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城市科学研究进入长足发展阶段，各国纷纷建立专门的城市研究机构和组织，国际性的城市学术团体与机构也相继成立。第一个城市国际性学术组织——海牙国际住宅和规划发展协会于1913年建立。国际建筑学会于1933年8月在雅典召开会议，总结城市建设经验，制定了《城市规划大纲》，即著名的“雅典宪章”，可以说是西方城市科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建立起新的规划思想和方法，对“雅典宪章”的某些不足进行了修订与改正。1965年成立了世界人类聚居学会。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十年后又在同一地点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会议，发表了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提出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把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方向。这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城市规划的研究更具直接指导意义。1999年，在北京召开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了总结城市规划新经验的《北京宪章》。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规划界较有影响的一本著作是在美国享有盛名的学者哈维·贝洛夫的《工业时代以后的城市规划》（1981年）。该书的思想结构是未来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的综合产物，阐述了城市规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也有学者对这种传统理论表示怀疑。
城市应用科学中与规划学紧密联系的是城市设计理论，现在已开始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资深教授、费城市总设计师埃德蒙·N培根（Edmund N Bacon）的《城市设计》（1973年）认为：“城市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始终是文明过程的标志。”“城市所采取的形式将是我们文明的最高抱负的真切表现。”1987年，美国建筑学教授C亚历山大等撰著的《城市设计新理论》，再现城市有机发展过程，提出了完整的城市设计新思路。
西方的城市科学著作繁多，涉及的方面庞杂，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作一些简要介绍。
三、中国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开创及其现状
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记载，春秋战国时对城市问题就有一定的理性分析认识。如在《管子》一书中已有一定认识，中国的城市建设也曾进入重要历史阶段。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为落后，城市发展较缓慢，城市科学研究也较滞后，早期一直未出现以城市为对象的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作用一度被低估，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理论上禁锢了人们对城市问题的研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城市发展与城市经济建设受到特别的重视，1985年后，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化蓬勃发展，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城市科学研究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国务院主持城市工作的副总理万里强调指出，从城市建设到管理是一门科学，有规律可循，“要把城市建设纳入现代科学轨道。三十年来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不认识城市的重要性，不会管理。我们始终没有把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纳入到现代科学的轨道”。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前身为中国城市年鉴理事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相继成立，城市科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费孝通的《城市科学与社会学》、于光远的《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作用》、刘国光的《社会科学界要为城市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吴良镛的《多学科综合发展——城市研究的必由之路》、陈敏之的《论城市本质》等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学者有关城市经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化道路、城市生态经济、城市社会学、城市人口学、城市地理学方面的一批专著陆续问世：
在城市经济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杨重光、刘维新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1986年），肖梦、罗生智等主编的《城市经济学》（1987年），蔡孝箴主编的《城市经济学》（1998年），郭鸿懋的《城市宏观经济学》（1995年），谢文蕙、邓卫的《城市经济学》（1996年），饶会林的《城市经济学》（1999年）等。
在城市发展、城市化与现代化方面的著作有高佩义的《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1991年）、崔功豪主编的《中国城镇发展研究》（1992年）、姚士谋等的《中国的城市群》（1992年）、顾朝林等《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研究》（1995年）、朱铁臻的《城市发展研究》（1996年）、杨重光的《城市土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1996年）、刘维新的《城市发展土地利用与房地产》（1996年）、徐惠蓉的《城市经济发展论》（1997年）、高汝喜和罗明义的《城市圈域经济论》（1998年）、蔡纪良的《论我国卫星城的建设和发展》（1989年）、田雪源主编的《人口大国城市化之路》（1998年）、杨立勋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1998年）等。
在生态经济、城市地理学等城市规划学方面的著作有许涤新主编的《生态经济学》（1987年），于洪信、宁越敏的《城市地理概论》（1983年），许学强、朱剑如的《现代城市地理学》（1988年），马传栋的《城市生态经济学》，周一星的《城市地理学》（1995年），姚士谋主编的《中国大都市的空间扩展》（1998年）等。
在城市管理学方面的专著，较早的有陈光庭的《城市综合管理》（1987年）、殷体杨的《城市管理学》（1990年），此后问世的有郝国印主编的《现代城市管理学》（1992年）、程安东的《中国城市经济与管理》（1996年）、胡序威的《区域与城市研究》（1998年）、胡兆量的《中国区域发展导论》（1998年）等。
这个时期，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显现，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1985年）、张承安的《城市发展史》（1985年）、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1992年）、宁越敏等著《中国城市发展史》（1994年）先后问世。
以上列举的城市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科学的研究已经从启蒙阶段走向多学科的合作，并且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学科紧密结合，共同探讨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城市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队伍逐渐形成，这是城市学发展的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力量。
21世纪是城市世纪。21世纪之初的，城市科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新的进展。由厉有为主编的“城市发展研究丛书”、张鸿雁主编的“城市科学前沿丛书”中均有一批高水平的著作产生。“城市发展研究丛书”中有饶会林主编的《城市文化与文明研究》（2005年）、周天勇等著《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2005年）、卢卫的《居住城市化：人类科学的视角》（2005年）、赵建国和苗莉的《城市就业问题研究》（1995年）、章友德的《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2006年）等；“城市科学前沿丛书”中有叶南客和李芸的《战略与目标——城市管理系统与操作新论》（2000年）、顾朝林等著《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2000年）、刘君德和汪宇明的《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2000年）、王祥荣的《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2000年）等。
在城市专题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成果，如王茂林主编的《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2000年）、朱铁臻的《城市现代化研究》（2002年）和《城市魅力研究》（2004年）、仇保兴的《和谐与创新——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危机与对策》（2006年）、倪鹏飞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2001年）、纪晓岚的《论城市本质》（2002年）、郑绎的《可持续城市理论与实践》（2005年）、李丽萍的《城市人居环境》（2001年）、张敦富的《城市经济学原理》（2005年）、冯云廷的《城市经济学》（2005年）、胡欣等的《城市经济学》（2005年）、段霞主编的《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2008年）等。
在中国城市史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特色和有创意的可喜著作，如张驭寰的《中国城池史》（2003年）、傅崇兰等的《中国城市史》（2008年）和《中国城市发展史》，（2009年），在读者中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目前的中国，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课题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然而，关键在于要把城市科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对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从理论和政策上提出创新见解及有效措施，大力培养一支优秀的城市科学理论人才队伍，开创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生动活泼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