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客家史内容十分丰富，它不应仅仅是闽粤赣核心区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同时还应该包括客家起源史以及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发展史。如果只有客家民系发生、发展的历史，而缺少了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迁移、扩散壮大的历史，那么，这部客家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为了完整地展现客家民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全面地揭示客家文化演变的脉络轨迹，很有必要把客家核心区的研究与客家边缘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客家学研究领域而言，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当今客家世界的版图上，内陆四川作为客家边缘区的典型，其封闭而神秘的面纱只是在20世纪末才慢慢被揭开的。以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2001年3月）、世界客属恳亲会“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0月）在成都举办为契机，四川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客家文化的研究热潮。近十年来，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组织运作下，这一地区客家文化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随着一系列田野调查工作的展开，一大批有关四川客家的资料书刊和论著应运而生。
自客家学的奠基之作——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60多年间，客家学界的注意力大多聚焦于客家核心区域——闽粤赣边区，这里几乎成了客家研究的主战场，有关四川客家边缘区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1997年，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率先进入这一区域，以一部《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揭开了四川客家神秘的面纱，开创了对内陆客家研究的先河。不过由于当时四川客家田野调查工作尚待开展，作者大多依据文献资料，许多第一手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来不及发掘利用，致使这部著作的完美性受到局限，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随后兴起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热潮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创造了条件。不过，由于四川客家研究起步较晚，本省研究力量有限，加之初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地方资料的搜集（如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等）与田野资料的调查（如刘义章、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三种等）上，仅有的学术著作也大多致力于本区最富特色的移民迁徙（如陈世松《大迁移：“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等）和四川客家发展脉络的梳理（如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等）。因此，对于四川客家社会内部状况的研究反倒无暇顾及，以至留下不少学术空白，有待后来者予以填补。
恰逢此时，正在西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严奇岩同志出于教育史研究的需要，结合多年来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兴趣，决定以四川客家地区的崇文重教作为切入点开展专题研究。严奇岩博士论文原来的题目是：《族群性和地域性：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以四川客家“崇文重教”为重点考察》，该选题试图将“区域教育史”与“客家族群”勾连在一起，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闽粤赣客家核心区和四川客家边缘区教育发展的异同，揭示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特色，归纳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从而为四川客家教育史编经织纬、勾画轮廓。
这一博士论文设计思路从既往的四川地方史和客家文化研究领域讲都是富有开创性的。我作为多年穿行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过来人”，深知此项选题的价值，在对他的研究计划表示赞赏支持的同时，也为他能否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而感到担心。实事求是地讲，在严奇岩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四川客家研究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和必要线索，并没有为他提供多少现成可用的成果，一切有待他去辛勤耕耘。几年过去了，严奇岩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吃惊的答卷——一部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现在论文在经过修改打磨之后，即将交付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一研究成果。此时此刻，我认为有必要首先把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的上述研究背景作一交代，这对于读者了解此项研究的缘起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作为严奇岩博士论文撰写的见证人，我亲历了他从设计研究思路、实施研究计划，直到最终实现研究目标的全过程。严奇岩勤奋刻苦，虚心好学，广泛联系教育与客家学界的诸先生，在论文开题前即做好了充分的资料信息准备，较为全面地掌握客家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从而为他找准主攻方向和目标、制定可行的研究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调研过程中，他不辞劳苦，克服重重困难，跑遍了我们为他提供的所有联络点与联络人，深入川、渝地区的一些客家乡镇，搜集到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在论文撰写阶段，针对课题难点和重点开展研究，他还陆续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正因为他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所以，最终他能收获期待的成功回报，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通观全稿可见，这篇论文基本上围绕上述设计开展叙事，恰如其分地将客家人的教育（包括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纳入四川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进程之中，紧紧抓住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耕读”思想、移民文化认同教育、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等重大问题，旁征博引，勾弦提要，行文简明，逻辑严密，论文中有不少见解颇具创意，如对于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移植型”概念的提出，四川客家耕读起家类型与典型的归纳以及四川客家“崇文重教”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的剖析等等，均可见作者的理论功底与治史才能。总之，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填补四川地方史、客家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推进四川移民社会与客家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为开拓教育史研究空间作了成功有益的探索。
如果说该论文还有不足的话，这也与四川移民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不够有关。众所周知，四川是一个移民社会地区，元明清三代是其重要的成长阶段。四川之有客家族群聚居，是清初以来的社会现象。严奇岩博士论文所重点考察的“崇文重教”思想传统，无论就其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形式，在客家人入居四川之前，在整个四川社会早已普遍流行，在其他族群中均不例外。客家人入川后，从原乡带来的客家文化一直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免不了要受到强势湖广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客家地区流行的教育思想、理念、行为、实践及其后果与此区强势的湖广文化联系起来考察，从互动比较中剖析其异同和影响，应该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由于过去学界对于巴蜀文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以至缺少可供借鉴的成果。如严奇岩博士论文能对此有所建树，则学术贡献将功莫大焉。遗憾的是，该著在这方面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未能对此深作探究。事实上，作者所考察的客家聚居区并非真空地带，其所论述的内容在湖广文化区照样流行。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彼此取代还是互相融合？如果能对此浓墨重彩加以剖析论述，不失为本选题的一大亮点，相信其学术价值会更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够达成目前的水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严奇岩同志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希望能我写点文字，推辞再三，盛情难却。在向他表示祝贺之余，我期待他更上一层楼，继续对四川客家社会的变迁给予关注，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世松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9年6月9日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