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执行和平协议，我华北军区和华北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着手做了许多工作。
6月13日，根据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绥远新的形势，将原来的蒙绥地区改名为绥远省，原中国共产党蒙绥区党委改名为绥远省委，高克林为省委书记；原绥蒙人民政府改名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即原来的晋绥八纵）和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姚哲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的办事处设于丰镇。
6月20日，我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建立中国共产党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纪文为书记。工委会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以达到对董其武的争取、教育、团结的目的。”这个工作委员会，在对外联络上，也就是根据《绥远和平协议》而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是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构。
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绥联络处，其下设粮食部、皮毛部、百货部，开展各种贸易业务。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有关的金融业务。
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西段办事处，以现驻集宁办事处为基础，接管白塔至包头段的铁路工作人员，开展平绥路的运输业务。
紧接着，中共绥远省委抽调40多名干部组建了驻归绥联络处，主任是潘纪文，副主任是鲁志浩。鲁志浩和潘纪文一样，也是我党过去派到傅作义部的工作人员，曾经任过傅作义部二一一旅（以后编为新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在傅作义方面，也在6月14日派出了以王克俊为首的20多人去归绥与董其武一道执行《绥远和平协议》。临走前，傅作义和王克俊作了详细研究。傅作义要王克俊特别注意两个人，明的是当时在包头的国民党西北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暗的是一一一军的军长刘万春。特别是刘万春，他虽然过去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任三十五军军长时，他任副军长。可是，1945年他任骑四师师长时，因为侵吞军饷、贩卖鸦片，被傅作义撤职查办，从此就与傅作义不和，他的一一一军已经和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无异。他本人又是回族，和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关系较深，他自以为可进可退，相当骄横。对于此人，傅作义给了王克俊两句话：“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于执行协议的干扰。”
果然，当王克俊等人还未到归绥，在归绥东郊就有刘万春等人在“迎候”。刘万春向王克俊索要《绥远和平协议》，并明确告诉王克俊：有“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个协议，“他们”反对投降。所以，他要求王克俊“千万不能公布协议，不然会出乱子”。
虽然董其武对部下做了不少工作，王克俊也和各方面人士做了不少交流，《绥远和平协议》也在6月14日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正式作了宣布，董其武又改组了绥远《奋斗日报》的班子，在报上公开刊载了一些拥护共产党、支持和平协议的文章，但是仍然有很大困难。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我方派出的联络处不能在原来预定的时间即6月下旬进入归绥城。为什么？因为董其武原来害怕境内的部队向西逃走，就将他的战斗力最强的独立七师从归绥调到绥远西部的五原去了，归绥城中的主要兵力就是刘万春的一一一军和另一支也是倾向于国民党的骑兵整编第十二旅。而这时，身为归绥和包头两市警备司令的刘万春公然抵制我方的联络处进入归绥，声称如果董其武要让联络处入城，必须将联络处人员的枪支集中，交给他的人保管，联络处的人员不得出门，否则他的部队对联络处的安全不负任何责任。
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给董其武较多的时间，我方联络处决定推迟到7月14日入城。可是，就在这时归绥城中连续出事：主张走和平之路的绥远《奋斗日报》被暴徒砸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之类谣言满天飞，在归绥出现了很多谩骂共产党和反对和平的标语，包头还出现了少数特务分子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在我方与董其武多次协商之后，我联络处人员才在7月11日和17日分两批进入了归绥城。7月18日晚上，董其武为联络处人员入城举行宴会，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到了近30人，而军队代表竟然只有一人参加。
这时，蒋介石集团对绥远和平解放的破坏也日益加强。蒋介石先后三次派人到绥远活动。第一次是派原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人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二人到归绥，劝说董其武到南京面商一切，并说只有如此方能发给粮饷。第二次是派飞机来接董其武到广州出席各省主席会议。第三次是派曾经去北平劝说过傅作义的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陕坝，找董其武和孙兰峰长谈，并当场宣布了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绥远的所有军队均由第九兵团指挥。升官许愿的真实目的，一是要想取消董其武的兵权，制造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之间的矛盾；二是要求董其武和孙兰峰放弃绥远，将所有绥远的部队向西开进，转入宁夏、甘肃，共建西北反共基地（4月24日，我军解放太原；4月29日，解放大同；5月5日，解放安阳和新乡。至此，除绥远之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所以蒋介石决定放弃绥远，固守西北）。董其武表面上与徐永昌敷衍，但对于西撤一事，则坚决不理。孙兰峰虽然接受了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但这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他也没敢去夺董其武的兵权。
反动派的疯狂活动在7月24日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我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和王保堂、光棣、陶俊等4人行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口时，被3个特务拦住去路，强行搜身，受到我方的严厉斥责。由于大街上围观的群众很多，特务未敢轻举妄动。但这几个特务一直跟随到新城和旧城之间的慈善堂，和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暴徒会合之后，向我方人员开枪并投掷手榴弹，王士鑫因受伤过重而牺牲，陶俊右腿负伤。
当我联络处其他同志赶到并将王士鑫和陶俊送到省立医院时，猖狂的特务分子竟然给医院打电话，不准医院医治。这就是当时震惊绥远的“七二四”事件。事后查明，这次事件的主谋就是刘万春部下的二五八师政工主任赵元德，行凶主犯是二五八师的连长、刘万春原来的马弁李锡庆。
