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弱势语言都面临语言流失的危机，而语言危机的征兆显现在母语传承的衰微。当儿童不再学习时，这个语言就是濒临死亡的语言。弱势族群的语言最容易有语言死亡的现象。客家话作为四川的弱势语言，但几百年来，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较量中，仍顽强地保留自我，成了一个个客家方言孤岛，而没有被强势的本土西南官话所同化。四川客家话之所以没有被西南官话同化，客家文化传统之所以代代相传，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客家的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因为语言的保存有助于文化传统的保存，而影响语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长传承母语给下一代的能力与意向。一般认为，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教育学的根，也是客家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客家方言是客家传统文化的灵魂。从社会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维持尽可能多的语言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一样，我们需要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从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看，保护客家话的意义大于任何物质层面。因为语言的失调会造成文化的失调，文化的失调会造成社会的失调，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前文提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片面强调语言保护的“死广东”，造成语言沟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片面强调语言沟通而“卖祖宗言”，造成客家话的消失，这说明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具有矛盾性。过分的语言保护势必影响语言沟通，而造成大批的双言双语人是解决这矛盾的较好途径。
如何培养双语双言的人，四川客家在此曾有独特的经验。
客家人入川在语言上有求同存异的特点。一方面要同外界交往必须学习和掌握四川话，一方面对自己的乡谈土语怀有深厚的感情。除了严格要求在家讲客家话外，客家人为适应社会，必须学习四川话。如在民国时期成都东山地区的学校，老师讲课和朗读课文全用四川话，学生回答问题也用四川话，并且只能用四川话。董同龢在东山地区调查注意到，四川客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乡镇小学或私塾都以四川话教读了，固然不少的客家曾经读书，同时也有些小学教师或私塾先生是客家，但是都没有一个人会用客家话读书”。在外主动学习四川话，这是客家人融入主流社会的需要。总之，回家讲客家话，出门讲湖广话（即四川官话），已成了客家人约定俗成的规矩。所以，客家人多数都会两种方言，即多数是以客家话为母语的双言人。
四川客家双方言人的培养在启蒙教育中更是特色鲜明。
流传于四川成都东山客家地区儿童的启蒙教材《广东小儿歌》，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说明了客家人在启蒙教育的同时又传承了客家传统文化。
四川客家人称自己为“广东人”，称自己的后代是“广东子弟”，把自己爱唱的山歌称为“广东歌”、“广东俗歌”或“广东小儿歌”，称自己说的话为“广东土音”或“广东土韵”。前文提到，四川东山地区在清代出现了用广东土韵来编写的儿童启蒙教材《广东小儿歌》，即用“土广东话”（客家话）编写的，至今仍流传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儿童歌谣集，是成都东山地区客家儿童的启蒙教材。原书作者佚名，其创作年代估计为清末。《广东小儿歌》作为客家教育后代的启蒙教材，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成都东山客家人的历史教育文献资料，非常罕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教育作为人类独有的文化传承活动，离开语言便无从谈起。在民国时期成都东山地区的学校，老师讲课和朗读课文全用四川话，学生回答问题也用四川话，并且只能用四川话，建国后用普通话。作为入川的广东客家人，其子女入学的状况如何？《广东小儿歌》作者指出：“广东子弟多半不解官话，每有读书数年，一句不解，虽读何用。”可见，语言障碍是四川客家子弟入学的一大难题。作者认为，从教育“广东子弟” 能讲能用出发，在借鉴客家童谣经验的同时，又用广东土韵来编写启蒙教材，“但用广东土音教之，至易上口，皆以稍知善恶，未必非养蒙之一助也，其音韵全与官韵不同，如‘’读‘爱’，‘儿’读‘乃’之类，悉加圈以别之。” 因此，《广东小儿歌》开创了用广东音韵来标注儿歌童谣的先例。《广东小儿歌》的对象是“广东子弟”，也只有用“广东土音”来朗读才有韵味，所以作者对有广东音韵的单字“悉加圈以别之”，把所有土广东话的音韵，以同音字加圈的办法，标注出来，以便让读者分清湖广话与土广东话的区别。目前的版本中通篇在单词上作了圆圈符号的计有88处，如“了”（音“利”）、“儿”（音“乃”）、“些”（音“丢”）等。《广东小儿歌》保存大量的客家方言俚语，体现了作者重视启蒙教育中的母语教育。
