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族群内婚制是实行精神文化环境重建的重要途径。客家入川后，因为风俗习惯相同，前几代人都是客家人与客家人之间通婚。正如方志记载，福建移民入川，“初与粤互为婚姻，其俗大抵相同”。笔者调查时，冯思章告知，清初客家人不与湖广人通婚，正如满汉不通婚一样。现在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仍以男女双方能否保持或学会客家话，作为能否巩固爱情、百年偕老的标志，如忘却客家话，往往会引起婚变，这就加强了客家话的稳定性。 荣昌客家人罗荣宗教授也说，“荣昌县安富的客家人子女婚姻，亦以客家人为对象，生活习惯，尚有客家人的意味”。李宗吾的家乡也是如此。“广东人来四川的，嫁女娶媳，必定要选择广东人；李家自从入川到宗吾一辈，已有八代，但他们兄弟姊妹，都是和客家人结亲的”。客家人保持族群内部婚姻制，维持族群认同的生物特征，使客家语言文化习俗得以传承，有利于原乡文化环境的复原，是客家精神文化环境重建的重要保证。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内核。以广东话作为认同的标志，四川客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客家移植型文化的突出表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体现了客家人浓厚的族群意识和强烈的内聚心理。移民有较强的族群意识，有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是移民双语现象存在的条件，能保持内聚力以抵抗土著居民的地方主义和排外倾向。正是原乡语言环境重建的需要，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才使得弱势地位的客家话虽然处于四川官话的汪洋大海中，但300年来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来，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至今仍有不会说四川话的“死广东”）。而且，由于东山地区是距离成都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也是我国距现代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
当然，客家文化的“移植型”不是绝对的。在四川，客家文化无不受当地环境的影响。即四川客家文化打上了巴蜀文化的烙印。如客家妇女多不缠足，善劳作，有“健妇把锄犁”之誉，而四川客家妇女普遍存在缠足的习俗，这是巴蜀文化融合客家文化的表现，反映四川客家文化的“在地化”现象。
总之，在处理原乡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中，四川两种移民文化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态势，即湖广嫁接型文化重在原乡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且文化的融合成为主流；而客家移植型移民文化重在对原乡文化的传承，使客家文化的传承成为了主流。正如洛带镇广东会馆的中殿楹联所书：“庙堂经过劫灰年，宝相依然，重振曹溪钟鼓；华简俱成桑梓地，乡音无改，新增天府冠裳”。“乡音无改”指客家语言在四川得到了传承，“新增天府冠裳”指部分吸收四川地区文化。四川客家在移植原乡文化的基础上部分融合了当地的巴蜀文化，从而形成四川特色的客家文化。
三、四川客家文化核心和特色
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文化是教育的基础，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因此，四川客家文化核心和特色是我们理解四川客家教育的文化基础。王东认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有三点：即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远的气质。反本追远的气质使客家地区的各种文化事象，无不带有古风和古意。总之，强烈的祖宗观念、传统守旧而以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见长和质朴无华、崇尚名节是四川客家文化的核心所在。
（一）四川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
林济对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祖宗观念作了比较，表明四川客家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谱系意识方面，客家移民有深远谱系意识，有强烈的追溯祖先文化传统，始终视原籍地宗族为同宗，而湖广人对原籍宗族及谱系则茫然无知，湖广人多以始迁祖或创业祖为始祖，并不追溯原籍地的祖先谱系。二是在联宗的习惯上，客家联宗的发达及与原籍地宗族的联系较密切，而湖广人没有跨县跨府联宗的文化习惯。三是在祖产提留方面，四川湖广移民中，家庭分家多不提留赡养田和祭田尝业，祖先的产业大多被全部均分，父母由诸子轮流供养，因而湖广移民族群缺乏公共产业的基础，以至祭祀活动缺乏资金来源，甚至干脆不去祭祀祖先；而客家人在分家析产时，往往提留部分养膳或尝业作为公有财产，从而形成族群的凝聚中心。四是在祖先神灵观念方面，湖广人祖先崇拜中没有祖先神灵祸害子孙的恐惧，而客家移民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中，死去的祖先神灵有巨大的赐福和作祟功能，客家移民的祖先崇拜甚至压倒了其对俗世功名的追求，祖先被摆在最重要的信仰对象的位置。五是在对祖先骨骸的理解方面，客家人与湖广人的观念大不相同。湖广人强调入土为安，而客家人认为祖先的神灵与骨骸应与子孙相伴，时时受后人的照顾，在迁徙中遗弃祖先骨骸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必然要受到祖先的惩罚，所以客家移民对迁葬祖先骨骸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客家移民入川，常背着祖先的骨骸前行，或到四川定居后再返回家乡把祖先骨骸迁来新居地安葬，从而形成四川客家独特的“二次葬”民俗。
