“东山五场”之首石板滩(今属新都县，历史上曾属金堂县)外七里的糍巴店(今合兴乡同林村)。
据孙晓芬女士《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书中转引，新都县《石板滩乡志？人物？廖观音》之调查，廖为新当年已是殷富人家，家有房产三处，田地三百亩。石板滩位于金堂、新都、简阳三县交界处，民风剽悍，崇尚武功。廖观音生长在这个“水很硬”的地域环境，幼小便喜欢习拳练棍，矫健英姿；又能广结善缘，与邻居少女们结拜“鸳鸯姐妹”。
客家原系中原衣冠望族，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神州先烈的忠义故事，在客乡民间以演戏唱曲等形式流传。客家妇女从长辈那儿听到这些故事，仔细领会，又将之作为“家教”的教材，在油灯下、床边、田坝里、纺车旁摆给小儿女们听，启沃后代的心智；像涓涓细流，浸润一颗颗幼稚的心苗。近代四川客家名人刘光第、廖观音、朱德、郭沫若都在幼年时受到良好的“母教”，客家母亲激励他们“忧乐天下，以身许国”。
正如清嘉庆朝进士徐旭曾在所著《丰湖杂记》一书中所说：“今日之客家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也。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铤之术。
即古人‘农隙讲武’之意也。客人妇女……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
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直胜于男子矣。”这段赞歌式的描写，使人们对客家妇女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也帮助我们理解廖观音为什么小小年纪能肩负历史使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廖观音成长的年代，正是神州大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年代。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使中华面临亡国的危险。清政府为苟延残喘，向列强割地赔款乞和，复将苦难转嫁给平民百姓。四川从1902年起，每年承担“庚子赔款”两百多万两。清廷腐败，列强侵略，洋教仗势欺人，使得民怨沸腾。
其时，北方义和拳失败后，不少拳民南下，入川传教。由于清廷从利用拳民到血腥镇压他们，使之也从“顺清灭洋”，转变为“灭清剿洋”。这对四川义和拳、红灯教(二者同源而异名)的口号转变起到影响。
廖观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单纯的习拳练身到参加“神拳”红灯教。廖九妹拳法进步很大，又能言会道，善于“说法”，高坐莲台，讲解“反清灭洋”的主张，表达出“但悲众生沧异域”的博爱情怀。加之她善良、美丽，犹如“观音化身”，深受信徒拥戴，被尊称为“廖观音”。原来领头的大师兄铁匠曾阿义(又名曾罗汉)也甘愿退居幕后，为廖观音出谋划策。
“红灯儿女继白莲。”义和拳、红灯教同源于白莲教。清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转战五省，历时九年。当时，金堂、简阳亦是鏖兵战扬。白莲教首领齐二寡妇王聪儿，川陕秦豫甘，“纵横一妇人”，其部下多女将，如黑丫头、齐四姑、王李氏、茂壮妻等，她们叱咤风云，“白莲都为美人开”的传说，对廖观音这群大脚板姑娘，很有感染力、影响力。红灯教依照白莲教，以“棚”作为自己的战斗单位，每棚十一人，以三角红旗为标志，上绣七星，号称“七星五虎团”，藉此，加强组织建设。也像当年大巴山腹地的“棚民”、“厂民”一样，敢于割下象征清朝顺民的长辫子，只留短发，团结教徒，暗习咒语，“乡里演其术者，几于十室而九”。有诗人赞誉道：“蜀江水碧蜀山青，一点红灯万点迎。”(《三水关纪事诗？王蜀琼和诗》)酝酿起事当中，石板滩、龙潭寺一带的首领廖观音、曾阿义与金堂东郊的唐顺之、资阳的李南山、李冈中、何耀山，资中的凌天顺、曾洪春，简阳李永洪，仁寿熊青禾，三台李青山、徐机匠，射洪税玉堂，中江廖高亭、倪开调等互通声息，遥相呼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旱灾，简州及附近37州县春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民心浮动。一份四川义和团的揭帖，传到廖观音的神案，其文曰：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商议，定今端午日戌时，天下各处共起征伐，临时忽然起火为准。凡欲投者，在起火时，各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现短发为记。凡灭清之兵，概以现短发为记。征伐时见头现短发全留，不是短发者全除。各短发军，待天明时听点后，每人给钱乙千文……(转引自《成都掌故》第三辑，邹趣涛《反帝爱国女英雄廖观音》一文)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成都近代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天到来了。
成都，经南北各省移民及其后裔的披荆斩棘、开启山林，历200年艰辛，赢来繁荣。
晚清成都，已享有“小巴黎”的美称。“九里三分的成都省”承平久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北京一夕数惊，江南金粉之地，毁于战火。其时，虽有李永和、蓝大顺举兵川南，随即被重创于犍为龙孔场；而翼王石达开入川，又惨败于大渡河畔。石达开“舍命全三军”，被押送四川臬台衙门，旋即遇害。成都远离战火，“会馆戏多看不完”，名副其实的锦绣成都、休闲之都。
阖城文武，更加高枕无忧，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以至当密探向“一府二县”(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首脑密报成都近郊发现成千上万的红灯照徒秘密集会，“饥民附和拳匪、裹胁甚众”图谋不轨时，府尊县令面面相觑，大惊失色，连呼：“怎么，竟至变生不测，祸起肘腋了？”慌忙传令缉拿首犯，解散协从，并加强警戒，重点保护基督新旧二教在成都府城内建立的七座教堂及神职人员，勿使酿成教案。——1895年民众攻打四圣祠教堂引发的“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令官吏们谈洋色变，不寒而栗。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月17日，廖观音率领红灯教拳民在成都府华阳县属“东山五场”之一的龙潭寺乡(含属成都市成华区)文昌宫内集会、练拳。华阳县令率领练勇前来抓人，哨官某破庙门而入，被愤怒的拳民当场杀死，练丁见状纷纷后退。县令无奈，只好退守龙潭寺北的二台子，向市府、向省里告急。四川总督奎俊急派候补知县唐总远率兵助剿。
清兵与红灯教形成拉锯战，主战场在石板滩、院山寺、二台子、龙潭寺一线。
此时，驻守省会成都的清军绿营兵不超过四营人，加上几乎丧失战斗力的“老爷兵”八旗子弟及地主武装，总兵力也只有三千人左右。兵力单薄，难以御敌。有鉴于此，洋务总局通知各国驻渝领事，“转饬通商，传教洋人，勿轻进省”。四川按察使在通饬各属的札文中承认：“该匪犹愍不畏法，逼犯龙潭寺，省垣戒严”。(《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如果龙潭寺失守，义军奔袭20华里，即抵成都城下。奎俊召开紧急会议：“人言啧啧，官心惶惶。群聚督署，强颜筹商，不闻谋略，惟余恐惶。”节骨眼上，惟有年届76岁、须发皆白的老将军、按察使陈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