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公社根据国家需要，考虑了我们队的条件，建议我们多种一些棉花。跟生产队长和社员们一商量，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多种粮食，可以多产多吃；多种棉花，自己多得不了什么。我们支委会研究以后，觉得种棉是关系到国家计划和全国人民生活的大事儿，应该开社员大会讨论。我们提个头：种庄稼为啥还要有个计划，要想多穿布咋办？老社员于贺恩说：“国家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吃穿用都是本着全国人民的需要，得有个算盘。国家的算盘是从生产队算上去的。咱们的计划是全国计划的一部分。如果生产队只看到自己，不管国家需要，国家的算盘就给打乱了。”社员周硕说：“国家让咱多种棉花，多开工厂，多织布，还不是为了改善咱们的生活。大伙都按计划办事，把棉花种足、管好，自然就能多穿布。”一队队长高德成说：“要想多打粮食，不一定非多种不可，多加工多施粪，准能多打粮食。粮棉争地的矛盾就解决了。棉花倒是费工多，可是把它跟粮食作物的管理错开季节，照样能够管好。”灯不拨不亮，理不摆不明。原来想少种棉花的都改变了看法。结果360亩棉花一分不少地种足了。
秋后，社员们乐了。粮食作物的亩数虽然少了94亩，可是产量并不比上年少，棉花的收成也不错，收入就增加了。国家是从多方面奖励种棉的，我们得到了不少实惠。多种棉花支援工业，国家的建设事业发展了，这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光从我们得到实惠来说，也能看出对整体有利对局部也有利，两者并不矛盾。
当然，有的事从眼前看，好像对自己没利，可是往大处、往远处一想，也是有利的。不能只看自己鼻子尖上的事儿。拿征购来说，去年我们村的粮食征购任务是125000斤，听说全国全省有不少地区受了灾，我们和社员一商量，又多卖了65000斤粮食。开头，有的社员想不通，我们就给讲1959年闹水灾的事儿。这码事社员们的印象太深了。那一年如果没有国家供应13万多斤粮食，我们村就过不来。本来嘛，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就要“鱼帮水，水帮鱼”，“同舟共济”。只有大家都心向国家，心向集体，六亿五千万人的大日子才能过好，大日子好了，小日子才好过。去年春天，我们大队有200亩地因为太干没法种，就和邻村五里渠搭伙挖了一条支渠，通到邢庄公社的干渠上；而这条干渠距离还乡河埝还有六七里地，这是几个公社联合开挖的。我们就这样引来河水，浇水种上地。这不是沾了大集体的光了吗？工人，是老大哥，是领导阶级，这不用说。单说工农之间的相互支援，不正像鱼水一样吗？想一想，工人没粮食吃不行，工业没有农业提供原料不行，农民没有工业品也不行。不用说拖拉机抽水机、各种农具农药，这些东西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多么重要，就是我们天天使用的火柴，玩意不大，没有它也是不行的。
也许有人看到丰产队比别的队多卖了余粮，会说先进吃了亏。听了这话，我有点不明白。难道，生产搞好了，粮食卖得多，对国家贡献大，自己也吃得多，这就是吃亏吗？我曾经跟我们队的社员算过账。在全公社，我们队卖的余粮最多，吃粮标准也是我们队最高，工分值也是我们第一。当然，光从这件事谈吃亏不吃亏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到，完成征购任务，多卖余粮是农民的光荣义务，只想享受权利不肯尽义务，并且把尽义务当成吃亏的事，这怎么行呢？我看，说先进吃亏，就是思想不对头！我们大队的干部、社员，通过实际事儿，都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顾大局、识整体的重要。最近，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许多人说：“咱们队这几年虽然对国家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跟人家先进单位比起来，还差得挺远，今后要更自觉地从全局出发，为全局着想，把今年的生产进一步搞好，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十六节我的婚事（为邢燕子代笔）
