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消极型城市化。往往是在区域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之际，由于政策失误或其他因素，城市化发展出现失控状态，导致城市化进程与地区工业、第三产业及科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脱节，造成城市人口增加与就业机会之间、农村人口减少与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之间不相协调，从而延缓、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各种“城市病”也随之产生，如人口膨胀、住房紧缺、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失业率与犯罪率增加等。这种消极型城市化，主要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结果。
（五）从城市化发展阶段来划分，大体分为以下两种基本类型
1.集中型城市化。其实质是农村人口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这种城市化在统计中表现为小城镇体系的发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增加。
2.分散型城市化。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而这些地区的繁荣是由于城市对外交通设施的延伸，工业、住宅或者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机构向外扩展引起的。分散型城市化的起因是城市功能的向外扩散，由此带动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逐渐城市化。
由集中型城市化到分散型城市化，突出地表现了现代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两个阶段。从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直到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以集中型城市化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城市中心的人口和经济单位向城郊地区大量移动，由此带来了城市功能的扩散。
分清城市化的类型，对于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选择城市化道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分类是动态的，有时是相互交错的，不是凝固不变的。
三、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世界城市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其发展水平和性质取决于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历史上所形成的居住体系和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条件。世界城市化最初发生在欧洲，起源于英国，而后扩展到西欧、北美。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扩展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其历史进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城市化兴起阶段（1760—1850年）
城市化兴起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以工厂制度取代手工场制度的经济变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揭开了城市化序幕。英国的城市化开始是以乡村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后来相当一部分工业村庄演化为城镇。然而，英国的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这同后来美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不一样。
从历史发展看，世界城市人口从公元1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1700多年，才达到2930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2%。而工业革命后不到100年，即到185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增加为6.4%。同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的国家。伦敦、巴黎、维也纳、莫斯科、圣彼得堡、加尔各答、东京、芝加哥、费城、纽约等10个城市的人口均超过100万。但世界早期城市化进程还是比较慢的。
（二）欧洲、北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851—1950年）
1850年，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约有4000万人，到1950年增加到4.49亿人。在这百年间的急剧城市化过程中，有4亿多人从农村转入城市。英国工业革命时，美国正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直到1920年代，美国才开始工业化进程。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城市人口不到300万，最大的城市纽约也只有3.3万人。到1860年，总人口达3100万，城市人口上升到10%以上，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有26座。到1900年，由于国外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总人口增至7600万，城市化速度加快，大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到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由1850年的14.8%上升到64%。德国从1870到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由36%上升到71%；法国从1880到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由34.8%上升到52.9%。同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也有了一定发展，城市人口有所增加。185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只有4000万人，到1950年增加到2.68亿人。这样，整个世界的城市人口在1850—1950年的100年间，由8000万人增加到7.71亿人，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9.80%。19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850年的50%上升为77.9%，进入高度发达的城市化阶段。
（三）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1951年至今）
这个时期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城市化阶段。世界城市人口由乡村越来越向城镇集中，人口的这种再分配过程是与第二、三次产业迅速发展及其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相伴随的。到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上升为41%，1990年上升为46%，1998年为47%，2000年已超过50%。主要工业国家都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例如，198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美国为75%，英国为89%，法国为74%，德国为86%，日本为77%，加拿大为77%，荷兰为89%。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度也在加速。亚洲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31%提高到1980年的40%，到2000年达到51%。1980年亚洲的城市人口比1950年的世界城市总人口还要多。
在世界城市人口中，欧洲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4.5%增加到1980年的7.5%，20世纪末超过11%；拉丁美洲的比重由1950年的9.1%上升至1980年的13.1%，2000年增加到13.6%；北美洲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14.5%下降至1980年的10.4%，到2000年下降至8%。前苏联的比重由1950年的9.7%下降至1980年的9.2%。
从城市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世界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世界主体的城市化进程在逐渐加快。1800—1900年的100年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10.6%，1900—1950年的50年内上升了15%，1950—2000年的50年上升了21.2%。在这三个不同阶段，出现了相应的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即从英国、西欧转向北美，再转向亚太地区，并分别形成了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
在世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却很不一致，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城市化推进中的差距甚大。
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
（一）体系化战略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人多、地少、底子薄的特殊国情下逐步推进的。中国农业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脆弱，城市化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大，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新概括，这种战略也可称之为体系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以及城市和乡村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体系化战略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不同人群的需求及其对城市的自我选择，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过去，中国曾长时期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甚至中等城市的发展也受制约。这实际上是控制农村人口走向城市，亦使一些具有良好发展条件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造成城市化在一定时期相对滞后。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小城镇在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得到关注，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在强调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经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适当增加大城市的个数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过度发展，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会带来许多负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性循环等多种“城市病”。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的开放运动系统，所以，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对中小城市放宽户籍限制，加快推进城市化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地执行。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脱节。如果条件不成熟，过度地让人口聚集到城市，那不但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城市也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二）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动力机制何在？城市化根本的动力机制表现为农业的推动和工业、第三产业的拉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工业化，没有新型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在新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将成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虽然仍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因此，只有通过服务业拉动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就业与消费，才有可能加速城市化。同时还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作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总之，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转移、要素流动、制度创新、政府调控与引导共同组成城市化的动力系统。
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不能单纯以数量扩张为主，而要十分注重质量。但是，提高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三）着力推进城市圈、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圈，又称都市圈、组团式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带等，其内涵的实质是相同的。城市圈一般是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与若干相关的周边城市组成，是在空间上密切联系、在功能上有机合理分工并相互依存、逐渐融合的城市群体。有的按空间尺度和作用强度划分的理论，如“一小时城市圈”，即从核心城市到周边城市的单向车行时间在一小时左右。大都市圈半径有的范围更大，可达三四百公里，甚至是更宽阔的空间。
按空间形态和结构划分，城市圈又可分为单核心城市圈和多核心城市圈。它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城市圈是分层次的，有国际级的、洲际级的、国家级的和地区级的。城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有一定条件的，所以不能跟风盲目发展。
城市圈的本质是经济文化圈，当今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圈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工业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分工、合作和竞争的激烈化过程。
城市的集聚规模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典型的大城市圈就是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三大都市圈的崛起和发展。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了近7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3%，日本近80%的工业生产总量及各类人才也大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世界的大城市圈中，有的成为全球经济的枢纽，如亚太地区的香港、新加坡等；有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枢纽，如上海、北京、孟买等。这些大城市圈，实际上就是所在国家的经济命脉、文化中心，并且对世界的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圈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区域发展的新战略。21世纪国际竞争的重要据点是在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当今大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单体发展向群体发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