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阴差阳错，屡见不鲜。
《天地颂》悄然出现，不仅知我者出乎意外，连我本人也恍如一梦。
梦从何来？这要从“九”说起，因为我这辈子好像和“九”“有缘”。
1929年，我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和南京只一江之隔），时间是阴历八月十五，阳历大概是九月。传说，我家曾是太平军军部，至今留下一块上马石，柱子上还有用刀砍的拴马缰绳的印痕。于是，有人据此推测，我们家姓李，是不是忠王李秀成的后代？显然，这种推测有点离奇，也无家谱可以查考。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经常给我讲太平军的故事。至于有人说，我们家参加革命的人多，可能是太平军斗争精神的“遗传”，这就更加离奇而不值一谈了，因为当年人们闹革命决非由于先天的“遗传因子”，而大多是后天的“逼上梁山”。
1939年，新四军来到了我的家乡。这时，日本鬼子已占领天长，我们全家逃难到乡下。八岁时，我曾随姑母、奶奶在北平“住机关”（地下党），在西四普化小学读书。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我们和日本人打架，我的右臂骨折，吊着绷带上学。如今逃难在外，衣食无着，又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对准正在喂奶的舅妈的胸膛，那种凶狠的目光和奸诈的狞笑，使我终生难忘。可以说，我从小对日本侵略者就怀有刻骨的仇恨。在国破家亡、饥寒交迫之际，“大救星”从天而降，刚刚过了十周岁的我便投入了党的怀抱，在真理的阳光沐浴下成长。
1949年，我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望着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我像千千万万的战士一样，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走来。忘不了，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枪声，国民党飞机的尖啸声；忘不了，从山东步行三千里到了延安，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又从西柏坡乘卡车到达香山。……啊，新中国，你是我生命之所系！
1959年，我又一次站在天安门前，在观礼台上望着雄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这时，一位波兰记者站在我身旁，他奉波兰青年联盟中央之命来华访问，由我陪同接待。他是那样的兴奋，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友之情在我心中荡漾。他使我想起，1952年夏天，我奉外交部之命，陪同三位波兰记者去朝鲜板门店，一路上历尽艰险，尤其是美国飞机狂轰滥炸，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和几个战士不幸遇难，也差一点叫我们送了命。正是这种生死之交，使我和波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种充满危险和痛苦的经历，使我对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愤恨无比。
1969年，我们背着背包，在天安门前庄严宣誓，又从这里步行到火车站，直奔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我们这些中南海的“黑秘书”们和上千名干部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筑大堤、造水田，插秧、割稻，养猪、种菜，盖房子、捞沙子，挑大粪、烧锅炉，战酷暑、斗严寒，经风雨、见世面。七年的岁月，我熬过来了。七年的考验，我经受住了。下半辈子，还有什么难关闯不过去，还有什么痛苦不能战胜呢？
1979年，在新华社，我提出辞职，不再当官，只当一名记者。为什么？因为1947年周恩来交给范长江、范长江后来又交给我创作《巍巍昆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也相信能够完成。于是，我又沿着当年转战陕北的路走了一遍，访问了上百位知情人，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先后完成了电影剧本、话剧剧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小说等等。创作的艰辛一言难尽。好在我从不怕苦，而且以苦为乐，坚守一个信条：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1989年，电影《巍巍昆仑》和观众见面了。十年风雨，十年磨难，十年奋斗，十年血汗，铸就了我这个永远改不了的“共青团性格”——学习、学习、再学习，向上、向上、再向上！我终于用我的劳动实现了周恩来、范长江的遗愿，用我的行动实现了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回顾以往，我无怨无悔，也问心无愧。但是，我并不满足过去，恰恰相反，我始终在反思、在反省：你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六十岁以后，你还想干点什么？当年，几乎每次检讨，我都有一条缺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现在看来，这确有“无限上纲”之嫌。然而，我不能否认一点：理想色彩过浓，实事求是不够，想干的事情太多，结果是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贪多嚼不烂”，得了“消化不良”症。因此，我必须收缩战线，集中精力干一件事——创作。正是在这个时候，1989年10月，一位同窗好友见到我，要我写“两弹一星”。我一听，不禁哈哈大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可他却是很认真、很诚恳的。他命令似地说：“这是个重大题材，你非写不可！”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位老同学参与过“两弹一星”，极富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博学多才，感情丰富。他讲的故事使我动心，但我仍然不敢答应，最后只说：“好吧，咱俩合作，你懂科技，我向你学习！”说来也巧，1954年，我们俩在莫斯科合作，写过长篇通讯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想不到，三十五年以后我们又要携手合作了。