总体上看，客家人祖宗观念比湖广人要强。事实上，福建、广东是我国传统社会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两省客家区的家族组织的形态则更为典型。正如刘正刚指出，客家移民四川，家族关系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显得更加牢固。身在四川的客家人对此深有感触。如刘光第认为，“宗祠族正之法，闽、广、豫章之人，行者最多”。李宗吾也回忆，“广东人的祖宗观念是很强的，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
清代六对山人的竹枝词更是反映客家人的祖宗观念强的事实。“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来拜祖公。”六对山人的诗至少提供以下四川客家文化的信息：其一，表明客家移民与其他移民的区别是客家人特别重视宗族关系的礼俗特色。四川客家宗族观念强，客家宗祠占据四川宗族祠堂的大部分。如钟永毅先生对江津客家祠堂作统计，客家祠堂约占江津祠堂的50%，而江津的客家只占25%。其二，四川客家以广东移民为主，主要客家大姓有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等11姓。其三，在称呼上，“祖公”是广东客家对自己祖先的特有称谓，说明四川客家有自己独特的乡谈土语。其四，客家特有的习俗。如在祭祀方面，客家多有春秋两祭的习俗，而湖广人则只在春分祭祀，冬祭则极少。客家人的冬祭习俗在方志中也有记载。如彭山县“十月送寒衣，秦籍人有行者，冬至拜墓，粤桂籍人行之”；丹棱县“十一月冬至不扫墓，惟江西客民及诗礼家有送寒衣者”。这些记载反映了客家冬至祭祀的特有习俗。
（二）传统守旧，以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见长
四川的客家文化体现出的移植型文化特征，从而表现出客家人以保留传统文化见长，正如崔荣昌所言，“客家人一切惟礼是尚，有强烈的祖宗观念和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客家文化在吸纳土著文化之长外，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固守与承袭。因此，尽管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客家人的饮食、语言、民俗以及建筑等，处处仍可见中原遗风或原乡风貌，客家地区的各种文化事象无不带有古风和古意。东山客家民俗中有很多古代儒家礼法的遗存。在文化保存方面，相比较而言，客家人保存的汉族古文化如方言文化、客家家族文化和礼仪风俗等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客家文化堪称中古汉族古文化的活化石；在文化变易方面，在时间与空间两大因素作用下，客家人所负载的汉族古文化虽已有了变易，但相比较而言，在汉族古文化中，客家文化是变易最少的。客家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和固守，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色彩。因而，尽管东山客家处于大都市的近郊，但对现代文明接受相当缓慢，与现代性形成明显的反差，某些早已消失的民俗，仍鲜活地保存在东山区，成为汉族古老民俗的活化石。如客家的“三献礼”的民俗，在湖广人的社区中已很难见到；客家移民从广东带来的“猫公牌”，至今仍成为东山客家人的娱乐方式，而在原乡早已绝迹。总之，传统守旧，以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见长的特点成了客家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质朴无华、崇尚名节
质朴无华、崇尚名节是四川客家文化的核心之一。质朴无华与客家人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是客家人在颠沛流离的苦旅中养成的气质。客家人的饮食、服饰、家具以及民居家宅，亦无不显出纯朴的特色。尚“简”崇“拙”，贬“奢”抑“侈”，长期以来不仅成为客家人固执的生活态度，而且发展成为他们持久、强劲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时尚。质朴无华的风格使客家居住地洋溢着淳朴憨厚的民风。客家族谱中特别强调“勤俭治家之本”，常把祖辈勤俭的事例作为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典型材料。如《陈氏族谱》载，长年在外贸易的陈永守虽然经商致富，但“显考于饮食、衣服、宫室、器具，概从俭朴，虽身处繁华之地，家值饶裕之时，亦不改常度”，“但以衣服而论，一羊裘三十年，其它可知”。
正因为客家移民有深远的谱系意识，有强烈的追溯祖先文化的传统，客家人自我标榜是中原汉族的正统。客家人修谱时能把祖宗远追到三四千年前，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中原望族的后代，其祖先在族谱中往往是历史上的名人，如成都龙潭乡范氏认范仲淹为祖先，金堂县曾氏认曾子为始祖，龙泉驿区十陵镇朱氏认朱熹为祖先。许多历史名人都成了客家人的宗亲，客家人以祖先是中原的官宦贵族、士族子弟而感到莫大的欣慰，诸如种种体现出客家人重名节，客家人视个人名节比钱财更为重要。这反映了客家人崇尚名节，显亲扬名的观念。
总之，四川客家文化这些特点对客家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客家教育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