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学校教育更多承载文化背景的教育功能，当然这种文化背景对进入上层社会而言，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技能、资格。可以肯定，传统社会更多的生产生活技能和传统文化的教育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完成的。近代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学校教育更多承载了真正进入社会的技能教育的功能，而文化背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但文化背景教育更显多元的格局，其中社会（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功能更是重要。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教育可能更多要研究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以往我们较多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研究，对不同区域汉族民系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差异研究的关注较少，如以前较少有人关注汉族屯堡人的教育和客家人的教育，这些年才有人开始关注起来，但研究还浮于表面，很少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系统研究这些民系的教育历史。
严奇岩从人类学的角度选择客家这个特殊的汉族民系或族群来研究他们的教育与文化传承，是有较大的学术价值的。一般认为中国客家人是唐宋时期的中原汉族在唐宋时期迁居到闽粤赣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的一个文化相对独立汉族民系。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客家人应该是在明清时期保留中古中原儒家文化较深厚的一个民系，这可能是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明显的历史根源。但这样的人群在清代迁到四川这个移民汪洋大海后，文化特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原因为何？这都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严奇岩以四川客家为研究对象更有其学术价值。
严奇岩在文中认为四川客家有“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教育中有充分挖掘民间丰富的教育资源，教育内容上强调文化认同教育，教育多集中于家族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特色，并认为“鲶鱼效应”是形成这种传统和特色的原因，这种新的角度的讨论应该是很有创意的。特别是赞同客家教育发达的“环境说”，并从“鲶鱼效应”角度来思考，都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发现很多汉族民系能够将传统文化较好保存下来的，往往是与受中原正统文化信念支撑的正统观有关。屯堡人的文化能很好传承下来，显然与屯堡人明代汉族的正统观而来的自信有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任何文化符号都是先进、正统的显现。同样，客家人由于来源于中原，本身受儒学文化的影响深厚，骨子里本身有一种“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唐宋中原汉族的正统潜意识更使这种传统得以放大。
四川盆地一方面丘陵切割，对于农业生产组织的限制，使分居有一定的必要；一方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使得分家而居有可能。所以《隋书·地理志》中称巴蜀“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这种传统使四川传统家族、宗祠在中古时期相对并不发达。“湖广填四川”以后，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特别是大量宗族举族迁入，使四川的家族观念有所改变。特别是客家人，由于受传统中原家族观念的影响深，迁入四川后，为了维护本民系的利益，这种家族观念更得到强化，“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文化认同强化的需要使得客家人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都相对较为发达。
严奇岩出身贫寒，在硕士阶段学习就十分刻苦，博士学习期间更是学有所得，更是发奋努力，成果较丰。《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作为导师我曾与他多次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深感如果将一个汉族民系从学术层面讨论在其中提炼特色和发现原因，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比如“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对于传统社会的汉民族而言，在各个地区可能仅是一个程度上差异的问题，这种差异必须有科学计量上的分析可能才更有说服力，但历史文献中可能供我们这样研究的样本并不系统。同样，对于“湖广填四川”而言，“鲶鱼效应”可能还显现在客家人与湖广人、非湖广人、土著等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果将其他汉民族特殊民系如屯堡人的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可能还会有新的认识。
严奇岩年轻有为，学术感悟十分敏锐，热爱大西南这块热土，耐得住学术寂寞和清贫，这是学术成功的关键。相信他会在将来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蓝勇
2009年5月13日于重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