正是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什么叫“两弹一星”；当然，万万没有想到，“两弹一星”竟从此和我的生命连成了一体。
试想，一个连初小都没有毕业、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至今还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要“上天”，要写“两弹一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么？这岂不是名副其实的阴差阳错么？
然而，笑话毕竟成了事实。就算是“赶鸭子上架”，如今这“鸭子”也居然上了架啦，哈哈！生活的戏剧性，或者说，历史的戏剧性，不常常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么？从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的生活，这十年的历史，就是在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或酸甜苦辣的戏剧性中走过来的，大至世界和国家，小至家庭和个人，莫不都是如此。
我写“两弹一星”，如同当年搞“两弹一星”的人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逼上梁山”。原子弹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导弹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卫星是什么样子？还是不知道！可英雄们硬是搞出来了！是谁“逼”他们呢？是战争的威胁，是国家的安危，是民族的命运，是历史的责任。
那么，又是谁来“逼”我呢？绝不是那位老同学，他丝毫没有强迫之意，完全出于我的自愿。要说“逼”，倒是真有其人，那就是搞“两弹一星”的英雄们。他们是我的老师，给我启发，给我指导，最后要我写一篇作文，或者说要考考我。考了十年，不管怎样，“照葫芦画瓢”也好，结结巴巴也罢，我这个小学生反正也“交卷”了，也答出来了。因此，可以说，“两弹一星”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教育了我，“逼”着我非拿起笔不可。英雄的史诗是他们创造的，我只是零零碎碎记录下其中的一些片断而已。
其实，在国防尖端文学领域，早已有了一批勇敢的开拓者。他们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杂草丛生的荒原上，已经走出了一条路。我只不过像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沿着他们走出的路，拼命地想跑步跟上队伍罢了。
我说“拼命”，决非夸大其词。领受任务时，我已届花甲之年，算得上是一个老兵了。况且，我身上的“包袱”沉重，诸事缠身，捆住了手脚。1991年，在中国记协，我打报告要求办离休手续。在参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工作之后，我就完全得到了自由。1992年，我的那位老同学又约我面谈，鼓动我下决心干，然后又给我写信，派人送了几本书。正是这几本书，成了我这个小学生的教材，而书的作者们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正当我跃跃欲试之时，医生说我得过肝炎，肝功能不正常，要我“全休”。这对我无疑是当头棒喝。记得，那是在讨论修改《巍巍昆仑》之后，三个月同吃同住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三个人全都因肝炎住院，唯独我化验正常。当时我还非常得意，殊不知病毒早已潜伏下来，只是我一点也未察觉，硬是挺了八九年。因此，肝组织受到严重损害，加上过度劳累，最后变成了“慢性肝病”。若不是“体检”发现，确实太危险了。面对病魔的挑战，我只有奋起抗争。熬了整整三年汤药，居然也熬出了头，肝功能完全正常了！须知肝病不能根治，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一边养精蓄锐，一边收集素材，准备“上天”。说实话，那几年，我一直在神秘的科技王国门外徘徊，心里老是在打鼓：我能行吗？那位老同学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既不逼我，也不松口，仿佛从一开始他就相信我会“上天”的。尽管他知道我不懂科技，但他了解我的经历、我的特长、我的性格——一旦下了决心，那就什么也挡不住，就会坚持干到底的。他对我的信任远远超过我自己，这不能不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可以说，我敢于“上天”，纯洁的高尚的友谊确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豁出去了，干！
为了“练兵”，我开始练笔，断断续续写了很多东西，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练习，其中最重要的是《梦与火之歌》——《巍巍昆仑》幕后的故事。在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回忆录里，我把创作《巍巍昆仑》的前前后后、风风雨雨，淋漓尽致地写了个痛快。多年来，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一直东奔西走，喜于创业，乐于开拓，生活节奏快，办事效率高，被人称为“东旋风”。现在，人老了，风也刮不起来了，难得坐下来，静下心，仔细地回顾，认真地总结，特别是在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作为借鉴，引以为训。这部回忆录是我十年的总结，也是我“上天”的宣言。正是通过这次“实战演习”，我的创作激情才真正地像火一般燃烧起来，我要破釜沉舟踏进“神秘王国”的决心和信心才最后地树立起来。
为了“练兵”，我开始构思。通过“两弹一星”，到底要表现什么？说明什么？我也像创作《巍巍昆仑》一样，按照陈荒煤老师的建议，先写出《大事记》，希望从中看出一条红线，悟出一点哲理。英年早逝的我的好友王愿坚在讨论《巍巍昆仑》剧本时说的“四度”——广度、高度、密度、角度，使我记忆犹新。创作，构思最重要，时间最长，难度也最大。经反复思考，我决定取名《天地颂》。天地者，规律也。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乃是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两弹一星”即是活生生的体现。