我是去年8月底结婚的。爱人叫王学芝，是个共产党员，我们住在一个村。谈起我的婚事，得从头说起。
1958年我高小毕了业，就有人张罗着给提亲。那年我才19岁，我的主意是：年轻轻的，正是练本领、学知识的好时候，老早就恋爱结婚对工作、对自己的进步都不利。我谢绝了。
党和群众对我们青年很关心。不光从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们，教育我们，干活的时候还让社员照顾我们，教给我们。1959年，我们燕子队在冰上治鱼，党支部就让王学芝和另外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和我们一起干活，打冰是治鱼最累的活，王学芝总抢着干。我看他挺累，就想替他打，他说啥也不肯。当时，我很受感动，心想人家共产党员，干活劳动多实在。1960年春天种地，我们这儿地多、牲口少，大部得靠人拉耠子、拉砘子。王淑华、王学芝和我三个人一张耠子，学芝扶着，我俩拉……慢慢地，我越来越觉着学芝心眼诚实，办出事来让人尊敬，他脾气也好。一点一点地，他在我心里的地盘越来越大，我就更愿意跟他在一起干活。向他学习庄稼活，他帮助我很热心，也有耐性，对我的生活也挺关心。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同志的感情，可是比一般同志的感情又有点不一样，原来这就是爱情。
学芝的缺点我也知道，他在接受批评的时候，脸上有时挂不住。再就是他的文化低一些。但是，这都没有影响我对他的爱。一个人，优点再多，或多或少的也有些缺点呀。我就下力帮他改，他也有决心改。
这时候，村里就有人说我要和王学芝搞对象。这阵风一传出去，开始有人不相信：“就凭咱们这全国出名的燕子搞个庄稼人！”也有人说：“每天接到一大把外地来的信，燕子兴许早在城里搞妥了。”他们哪里知道，就是在他们这样议论的时候，我已经发出了第三封谢绝求婚的信了，其中有军官，也有大学生。
人们知道我真要和学芝恋爱，嚷嚷得更厉害了。有人好像替我惋惜：“这个傻燕子，怎么偏偏爱上个庄稼汉？”还有人退一步地说：“就是搞庄稼人，也应该搞个经济条件好的，学芝他们家有啥，哥四个才一个屋！”当时我真想不通，难道一个人搞对象，就是为了沾对方的光吗？这和过去的嫌贫爱富思想有啥两样？还让我想不通的是：难道庄稼人就没有出息，就不可爱？他们为什么这样看待职业分工呢？人家学芝就配不上我？我做出一点成绩，还不都是党培养的结果！
村里，人前人后议论纷纷，我的心里有一定之规。让人不安的还有封建思想给我的压力：一些婶子大娘嘁嘁喳喳，说，在本村搞对象，在咱们司庄子可是个新鲜事。我心里有些不安。
还是党组织了解我的心。正在这时候，党支部书记董德林同志跟我谈话，支持我们的婚姻。随后，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祝华同志、李再春同志也来了。他们让我自己拿定主意，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是的，党组织说得对：一个人可爱不可爱，主要在于他的品质，不在于职业和职位。说到经济条件，我这么看，我们的生活比过去不是提高了很多吗？只要我们好好劳动，今后，会一天比一天好。学芝由于小时受穷受苦，从来不讲究吃穿。我讨厌的就是那些好穿好摆的人。
