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于是让人觉得可怕，因为银广夏事实上根本没有实现所谓“出口”。《财经》的调查已经表明，银广夏两年来的全部对德出口不过480多万美元（按目前汇价约合1070万马克左右）。其中，从2000年至今，银广夏的出口额仅为3万美元！把一个子虚乌有的暴利故事在证券市场上信誓旦旦地讲出来，本来已经是无耻的欺骗；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天衣无缝的谎言、持之以恒的谎言，而且是数以亿计资金投入做支撑的谎言。银广夏的这种胆大妄为、不惜代价的“造假工程”，足以让传统的琼民源式的“造假报表”相形见绌。
当年琼民源大胆以财务手法造假，其股价在两年中上升了1000％以上。银广夏以出口“萃取产品”编织的美丽神话也令人目眩，其股价于是有机会一升再升，成为2000年两市升幅第二大的股票。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人比当年已较为成熟。至少从银广夏的持股人数看，在2000年年底行情最火时仍不足两万，据分析明显有庄家控盘迹象，而且2001年来一直成交量很小。这比起当年琼民源有四五万中小投资者抢入其中，庄家在停牌前全数出货套利，受到伤害的普通投资人相对会比较少；若谎言被揭穿且市场更早警醒，庄家搬起石头还会砸伤自己的脚。当然，说银广夏是庄股目前只能限于推测，经验和逻辑都表明上市公司造假往往与内外勾结操纵市场相同步，但最终证明其庄股的性质、规模和直接危害，还需要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取证。只要公司造假行骗于市场，无论上当的人多人少，无论谎言揭穿之时行骗操纵正处于哪一阶段，其危害和罪恶的性质应当是同等的。
证券市场上的大规模造假最终都要将“效果”体现于财务报表，以达到蒙骗公众的目的。根据《刑法》第161条，即属于“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表罪”。由是，以往的监管主要针对技术性比较强的纯财务手段造假。相较之下，类似银广夏通过编造出口合同、伪造出口货单造假，手法就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如果加上审计师有心配合或无意疏忽，加上造假者不惜亿金地投资添设备、假戏真做，加上远在德国的客户神龙见首不见尾，银广夏本来算不得滴水不漏的骗局，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了欺骗性。不过，一个凭空编造的、违背常识的利润神话，终究是经不住调查检验的。在2001年以来证券监管和舆论监督力度加大的背景下，银广夏已经相当频繁地受到媒体质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骗局制造者在撒下弥天大谎后再想全身而退，已断无可能。
《财经》的此次报道，正是一如既往地行媒体监督之责。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没有《财经》，明天也会有其他媒体出面来揭丑；即使媒体缓行一步，监管部门、投资者律师和司法部门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在今天的证券市场上，银广夏“造假工程”被曝光、被清算，已是人们可以看得见的必然！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就是从这种必然中产生的。
-2001年第9期-
吕梁究竟在哪里
中国证券市场的绝大多数案件处理都很不透明，往往在媒体曝光、证监立案后立即进入黑箱，直到整个事件被公众渐次忘却后才有短消息出来，责任人得到或重或轻的惩治，整个事件以一组不完善的数字结束。在“中科创业事件”中，这种不透明则表现到极致。
2001年1月10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中科创业股票违规操纵案，终于在今年5月底有了比较确切的下落。消息说，“中科创业案”已被法院受理，开庭时间定在下月。还说，头号证券大案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
乍听确是有些兴奋。在庄家横行的中国证券市场，“中科创业案”是唯一一起庄家自陈做庄内幕的案件，又曾因连续五日跌停引发过市场的巨大震荡，还可列为2001年初“股市大辩论”的起始原因之一，算是有些历史意义。此案一年多来没有下文，几乎到了让人忘却的程度，如今突然有了要开庭的消息，可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起走到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股价操纵案。
不过，细看和细想有关信息，却又觉得即将来临的审判并不能让人乐观。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总指挥吕梁（吕新建）去哪儿了？与吕梁签约并拿出公款支持其操纵市场的“北京机构”，还有，与吕梁、朱焕良有机配合并涉嫌开设老鼠仓的中科创业管理层人士该承担什么责任？而且，与中科创业同样被操纵的“中科系”其他股票将如何对待？
显然，因为近在眼前的庭审只是针对当年吕梁手下的操盘手丁福根（人称“小丁”）等五人的，而且所论无非是丁福根经手的、中科创业53％的流通盘股票操纵，所以，纵使下阶段案情很清晰而且司法有效率，仍然只回答了“中科案”的一小半问题。对“老虎”或“潜老虎”们的惩治还没有开始，整个事件远未到真相大白的时候。
