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
（一）四川客家移民比例
1.界定四川客家人的标准
成都东山客家人以是否说客家话、祖先神位写法和家族来源作为文化认同的标志。但是这三条标准不是四川客家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郭沫若、刘光第等四川客家人都不会说客家话，但他们有强烈的客家文化认同，有强烈的客家祖籍意识，所以，不会说客家话的四川人，只要明确自己的客家祖籍来源或承认自己是“土广东”并保留客家民俗，就是客家后裔，因此客家族群文化认同也是辨别四川客家人的标准，为此，本文中的客家人包括客家后裔。
2.四川客家比例
四川客家比例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不同时期客家人口比例各不相同。刘正刚对四川的闽粤客家人比例和数量作了初步的估计，认为清前期闽粤四川客家移民总量占25%，总人口在100万左右。由于没有把江西的客家列入，所以学术界目前对四川客家移民整体数量或比例缺乏研究。
由于缺乏清代翔实的户口统计资料，学术界对清代四川移民人口统计多从以下途径进行：
一是从会馆比例推测移民人口比例。清代四川108个县有1400个会馆，其中湖广会馆477座，占34%，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会馆占48.4%。据此推测清代四川移民中湖广移民占35%左右。这样看来，广东、江西和福建三省的移民要占48%，远多于四川的湖广移民，而事实上四川移民是以湖广移民为主。从江津会馆统计看，外省移民会馆共85座，江西、福建、广东等三省移民会馆57座，占移民会馆的67%。江津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移民约占25%，这说明移民会馆的数量与移民数量不成正比关系，即各省移民会馆的比例不能反映各省的移民数量。二是从移民地名比例看各省的移民分布。四川的地名中，湖广移民地名占80%，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移民地名共占10.5%。三是从移民家族的比例推测移民人口比例。四川土著移民氏族的比例可能就是各自人口的比例。在没有具体人口数据的时候，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此笔者以移民家族的比例来推测客家移民的比例。
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移民家族占四川移民家族的32.3%。由于江西、福建两省移民中有部分是非客家人即赣人与闽南人，今天四川仍有闽南语方言岛和赣话遗迹即是明证。清代福建入川的移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客家人。而江西移民中客家人比例有多少呢？笔者据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提到的江西入川的家族作分析。文中提到清初江西入川的移民家族有官、王、彭、杨、陈、夏、谌、张、沈、尹、刘、文、邓、郑、傅、毛、叶、谢、黄、许、李、宋、董、赖、淦、周、汤、肖、罗、成等30姓45支（含从湖广过籍入川的江西人），这些家族能确认为客家的有18支，客家约占40%，因此估计江西的移民中约有40%的是客家人，即江西客家入川占移民家族的比例为3.4%。至于移民入川的福建人也有非客家的闽人，在此也计算在内，因为在四川的湖广人中，也有部分是从湖广过籍的客家人，两者可相互抵消。如此算来，四川客家在入川的移民比例中占28%。这与一些专家的研究观点相吻合。如崔荣昌根据《蜀故》认为清代入川的移民中，若把广东、江西、广西、福建移民都看做客家人，约占30%。再如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收集到的关于四川人的来源100部族谱，其中来自客家的有25部，即占25%。就整个四川客家而言，广东客家占67%，福建客家占20%，江西客家约占13%。
曹树基先生估计，四川外省移民人口的比例占总人口的60%-70%之间，取其中间数65%，则清代客家人约占四川总人口的18%。不过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四川的客家毕竟在数量上是弱势族群，由于通婚和杂居，客家人在不断被同化中，即四川客家人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减少。按现在估计的四川客家移民后裔1000万计算，则今天四川的客家人比例不到10%。
（二）四川客家的分布
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也是客家人口最多的西部内陆大省。四川客家在地理分布上出现西多东少的特点。其分布分两种类型，即客家聚居区和客家散居区。
1.客家聚居区
四川客家分布以成都东郊的东山区最为集中。东山客家方言区指成都市区以东到龙泉山之间的浅丘区，包括龙泉驿区大部、成华区东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区，面积约460万平方千米，客家人约50万，占总人口的70%以上。包括五区一县25个乡镇在内（有的乡镇只有部分属于东山），即龙泉区洛带、十陵镇、义和镇、西平镇、长安乡、万兴乡、黄土镇、同安镇、文安镇、大面镇、洪河镇、西河镇，成华区龙潭乡、青龙乡、圣灯乡、保和乡，锦江区三圣乡，青白江区日新镇、龙王乡、福洪乡、合兴镇，新都县木兰乡、石板滩、泰兴镇，金牛区天回乡。这些乡镇总人口为694944人，客家人口为467739人，约占67%。客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90%以上的有义和、西平、长安、万兴、黄土、文安、西河、龙潭、龙王、福洪、合兴、木兰和石板滩等乡镇。因此，成都东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家方言区。