为了“练兵”，我开始请教。《巍巍昆仑》是亲身经历，有直接的感性知识，而“两弹一星”则相反，只能从有关的文字资料中，获得间接的生活经验。十年来，我收集和阅读的图书刊物不下千余种，我从每天看到的报纸中留下的剪报不下千余份，即使书上只有一两句话，即使只有“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份剪报，也往往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在此，我不能不向书刊报纸的作者和出版者致以深切的谢意（因篇幅限制，恕我不能列出清单），正是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源源不断地向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食粮。当然，光有文字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我当了多年记者，特别喜欢追踪和挖掘第一手资料，因此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协助下尽可能地进行了采访。看见那些饱经风霜的将军、科学家、专家、领导和管理干部，听着他们生动感人的叙述，不禁使我如身临其境，获益匪浅。
1997年，冲锋号吹响了。那真是拼命啊！我带着资料、药品和衣服，像一个出征的老兵离开家，走上了战场，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不想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向前、向前、向前！记得，我在淮南联中预备班的时候，是个儿童团员，曾经在夜里站岗拿过“老套筒”，但是枪比我人高，在我手里枪只是一根“打狗棒”。1947年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尽管处于国民党几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纷纷表示要以生命保卫党中央，可我手里枪没有了（新华社队伍里只是范长江警卫员有一支盒子炮），我只有一根棍子——行军用的“打狗棒”。正是这样的经历和体验使我逐渐地养成了战士的性格——一声号令，勇往直前！
我常常在想，一个作家，如果自己没有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那种精神，怎么可能表现出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那种精神呢？
我认为，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对年轻人如此，对老同志也同样如此，或者说更应当如此。尤其在今天，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等，像可怕的瘟疫到处蔓延，无孔不入地毒害着社会的肌体、腐蚀着人们灵魂的时候，老战士们更应当保持革命本色，牢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早已离休了，当然没有参加今天的“三讲”。但是，我几乎天天在“三讲”。试问，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我又怎么去创作、去再现“两弹一星”这部英雄史诗呢？我又怎么去刻画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呢？党政领导干部要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三讲”，共产党员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要关起门来自己进行“三讲”啊！
创作之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不光是含辛茹苦，更加需要无私无畏，为人民的利益而创作，为党的事业而战斗，决不动摇，决不退缩。我牢牢记着并不只一次对人说过毛泽东的教导：“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搞“两弹一星”的英雄们正是用这种精神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我们怎么能不以他们为榜样、怎么能不在行动中向他们学习呢？
这几年，在创作天地间遨游，我活得既轻松，又很累。快乐和痛苦，像一对孪生子，总是结伴而行。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喜怒哀乐之情不断地在我胸中翻腾——
喜——为英雄们创下的惊天动地的奇迹而自豪。苦尽甘来，他们笑，我也笑。看见创业者豪情满怀战天斗地，望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自己不是也变得年轻了么？在苦思冥想之后，忽然来了灵感，写下得意之笔，我也禁不住仰天大笑，其乐趣实在无穷而又奇妙。我深深体会到，创作是给我带来快乐、使我精神不老的最好的“药方”，哪怕一天只写几百字，只要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就感到活得很充实、很自在。
怒——为帝国主义如此放肆地欺侮我们，一次又一次向中国挥舞核大棒，以武力相威胁，不但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和平建设，反而污蔑中国是“黄祸”，是“好战”，真是蛮横无理，欺人太甚！每写到此，我怒不可遏，气得心在颤抖。从麦卡锡们到考克斯们的反华叫嚣，从1950年侵朝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到1999年北约美国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三位记者同胞惨遭杀害，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决心用愤怒的笔，把一件件事实记录下来，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请老牌帝国主义者和新牌霸权主义者照一照自己——嗜血成性的“妖魔”们，如何处心积虑地叫天下不得安宁。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