除了案件处理显著的不彻底，“中科创业事件”处理过程中更大的遗憾当是不透明。与美国处理“安然事件”中的公开性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处理都很不透明，往往在媒体曝光、证监立案后立即进入黑箱，直到整个事件被公众渐次忘却后才有短消息出来，责任人得到或重或轻的惩治，整个事件以一组不完善的数字结束。在“中科创业事件”中，这种不透明则表现到极致。因为在事发前期，主角吕梁一直罕有地与媒体频繁接触，甚至在2002年1月初证监会宣布立案调查之后，吕仍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向媒体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因此，这一案件曾获得了空前的透明和关注。然而，2001年3月吕梁被监视居住，整个中科创业事件随即音信杳然，后来，坊间广泛流传吕梁逃跑也从未被官方加以证实。15个月的消息封锁之后，直至2002年5月底，才有“案件行将开庭”与吕梁“下落不明”的消息公布，可见有关监管与司法部门对舆情的漠视。
中国证券市场上庄家操纵的现象近年来相当普遍，“中科创业案”并非唯一与孤立的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又因其显著的规模，因其所形成的“中科系”或称“中科网”，而且因其总指挥吕梁完整的操作思路，在败露之后仍有非常可贵的标本意义。监管与司法部门在办理这一案件中可能遭遇的巨大困难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愿意指出，能否比较彻底地查处此案，能否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地接受教训，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近中期发展，影响会很不一样。因此，在初审丁福根们的同时，监管和司法部门对吕梁、对相关机构人士、对“中科系”内其他股票的操纵行为的调查和侦察，无论如何应当继续进行下去，最后拿出较为完整的结果。我们以为，这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起码的负责。
中国证券监管部门近年来非常强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信息，理由种种，主要是说既是公众公司就要对公众投资人透明。以此道理相推，监管部门对投资人和纳税人责任和义务只有更大，监管者充分披露自身运作的有关信息亦是义不容辞。我们相信监管与司法部门有足够的机智与原则，不致在必要的及时披露中道出牵涉细节的“机密”，乃至影响办案的顺利进行。而随时向公众通报重大案件的办案进程以及阶段性成果，既有助于获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增加市场的信心，及时收取鉴往知来之效。这一切，也应当从公众最为关心的“中科创业案”做起，至迟从现在做起。
-2002年第11期-
市场理性拒绝人为“平准”
倘“平准基金”救市说流行，真的吸引了投资者大举入市，则市场在新一轮喧嚣后重入沉寂，必使中小投资人遭受重创。
2005年4月最后一周，中国股市持续下滑，甚至回到了1999年“5·19”行情之前。一些市场舆论于是再度发出救市呼吁，要求“平准基金果断入场，封杀大盘下跌空间”，以促使大盘转折。呼吁者甚至认为，唯此举，方能“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我们以为，这种“平准基金”的主张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须知，所谓用于救市的“平准基金”，其规模必然相当庞大，或以千亿元计。以现在市场上通常所说“市场下跌千点耗去1万亿市值”的说法，则意味着纵然将上证指数上托400点，也需要40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笔数额极为巨大的国民财富，无论出自财政之手还是出自央行再贷款，都无异于用纳税人的钱去救股市。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公众利益、风险极高的重大政治决定。如此做法，在中国过去没有出现过，世界上也很罕见，仅极个别国家、地区做过尝试，且备受争议，鲜有成功。无论从法律程序上、道理上，还是实际功效上，“平准基金”之想都是难以操作和不应考虑的。
“平准基金”的主张者喜欢强调基金的扩大效应，号称通过政府注入一定数量的资金托市，例如1000亿至2000亿元，将会给市场一个“底部预期”，吸引社会资金大量进入，从而“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且不说其违背了市场规则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长远而言，必十分有害；即使从短期看，其实也绝难达到“平准基金”出台预期，实现托市之想。
当年台湾的“国安基金”组织实力何等雄厚，救世之心何等迫切，但进入市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徒然为炒家输送了大量利益。中国大陆股市较之更为不成熟，投机气氛浓厚；加之外部监管环境远欠完备，寻租腐败难以杜绝，实在无法幻想由证券监管部门主持的“平准基金”能够发生奇效。很显然“平准基金”救市失败之必然，远远大于“偶胜”之期待，而失败之后数千亿元国民财富付之东流，政治后果将十分严重。倘此说进一步吸引投资者大举入市，则市场在新一轮喧嚣后重入沉寂，还会使中小投资人遭受重创，更是我们难以接受的结果。
