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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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导言(3)

教育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而形成不同的教育模式。当闽粤赣客家人随着西进的浪潮移民四川,来到巴蜀这块陌生的土地时,客家文化与四川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为求生存、图发展,客家人不得不适应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在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主动吸收、适应当地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教育模式和特色。因此,从族群角度切入,将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研究四川客家文化适应策略,从而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但是,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都是属于汉族,其文化的差别比较细微,且两者相互影响,因而从比较中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特色也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客家教育的研究本身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客家教育研究的领域尚待进一步开拓,且已有的有关客家教育的研究只局限于客家大本营地区客家教育的简单复原,往往是就客家而论客家,缺乏族群间的比较研究,难免带有主观化与感性化的色彩,这是客家教育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有必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反思,从而加强和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

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从文化上看,客家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而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客家,客家又隶属于人类学。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区域文化理论、族群认同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理论等。

客家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而“区域”是地理学上一个常用的概念,强调一定地域单元内部构成上的均质性。区域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区”概念,而“文化区”指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地域,表现出地域性特点。地域性是对于某特定区域,其中一切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是地域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同一区域内不同族群也会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文化强烈地影响着区域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表现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正如美国解释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论述法律时所指出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相对区域文化而言,教育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整体性与差异性、共性与个性这些基本特征即构成了教育的地域特性或空间特性。因此,近年有人提出教育地理学或教育的地理学视角等观点,目的是探讨教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客家是族群意义上的概念。而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些特征包括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等,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因而体现族群性特征。族群性即族群的性质和特点,表示某一族群的社会文化区别以及族群互动中的可识别性。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文化认同,指人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表现为对一种文化价值认识的自觉或觉醒,它表示自我归属于哪种文化价值,或者我应该怎样做。

在文化认同中,什么样的历史可以成为建构认同的“素材”以及如何解读“历史”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客家认同不可能完全通过要素的方法来理解,而必须通过讲述和复述历史来建构。显然,这里的“历史”是基于一定“历史事实”之上的“集体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记忆、回忆与描述。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语言、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构成族群认同的要素。任何族群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任何一个族群都必须通过族群记忆的强化和结构性失忆来重新整合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记忆,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

研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教育人类学的基本主题。文化问题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教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既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又对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教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方面的成果颇多。

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与文化存在互动关系。文化是靠教育来传递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发现文化就是发现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决定或影响教育,教育传统总是带着族群文化的烙印,从而形成族群教育的特质。正像美国教育人类学家斯宾格勒(Spindler,G.D.)所说的:“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因此,研究教育必须研究教育的文化基础。价值观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客家区域教育特色的基础与核心,因而研究客家教育要从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着手。客家人耕读传家与崇文重教等都是客家价值观的体现,是客家人族群心理的反映。客家文化的核心决定了客家文化的特征,从而决定客家教育区域模式和特色。因此,从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出发探讨客家教育问题是深化客家教育研究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运用以上理论从研究客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特色,以期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

当然,深化客家教育研究的关键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是一门跨历史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领域,该研究在性质上是在特定文化区域,以四川客家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教育史研究。区域研究要求本研究遵循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点与面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原则进行。区域教育史研究不仅需要利用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借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

1. 田野调查

客家文化是一种族群文化,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深入认识客家文化的重要手段,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基本方法在客家研究中理应得到重视和运用。

正如滕星先生指出,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提倡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客家教育研究既然隶属于人类学和教育学的范畴,更要求我们走出书斋,到田野作实地考察,运用教育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客家教育也许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研究者可通过在田野中收集更多的民间资料,以弥补客家教育研究资料的不足。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根基,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在客家教育中我们强调田野工作,不但可以使我们获得原始性、完整性的第一手资料和对研究对象的体悟,获取历史研究的“原生态”,也有助于我们对客家教育“文化性格”的再认识,了解其族群性、阶层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挖掘出客家教育一些新的主题,从而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