一场风波过去了，我们把婚事定下来。这时候，原来就支持我的婚事的乡亲们都说：“燕子为了改变咱司庄子的面貌，真是铁心了！”我们燕子队的姐妹们都高兴地说：“这回，燕子姐总能跟我们在一块啦！”操持结婚的时候，我二大妈和西头二奶奶，都好心地劝我：“燕子，要点东西吧，学芝哥们多，这时不要，过了门，怕不给你做。”我就跟她们解释。也有人议论：“燕子结婚，一定得添置不少东西，她只要张张嘴，领导还能驳回？”（那时轻工业品奇缺，买缝纫机、自行车都得领导审批。）我还能那么办？我有啥特殊的？结婚买许多东西有什么用呢？县委、公社党委领导同志都问我缺什么东西，我说不缺。村里给我们找了好房子，可是我们不去，把一个棚子修了修，房子虽然窄，心里却宽畅。
我俩结婚后，互相尊敬，互相帮助。农活少的时候，晚上点起小油灯，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是民兵连长，文化低我帮他学习文件，还教他学习识字课本。我们还一起读各地给我寄来的信，一块受教育，受鼓舞。他比我大几岁，入党比我早，现在是党支部委员。他常嘱咐我，工作上要讲究方法，不能性急，还时常提醒我不要自满。
我俩生活上也是互相体贴。去年冬天，我到县里开会，2月我到各县汇报工作，临走他都嘱咐我：“你就踏踏实实地开会、工作吧，家里事不用惦着，老人家有我照管。”回来，爷爷告诉我，他老人家的寒腿犯了，学芝照顾得挺好。担水、做饭，连尿罐都是他端。他这样帮着我照顾爷爷，我工作更加踏心起劲了。
§§§第十七节全家爱武装
在唐山地区民兵比武大会上，乐亭县于坨公社秦庄大队的傅德俊，带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在距离100公尺处，用15发子弹，消灭了15个“敌人”，场上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观众夸奖说：“这一家子真行！”
傅德俊是第一生产队的指导员。他从土地改革以来，一直担任村里的干部。大女儿振华是个共青团员、民兵排长，三女儿振芝是民兵班长。大儿子振生和三儿子振起，都是民兵连的骨干。
今年6月，连队号召民兵干部们带头练武。振华和振芝有一颗保卫祖国的心，可就是怕练不好。德俊鼓励他们说：“要想练好，得有勇气，有决心，思想上得有敌人。解放前，咱家不趁房子，不趁地，你爷爷给地主韩廷起扛了一辈子活，一家人不能糊口。现在咱们吃穿不愁，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在党的领导下，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啊！你们应该拿起枪杆子，要敢打，能打，能战胜敌人！”振华和振芝在父亲的鼓励下，带着阶级仇恨，开始苦练射击本领。振华是个有心人，既能苦练，又能琢磨。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打了24环。振芝刚16岁，臂力弱，射击成绩比姐姐差。她除了跟姐姐一起练习以外，晚上还躺在炕上练托砖，有时砖几次掉下来，振芝劝她休息，她却说：“功夫不过硬，怎么能应付实战需要！”这样，她每晚总要练半个多小时。苦练的结果，到8月份，姐俩都能打二十六七环了。
振生和振起看两个妹妹练武，开始有点瞧不起。看到他们打出了优秀成绩以后，又羡慕，又着急，就要求妹妹帮助。振华与妹妹研究：“咱俩跟大哥、三哥开展个一帮一的活动，你帮三哥，我帮大哥。”从此，这个家里就由两个人练武变成了四个人练武。振生右眼有见风流泪的毛病，练了几次，总打不好，泄气了。振华就给他讲练武的意义，讲主观努力是战胜客观困难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还耐心地教他贴腮，瞄准，扣机。振生在她的帮助下，意志越练越坚强，技术越练越熟练，终于练出了良好成绩。振起在振芝帮助下，也很快地熟练了手中的武器。
一次，振芝听说丰润县60多岁的老民兵李岳东，跟儿子、孙子一起练武的事迹，很快告诉了爸爸，爸爸德俊听了，很受启发，说：“我过去以为老了，眼花了，有你们练就行了。跟人家李岳东一比，我这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们也教我练吧！”德俊参加了练武，使这一家人自然形成一支小分队。德俊是政治鼓动员，不断用阶级教育提高子女们练武的自觉性。并让振芝经常给大家读报，讲国际国内形势。振华呢，自然成了军事教练员。他们抓紧一切业余时间，苦练硬功，在10月份的一次测验中，全家获得了平均良好的成绩。