用广东音韵写成的《广东小儿歌》不仅再现了客家文化同四川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如何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的履历，也展示了四川多元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客家移民多来自广东客家地区，作为客家文化载体的方言，自然带有广东客家的音韵，《广东小儿歌》有不同的版本，湖广话与客家话混用，原来的版本本来该读客家音，却注成了湖广音，是两种文化交融的反映，是四川客家儿童以母语为媒介主动学习西南官话的反映。
启蒙教育中重视母语教育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语言是教育的工具，语言习得过程是儿童掌握母语的过程。事实证明，“许多语言的精华主要是通过4岁到10岁的儿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4岁到10岁年龄段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年的一项报告又指出：“任何情况下母语都是儿童最佳的教学媒介语。自心理学而言，母语是儿童心灵能自由表达与理解的有意义之符号系统，自社会学而言，儿童的学习透过母语比透过其他不熟悉的语言进行更有效率。”这说明初等教育中应该使用母语，如果使用非母语教学，会对学生学习造成严重的障碍；母语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继承文化的最好工具。
《广东小儿歌》用客家方言为客家子弟编写启蒙教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通过母语教育，解决了四川客家子弟学习的语言障碍，“以此教之，则句句能讲能用”，从而培养了学习兴趣。可见对母语在启蒙教育作用的论述，《广东小儿歌》的作者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有清楚的认识。二是在母语教育中保持了客家话的自尊，有利于客家话的传承。客家话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要标志。客家人始终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宗遗训。四川客家人把客家方言看成比祖宗田更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由于强化了语言环境，客家方言童谣“一童歌之，众童和之，壮者老者亦和之，妇幼女子又和之”，从而形成男女老少齐说客家方言的氛围。客家人有意强化自己的祖宗语言是从娃娃抓起。这也是今天四川客家话依然能保留自我的原因所在。因此，《广东小儿歌》是四川客家在处理好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关系的成功实践。
在今天，保护客家文化，培养双语双言的客家人的努力仍在继续，即四川客家乡土教材的重新兴起。笔者在成都洛带中学获悉，2002年9月，洛带中学正式将客家文化编入中学教育，编写专门教案、安排专职教师，利用每周三节综合实践课的机会用客家话和普通话“双语”向初一学生讲授客家历史文化与民俗。这既是对客家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很好方式。2003年由叶涛、伍荣主编的《客家文化和旅游经济》是东山地区金龙九年制学校编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校本课程，其目的是“希望客家后代继承前辈遗愿，发扬客家精神”。教材用客家方言俚语书写客家文化与传说，如“唔同湖广人通婚”、“只说客家话”等故事，并要求教师用客家话讲授。
二、客家传统道德文化教育
（一）客家礼俗文化教育
客家人入川，虽然文化上深受巴蜀文化的影响，但客家语言、礼俗、传统风俗、客家精神等仍保持其特性。客家文化核心之一是客家人崇尚礼仪，在教育观上表现为强调“品行第一，功名第二”，这说明道德礼俗文化是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四川客家人区别湖广人的一大标志。客家道德礼俗文化认同也是客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
“品行第一，功名第二”的教育观体现了客家重视修身文化的教育。家庭环境中的礼仪、道德、思想及文化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基础，也是客家教育的重要内容。
作为客家移民的后裔，肖平认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客家人对教育的重视。这里的教育不单只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如何通过客家人的言传身教，使自己的子女活得像个客家人。换言之，客家文化的精髓是从做人开始的。在成都，客家人从小到大，无时不受到修身文化的影响。
文明礼仪是一个人心灵程度的反映，是道德教育的起点。客家道德教育从礼俗教育开始。节令习俗、社交礼仪、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事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礼仪是一个人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如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等人生礼仪活动，尤其是婚礼和葬礼格外隆重，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灵魂。客家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在传统客家农村，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肖平介绍，客家地区的厨师一年收入在万元以上，这与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有关。其实这主要是客家重礼仪的结果。客家聚居区有专门的家祭师如通赞、允赞、礼生和乐师等专操此业，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唯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待遇较丰厚。据范学中先生介绍，做礼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他18岁就给人家做引赞，一次可得米半斗，做几天礼仪活动就可赚到一年的学费。