1998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曾经运用1180亿港元外汇资金干预股市，10天内将恒生指数成功推高1200点。这一国际上仅见的托市成功，屡为当前“平准基金”的鼓吹者所引用。其实，香港当年这一做法即极为冒险并极有争议，以至在战役结束后，仅被市场评为政府之“惨胜”，而政府一方则从未敢言“胜利”二字。更重要的是，当年香港的情况与今天中国内地的股市毫无共同之处。香港特区政府斥巨资干预恒指，所保护者并非港股而是港元，其打击目标是据分析同时进入期、汇、股三市的国际大炒家。而且，纵以当时香港特区政府之部署周到、操盘者之出手狠辣，成败仅在一瞬之间。
在香港特区政府“惨胜”之后，与鲨鱼搏斗的鲜血本来极可能引来更多的鲨鱼，使香港特区政府陷入更深重的包围之中。幸而整个国际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国际游资掉头他顾，方使特区政府守住既有阵地。以香港前例论证“平准基金”在今日内地股市之合理性，如果不是忘却历史，就只能理解成有意混淆视听。
“平准基金”之种种风险、危害与不可行，决策者其实看得很清楚，择此下策几无可能。而市场上那些大谈“平准基金果断入市”者，未尝不知道这一事实。他们之所以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吹此主张，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欺瞒广大中小投资者，以“平准基金预期”短炒获利。从目前种种股评提及“平准基金”千篇一律的遣词造句，可知此概念确实已成为新的炒作题材；其二是以市场倒逼政策，幻想随着股市起伏不断放此概念，最终弄假成真。
上述两个目的都很不光彩，特别是“倒逼”之想，很难兑现。有鉴于此，则广大投资者对此局势有清醒认识格外重要。
自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在漫漫熊市之中徘徊，上千点指数下跌证实了市场的铁律，也凝结着血的教训。在今后的日子里，股市大有可能出现跌破千点的悲惨局面，压力会继续增大，“平准基金”鼓噪也会喧腾一时。然而，市场理性拒绝人为“平准”，中国股市没有救世主。唯有在市场参与者有此共识之后，我们才有望看到中国股市的真正振兴。
-2005年第9期-
真有千亿资金该干什么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用钱之处多之又多，无一不关乎数以亿计的广大公众利益、关乎公平正义、关乎政府责任与诚信，无一不面临着资金匮乏的无奈，期待着财政之手的援助。
时近年终，中国股市再成看点。自2005年10月26日的大阴线以来，上证指数已在1067点到1122点之间“震荡整理”了一个半月，种种政策利好均无力使之回升。于是，市场经媒体翻炒出一则消息，号称目前已经有政府提供的“3000亿护盘资金大举入市”，引得一派喜气洋洋，猜测纷纷。
消息真假且不论。我们认为，仅有此愿望而未遭舆论抨击，有此主张而未遭公众斥责，便已让人抱憾之至！
自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有股市以来，市场的声音最爱将股市指数之重要性抬至最高，似乎中央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是在调控指数，或是“政策利好”，或是“政策利空”。近年来随着投资者的逐步成熟，这种情形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但因为股市毕竟专业性很强，而大众新闻的价值判断可能发生偏差，因此，在利益集团的声声呼唤声中，“指数决定论”仍于无形之中，窃据了某种理之当然的地位。以此，在市场下跌之时，市场舆论就引出不当诉求，强调最高决策层应时时对市场指数系念于怀，有责任义务保持股指上升，甚至应不惜以巨额资金与市场相搏。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主张。试问，股票指数于国于民究竟有何等重要，动辄当以千亿元公帑托之抬之呢？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关乎全民、关乎中国长远发展的用钱之处多之又多。2004年黑龙江省进行全省减免农业税试点，乡镇体制做了精兵简政的改革大手术，节省出的费用不过两亿元；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至今无法惠及全体农民，整体经费缺口据专家测算为每年200亿元；农村卫生防疫体制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早已是医疗改革的题中之义，所缺所待资金当以百亿元计；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需要推向全国，参照试点标准需要得到的中央年度补贴约折500亿元……
这类事情，此外还可加上许多，如治理河流污染，如煤矿安全生产，如禽流感赔偿，无一不是当前最为热点的话题，无一不关乎数以亿计的广大公众利益、关乎公平正义、关乎政府责任与诚信，无一不面临着资金匮乏的无奈，期待着财政之手的援助。而这些项目之总和，恐怕也绝不会达到市场护盘所期待的“3000亿元”。
当然会有人说，政府资金用于股市，与用于公共事业有本质不同，因为股价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政府以“有形之手”支撑股价有利于经济稳定，甚至可以扩大内需，带来“财富效应”。这是似是而非的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