“七二四”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从我党方面来讲，毛泽东就此事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华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三项决定：（一）联络处多数同志撤回丰镇，留下三个同志在鲁志浩领导下坚持工作，坚决不撤出归绥；（二）对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三）实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就董其武方面来讲，将我联络处搬到更安全一些的原来蒙古德王府内办公，派他的卫队担任警卫。这以后，我联络处的同志又陆续进入归绥，我绥远省委增派了工作人员到归绥，充分发动群众，用广大群众热爱和平的力量，逐渐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四、傅作义亲赴绥远
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首先是安全问题。为此，由傅作义部下原三十五军的师长冯梓秘密入绥，见到董其武部主力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选定了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的美岱召（按：蒙古族把寺庙称为召）作为住所，那里原来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特汗在土默川修建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周围建有石面土心的城墙，四角建有角楼，背靠大青山，面临土默川大平原，南面就是黄河，风景优美，环境清幽。张世珍调独立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前来担任警卫。在去归绥的路上，则准备了一列专用的铁甲列车。其次是经费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拨出现大洋15万元，傅作义又从他原来部队的“奋斗基金”中提出5万元，共携带现大洋20万元。同时还带去了一个车皮的布匹。
8月20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着毛泽东写的“不以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及其随员李世杰、王克俊、阎又文、袁庆荣等，在我驻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去绥远。聂荣臻和薄一波亲到前门车站送行。华北军区派出一个营的警卫，随车前往。车到丰镇，受到我绥远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高克林、杨植霖等的热情接待。车到旗下营，又受到我绥远省军区领导人姚哲、裴周玉等的热烈欢迎。在旗下营，我军的警卫营将警卫任务移交给董其武派来的由卫景林率领的警卫营。当铁甲列车到达归绥时，全城戒严，董其武率所有高级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与傅作义已经不是一条心的刘万春等也不敢不到车站迎接。
傅作义到归绥之后，首先听取了董其武的详细汇报，然后就接见包括刘万春在内的主要官员。三天以后转移到美岱召，继续传见所有部队的军官、若干地方官员，一个一个地谈话，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他还到一些部队与全体官兵见面、讲话。同时，将带的现大洋作为慰问金，分发给各部队，士兵每人两元、军官每人五元。带来的布匹则交给被服厂赶制军衣。
也就在傅作义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而辛勤工作、安定广大军政人员的情绪、劝说大家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的和平道路的时候，蒋介石却让国民党西部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给傅作义送去一封又一封电报，有蒋介石的，有代总统李宗仁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的，电报中胡说什么“祝贺”傅作义从共产党的虎口中“脱险”，请他立即到广州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一封电报中，还以当年的西安事变为例，认为这次傅作义到绥远，有如他当年从西安回南京，希望傅作义能当机立断，即飞重庆。所有这些电报，都被傅作义扔掉了。可是，同时蒋介石又下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安排特务对傅作义下毒手。毛人凤遂给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恩武发出这样的电报：“傅作义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赵恩武得到电令后，慑于独立七师的严密保卫，也慑于广大群众对于和平道路之热情，终于未敢冒险。
经过了多方努力，绥远的绝大多数军政要员都表示愿意跟着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走和平之路。9月11日，傅作义给聂荣臻和薄一波发出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中，在详细汇报了绥远各方面情况之后，傅作义提出了他的具体办法：
……处理原则：（一）坚持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慎妥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即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我负责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因为他们对我还抱有信心，我处置坏分子，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如中共人员直接处理，其他干部即发生疑惧。所以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除高、杨、潘、姚（按：指我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驻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绥远省军区司令姚哲）各同志协同，设计决策外，请再派若干高级同志协助进行思想教育及检查工作。惟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及省厅内部直接处理事务人员暂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惧心理消除，两个省府合并为一，部队政治制度建立，即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况，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才不辜负毛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亦可以作全国其他各地一个较好的影响。这是弟目前应尽的责任。以上各节系弟针对目前实况所拟议，而对整个方针，体会容有不同，但此确为处理此一复杂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丑话说在前边，不愿事后再求补救。两兄有何高见，请电示。
两天之后，傅作义就得到聂荣臻和薄一波的回电，同意他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项步骤。电报说，不论采取什么方法与步骤，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在电报中，还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回到绥远的17000人，应全部收容起来，给以适当的安置与教育。”“由你去处理这些人，比较我们去处理为适当。”
傅作义读到这一封回电，对共产党人的严以自律精神和广阔的胸怀而感触万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封电报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才到了他的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