客家礼仪文化的传承包括物的载体和人的传播。
客家族谱记载了祭祀祖先的方法，各种祭文、神榜的写法以及堂联、堂号和民间礼俗文书，是传承客家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另外，客家民间保存大量的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礼俗文书。如百家神榜、手抄本《三献书》、礼仪样式等。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在客家区代代相传。现发现于龙潭乡范家祠的手抄本“柬帖文本格式”，成书于光绪年间，保存了大量的客家礼仪。卷首解说柬帖的礼拜式、请帖样式，该文本就不同的对象和事宜归纳了各种文书版式，其中以婚嫁礼式、卜书或祭帖等文式居多，此外收录了大量的吉祥语、喜庆楹对、各种尊称、四言八句吉语、婚庆唱仪语等。
客家礼仪文化的传承主要还是靠人的传播，而私塾是客家民间文化的摇篮。
客家地区有给人操办宴席的厨师、看风水的阴阳先生、主持礼仪的乡村礼宾、写对联的乡村知识分子、民间唢呐手等大批操办红白喜事的手艺人。这些人对客家礼仪相当精通，他们是客家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从目前看，这些人都是年过花甲的民间老人，都是私塾出身的民间艺人。东山地区写神榜的先生如范学中、张兴万、刘生平、李成基等皆是私塾出身。黄土镇大同村的刘生平回忆，私塾老师会教学生如何写家祭文，并带学生参与祭祀活动。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参加婚丧嫁娶活动，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洪和柳树村冯思章介绍，私塾有专门教人写祭祀文章，老师会带学生去行三献礼，充当诗童、允赞。所以，传统的客家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
客家礼生是客家礼俗文化的使者。客家礼俗中，诸如给小孩子起名，立契约，写分关文，检读完粮纳税单，填张借单，订张合同，起篇讣文、祭文，择吉，合婚等最平常的事都得请乡村知识分子来帮忙。乡村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写对联，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通过私塾培养客家礼俗人才，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
客家丧葬中最有特色的“行三献”是客家礼俗教育的典型，兹以“行三献”为例谈谈客家人是怎样在礼仪中进行道德文化教育的。
四川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传统守旧，以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见长。“行三献”就是客家文化传统守旧特点的典型表现。“行三献”也叫“行家祭”，是在死者出殡前一天晚上通宵达旦进行，分一献、二献和三献等，仪式均严格按照手抄本《三献书》进行，形式分“词”和“章”。“词”指祭文，“章”指歌诗。“行三献”体现了儒家孝道观念，其宗旨是孝子为祭奠老人养育之恩，张扬其功绩，教育子女及在场者。“行三献”是我国葬礼中的古老礼俗，在其他地方已不多见，但至今在四川客家中仍完好地保存。
“一献”即致悼词（祭文），是三献中最重要的一献。客家人写家祭文程序是：写祭文的礼生先到丧家，向家族的每个人询问死者生前的情况，除了生卒年事迹外，最重要的是收集死者可以传范的言行事迹，如对后代富有哲理同时又对后代有教育意义的话，然后按照一定的格式抄录下来。客家悼词多用叙事诗方式，常见句式是三三七句，并要求客家话写，生动感人又押韵，因而比普通的祭文更生动、更真实，寓意更为深刻。主持丧葬的多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在丧礼上主持人开始念叙事诗式的祭文，回忆死者生前最感人的地方，如死者是妇女，则把养育儿女的辛苦和家务操劳的事迹大肆渲染；如死者是男性，则把他对家族的贡献和所承担的责任生动的追述。感人处不光亲属痛哭，连主持这种乡村丧礼的知识分子也跟着欷歔，因此祭文要念一两个小时。客家祭文是对一个人盖棺定论所作的最终评价。既是对死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鼓舞、鞭策，目的是教育大家如何做一个客家人。整个仪式后主持丧礼的先生会把那感人的祭文留下，作为精神遗产给后代。因此，客家丧葬习俗中的礼节很有教育意义。
“二献”即讲书，由礼生运用经文，讲行孝是客家传统美德。讲古人如何行孝，讲孝子如何行孝，行孝对自己有何好处，教育年轻人如何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并引证历史上的典型事例，目的是让儿孙们行孝道。
“三献”又名歌诗，即由歌诗童念诗章。内容多为古老的诗词，如《二十四孝歌》、《思吾亲》、《叹世歌》、《十二行孝》、《红尘谈》和《十二月思亲》等，方式以讲唱为主，歌赋及民间小调，分纪念、劝世、思念等内容，核心以孝为中心，教育后代要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谴责那种“在生不孝，死后流马尿”的虚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