§§§第十八节进山
天刚麻麻亮，人们都在熟睡，一阵集合号声，几分钟的工夫，丰润县葛家屯公社薛家屯民兵连的“尖子”班，就集合齐了。一个个民兵，扛着枪，拿着镰刀，背着绳子和干粮，迈着整齐的步伐出发了。
太阳出来不高，他们就走出20多公里，跨出丰润县界，来到遵化县鲁家峪公社的山根下。稍微喘息一会儿，连长一声令下：“冲！”很快攻上山腰，放下枪就割起荆条来。
晌午了，每人扛下一大捆荆条。
王兴把荆条往山坡上一放，就势靠在上边躺下了：
“唉呀，够呛！”
身小力薄的高秀芝坐在那，懒得起来。
谢国良往地上一躺：“后晌要干不了啦。”
一边吃着干粮，有人就向王长荣要求：“连长，吃完饭，咱甭练武了，好好歇会吧，真够呛。”有的人咬着牙说：“练吧，顶得住。”长荣看了看大家，没有吭声。
干粮吃完了，喝了点清泉水，大家继续休息。有的人背靠着树依着草捆就睡着了。
“同志们，我讲段革命故事，爱听吗？”
“爱听！”这一喊，刚朦胧入睡的民兵全醒了。
王长荣讲完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故事，又讲了上甘岭战斗的故事。最后他讲起毛主席的《愚公移山》。讲完了，他问大家：“咱们是休息，还是练武！”“练武！”民兵们齐声回答，响彻山谷。
“对，要练杀敌硬功夫，就得吃点苦，就得克服困难，要不是为了这个，三伏天，呆着还出汗呢，咱们不是也可以歇着吗？上山割荆条，就挺累的，还扛着枪干啥？”长荣瓮声瓮气地说。
“对，咱们这点困难，比起红军来，简直提不起！”“跟上甘岭战斗也没法比。”
说着，操起武器练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民兵们又生龙活虎地干起活来。一边割着荆条，有的互相提问着政治课的复习提纲；有的考问对方：“打起仗来，这个山头该怎样利用？”“敌人从北面上来，你在南面，怎么办？”“你和敌人同时赶到山脚，咋才能迅速地抢占山头……”
这次进山割荆条，民兵们确实受到了锻炼，出现了不少动人的事情。有的女民兵第一次登险峻的山崖，但是，她们鼓足了勇气，不怕；有的人胳膊被“麻角子”麻肿了，但是，连哼都不哼，照样干；有的民兵，口渴得要冒烟，但是，伸手可摘、猫腰可拣的水果，没有人动一个。
在往返途中，他们迈着整齐雄健的步伐，唱着革命歌曲，间或喊一阵“一——二——三——四”！路过的村庄，社员见他们这样，小声嘀咕：“像真解放军。”
他们今年已经进了三次山，这一次，一共去了三天。进山，他们取回了成千上万斤荆条，同时，也得到了更可贵的东西。
§§§第十九节苦练
玉田县鸦鸿桥公社河西大队的民兵们正在抓紧生产空隙开展练武活动。下边是几个苦练基本功的故事。
时刻不忘阶级仇
杨锡福是一个苦练杀敌本领的好民兵，连长和排长常夸奖他。
一天，他因为有事出门，少练了半天武，有一个课目没赶上。回来的第二天他一个劲地练刺杀动作，一直练了几百下，他的胳膊疼了，汗珠子从脸上往下直滴答，教练员劝他，他仍不肯休息，还是咬着牙使劲地练。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他的动作合乎要求了，才停下来。负责教练的同志被他的刻苦精神感动了，走上前去握他的手，两只手刚一握，他皱了一下眉头，原来他的手磨起了两个大水泡。
他为啥这样练呢？他说：“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我哥哥是阶级敌人害死的，这个仇，一辈子也忘不了。”
笨人肯下笨功夫
一天中午，18排的民兵张惠民撂下饭碗就往民兵连部跑，要求教练员教他练刺杀。民兵连长看着这个小伙子，又高兴又疼爱，便阻拦他：“惠民，歇息一会儿吧，晚上再练，干半天活计了，大热的天，别累着。”这个小伙子真有点犟，劝也劝不住，就在太阳底下自己练起来。汗从脸上、脖头上往下淌。这时连长又来劝他，他还是不走。连长说：“我命令你回去休息。”惠民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