东山区25个乡镇中，农业人口为554503人，占总人口的79.7%，表明该区域是传统的农业区；而客家人口467737人，占总人口的67.3%，说明该区是典型的客家方言区。客家人口比例与农业人口比例基本成正比的关系。东山地区部分乡镇已变为街道办事处，城市化步伐加快，客家人口比例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2.客家散居区
客家人分散在四川各地，主要分布金堂、双流、彭县、新津、温江、简阳、资阳、乐至、安岳、资中、威远、内江、隆昌、仁寿、井研、彭山、富顺、南溪、宜宾、高县、泸县、叙永、合江、荣昌、永川、巴县、江津、南川、蓬安、广安、南部、仪陇、巴中、通江、广元、德阳、广汉、绵竹、什邡、中江、安县、三台、梓潼、西昌等40多个县、区。这些散居区的分布以川西为主，说明四川客家多分布于四川盆地西部。
二、四川移民文化的两种类型
（一）“湖广填四川”与四川两大族群的出现
族群的形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人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人的流动，就意味着文化的流动。在清代“湖广填四川”中，不同省份的移民、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化、不同耕作方式及语言文化习俗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从而产生族群认同，最终在四川形成两大族群，即湖广人和客家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导致族群认同。周大鸣先生指出，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族群中的个体从未接触过异质的文化，那么就无从产生认同，首先存在一种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由于清初各省移民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异，四川的移民开始以文化习俗为凝聚力形成各自的集团。四川的湖广人占优势，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成了四川的“普通话”，一些其他省份势单力薄的移民来四川后，为了寻求庇护和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纷纷冒充自己是“麻城孝感乡”的湖广移民；四川客家主体是来自清前期“湖广填四川”中闽粤赣边区的客家移民。从有确切记载看，清初客家最早入川的要算内江廖氏，内江廖氏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从福建上杭移民入川，但多数是乾隆后入川，因此，至今四川客家有300年的历史。四川的客家人由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习俗加上固守自己的族群文化的心理，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纽带，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浓厚的客家族群意识，从而形成与湖广文化相对立的另一个文化群体，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族群，即湖广人和客家人（“土广东人”）。湖广人与客家人由于语言与文化习俗上的差异，相互产生自身的认同。四川的客家人以客家方言作为族群认同的基本要素。“广东人”或“土广东”是四川客家的代称。因为四川的客家人以来自广东的客家为主，所以自称“广东人”，称客家话为“广东话”，他们称成都官话为“湖广话”，称官话区的人为“湖广人”；而湖广人则称他们为“土广东”，称客家话为“土广东话”。“土”字最初明显带有贬义，是客家人受歧视的表现，反映了两大族群中四川客家处于弱势的地位。客家人受歧视产生“鲶鱼效应”，促进了客家人的认同。客家以方言为纽带组成自己的群体，对四川客家人而言，家乡人的概念是指说广东话的人。在东山地区在东山说客家话的人被看成是家乡人，客家话在东山地区成了广东老家人的标志，成了寻访四川客家人的指路标。湖广人和客家人这两大族群的边界十分清晰。如肖平回忆，“童年的记忆中，我的世界被两种文化包围，一是客家文化，一是湖广文化”。四川两大族群的出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人文现象。
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族群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尽管没有广东那样的土客大械斗，但在清代四川，土客之间或客客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收集的“住山不住坝”、“没有文字”、“只说客家话”、“不跟湖广人结婚”等民间故事反映了湖广人与客家人两大族群的矛盾，也体现了客家人的清高和内聚。这些民间传说至少透露给我们以下信息：客家人把本族群“住山不住坝”的习俗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住山是为了不怕水淹”，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湖广人；客家人解释自己“没有文字”，是因为唯一的一本文字书也被湖广人偷去了；“只说客家话”与“不跟湖广人结婚”的故事表明客家人的自我保护和封闭意识，族群认同意识强烈。