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整个4月间，国内的业界人士时时感受着中美关系的阴霾。月初发生的“海南撞机事件”一波三折，至今尚未完全平息。至4月23日，美国政府又正式发布对台军售清单，决定向台湾出售四艘“基德”级驱逐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和12架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这是美国政府自1992年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军售，引起中国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眼见布什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急剧降温，许多业界人士为两国经贸关系可能受到波及而忧心忡忡，沪深股市也随之震荡。
美国大选前夕，国内外许多分析认为，此次大选无论谁获胜，美对华政策都不会有太大改变。其理由是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会继续时任总统克林顿的衣钵，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毕竟是前总统老布什之子，后者又曾对中美关系相当看重。所以，美国不会改变“冷战”结束以来逐步形成的对华“接触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有机会继续发展。设想偏好，现实就愈显出冷酷。首先是美国人并不讲究“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布什上任以来在中国问题上一是生疏，二是强硬，毫无乃父之风，倒更符合共和党右翼的心愿。紧接着，也是最关键的，在美方公布一年一度的对台军售清单时，新总统选择了出售台湾长期向往的潜艇等具有攻击性的武器。这就在最容易激怒中国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在这样的现实冲突面前，我们认为，怀疑布什政府已经改变对华战略、选择更强硬路线是有理由的，恰如对其相关行径表示愤慨和抗议是大有必要的。看起来，中美关系在今年及较长的时期内还会麻烦不断。
然而，对中美关系应有关切与担忧，却也不必太过悲观。在这里，除了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更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之类的基本道理，还可从两个具体的层面来分析：其一，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经贸关系会否受到重大影响？其二，布什的对华政策是否已完全成形，不再调整？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倾向于否定的回答。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在务实基础上的发展还会是主基调。中国从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会选择一如既往地发展这一关系。布什的共和党政府更多地受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左右，也不可能无视与中国交好的经济实利。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而美国经济目前又笼罩着衰退的阴影，美国继续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就有了更大的迫切性。事实上，布什上台以来在经济上也采取了对华以“拉”为主的做法，在给予最惠国待遇、加入WTO等重大事项上均比较积极。这种做法，相对于他在其他问题上的强硬，被西方某些分析家评价为“双重政策”（two layers），甚至质疑其贯彻到底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在近中期内因其他因素受到重大冲击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中美在经贸上修好，最终又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正面影响。
此外，布什在台湾军售等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据此判断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已作出根本性重大改变且已成形，显然也为时过早。此次售武决定，并没有包括中国一直强力反对的“神盾”舰，表明布什对中国仍保持谨慎，在外交上也不是没有弹性。布什在公布售武决定后接受美国传媒一系列采访，在态度上前后曾有变化。最初他有过“保卫台湾”的说法，引起震动后又改为“帮助台湾自卫”，并且一再强调“支持一个中国”与“和平解决两岸纠纷”，其访问中国的计划也没有改变。白宫在布什接受媒体一系列采访之后正式表态，坚持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致性。这些情况都表明，美国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有了某种强硬色彩，但尚无出台具有重大转变的成熟政策。据美国一些媒体披露，布什组阁之后，其亚洲事务班子至4月方始组建，且多为熟悉日本事务的专家。看起来，布什政府纵使决定改变对华政策，也会有个过程，而过程就意味着变化。
中美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对于两国都至为重大。因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迥异，幻想两国之间和睦相处、没有冲突是不现实的，而努力将这种冲突局限在可控制在范围内，特别是避免其因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而激化，在长时期内都会是维护两国关系的关键。我们还会面对许多挑战。但是，就国与国之间而言，中美虽非朋友也非敌人，双方可寻求合作之处远大于对立之处——只要这个老道理能继续奉行，稳定中美关系就有希望。
-2001年第5期-
日本货、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
如何在对日或其他同类问题上，能够真正做到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身诉求，正在考验我们的国民风范和公民素养。
2005年4月9日以来，在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发生了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反对日本在对待侵略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这属于民族情绪的自然表达。而由于游行活动群情激昂，加之互联网呼应推助，这种情绪已经波及不少并未参加游行的民众，在业界也产生了相当共鸣。我们对这一情绪完全能够理解，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充满关切。然而，群众性抗议中也出现了“抵制日货”的主张，甚至伴有侵害日本在华合法商业活动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这不仅不能充分、合理、有效地表达抗议，反而贻害甚多，国人不可不察。
“抵制日货”的主张当然算不得违法，亦可视为强烈民族感情的体现，但显然违背了自由贸易理念与经济问题自主于政治纠纷的原则。就中日间贸易与经贸合作利益而言，尽管贸易国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均等，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自由贸易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片面地主张在任何一个方向实行经贸活动的“关门主义”，最终损害的都只能是双边的实际经济利益。