这几段传说应当诞生于移民社会初期，当时客家人数既少，又是初来乍到，各方面都不占优势，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山地又与外界相对隔绝环境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总是会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清代移民社会初期，四川学额较少，虽然读书人不多，仍存在教育资源的竞争。客家即使定居已久，已经符合参加科举的条件，当地湖广人心理上仍不愿接纳他们，尤其忌恨他们占据科举解额，所以一有机会便恣意攻击，有时甚至诬告他们。典型事例有东山区金堂客家移民：“自粤东入籍金堂，萍踪初寄，鸿爪无蒙，童试为众所阻，赖华振庵夫子多方推挽，始得入泮。”
直到民国时期这种冲突或竞争依然存在。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互相约定：凡是广东迁川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个会，叫做“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在四川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风俗习惯乃至语调不同的各省人民而聚集于一地，其感情的不能融洽，乃为势所必然，吾乡（川北）的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比如杨姓作为沙湾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于是客籍人组织一个保卫团，而土著人便组织了一个保安团。为首的叫杨朗生，平常总爱仗恃杨家的势力侮辱客籍”。沙湾的土客冲突其实在四川各地普遍存在。
（二）嫁接型移民文化（湖广人）和移植型移民文化（客家人）
前文提到，四川移民人口的比例高达65%以上，说明四川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入川的移民，因族群特性不同，在处理原乡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关系时表现不同的模式，因而出现不同的移民文化类型，即表现出“移植”与“嫁接”两种模式。大体上，两大族群在四川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文化，即嫁接型移民文化和移植型移民文化。 尽管“移植”中有“嫁接”，“嫁接”中有“移植”，但各有侧重。
四川的湖广文化属于嫁接型，重点在于把原乡文化嫁接于巴蜀文化上，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的融合，原乡文化的传承成了支流。“嫁接”既包括对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嫁接”，也包括对多元移民文化的整合或“杂交”。客家文化则属于移植型，重点在于对原乡文化的移植或重建，体现出独立性、封闭性和保守性，原乡文化的传承成了主流。“移植”既包括对物质文化的移植，也包括对精神文化的移植。
1.嫁接型移民——湖广人
两种文化的嫁接要求具有同质性，而湖广文化与巴蜀文化正好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由于地缘的濒临、战争的推动、交通的畅通及楚人开明氏的治蜀等因素促进巴蜀文化与楚文化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巴蜀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大量楚文化因素。古代的巴蜀地区与楚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语言风俗方面，与楚国存在许多相似。即所谓“蜀楚接壤，俗亦近似”。
宋元战争以及元明战争，使得四川人口锐减，明朝初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移民，很多湖南、湖北等省的人迁居四川，这就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这些明代的湖广移民构成了清代四川的土著。清初四川人口又一次锐减，土著也所剩不多，这里的土著实际上是相对于新移民而言的老移民，即老湖广人。清代前四川的土著基本上是老湖广人，清代“湖广填四川”中新来的湖广移民与当地的土著有很大的文化相通之处，这为湖广文化的嫁接提供了可能。湖广移民文化与四川文化历史上有渊源关系，两种文化的同质性为嫁接型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元末明初的数十年战乱，大批湖广籍乡民、军民留寓四川，带来了家乡的方言，随着世代人口的衍生，湖广人与当地四川人语言的相互融合。由于湖北籍人为多，故湖北话影响大。清代前期入川的移民以两湖、广东、陕西等地的为多，其中以湖北籍的为最多，因而以湖广为主（特别是湖北）的大批移民入蜀，在与原四川民众的共同生活中，互相融合，经过一个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体系。以湖广话为基础而产生四川官话，表明湖广文化是楚文化嫁接在巴蜀文化上很快形成新型的四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