应当看到，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今天的经济繁荣，也使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2000年提高至44.5％，2002年再提高至50.2％，2003年更高达60.3％。其中进口总额的比重至2003年已达29.3％。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和日本又互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日本在华投资多年来一直保持首位，仅在前不久方始让位美国居于第二；日本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贸易总额2004年年底已经高达22万亿日元（2150亿美元），占到日本去年外贸总和的20.1%，超过了日本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足见中日经济互为依存的局面。
在这样的格局下，倘真的直接或变相“抵制日货”，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势必从一起始就直接伤害中国自己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了外国公司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日本对华出口的60%最终将销往世界各地，这之中包括相当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正有助于带动中国经济成长、就业稳定、国民收入提高。盲目地“抵制日货”，以情绪化态度对待与日本相关的经济行为，就在非理性的同时有了明显的荒谬性。
我们分析“抵制日货”的利弊得失，除了看重中日经贸关系惠及公众利益的大局，还出于维护市场环境中基本权利与道德规范的理念。须知，消费者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个人是否购买和使用日货，完全是个人追求消费者福利的理性决策结果，与对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批评与反感并无联系，也毫不相悖。这一消费者权利天然属于个人，不应以“公众诉求”的方式加以统领和压制。此外，目前的“抵制日货”主张者除了少数情绪过激的民众，还有个别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以自我张扬。后者的行为，难以逃避利益冲突之嫌。商业人士与团体尽可以公民与法人身份表达民族感情，但若在民族感情表达中又夹带赤裸裸的商业利益诉求，则完全违背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本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不应鼓励和宽宥的。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政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的政策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出现今天这种严峻复杂的局面，理应深刻反省的正是日本政府。未来政治关系上仍会有困难和变数。此时，业界人士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贸易不应政治化，政治问题也不能经济化。将经贸问题与国际政治相缠绕是极不明智的。
特别是现在极少数人提出的“抵制日货”，与当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求日本正视其侵略历史的政治及外交主张，完全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若真的混为一谈，则极有可能使当下“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演变为“政冷经凉”，阻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和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极而言之，如果非理性的“抵制日货”招致同样的非理性的回应，中国产品在国外遭到敌意群体的抵制，更是我们不愿看到和难以接受的结果。
充分理解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私人决策与公共情绪，个人、群体诉求表达与本国法律规范的分野，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更是成熟社会的基本公民素质。如何在对日或其他同类问题上，能够真正做到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身诉求，正在考验我们的国民风范和公民素养。
-2005年第8期-
胡布峰会的意义
中美最高层决心以对话来应对挑战。这是正确的选择。
美国南方遭受飓风灾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原定于2005年9月5日至8日访美未能进行，但两国最高领导人仍在一周后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之际再次会面。计划虽有改变，效果仍属可圈可点。在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美国需要评估中国的兴起。而借助联合国这一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平台，中美领导人谈论建设性合作关系，无疑淡化了不和谐声音的强度。
在会面中，胡锦涛强调了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其言下之意是说，没有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就不会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带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进而促进世界和平。中方的逻辑再清楚不过。
将中美双边关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考量，将中美合作的意义扩展到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来谈论，意味着双边关系超出了两国间直接的交往和互动。显然，双方最高领导层都意识到这一点，布什在谈及双边经贸关系时表示，美中两国加强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在中美双方对彼此关系重要性的理解达成一致之后，更重要的是双方能为此做些什么；换言之，就是中美双方如何才能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应该说，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大同化解小异，加强理解和沟通，才是行事之道。人们注意到，中方最近以来已经较少使用“和平崛起”的说法，更多地使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一微妙的变化是中方寻求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最好诠释。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整体国力与日俱增，有关中国崛起这一新变量给美国——这一全球最发达国家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难以判断中国在未来20年内会扮演何种角色。透过“和平发展”而非“和平崛起”，中方希望在最大程度上能够在概念层面上将“崛起”之变减至最小。相对于“崛起”，“发展”无疑带有更多确定性与可预见性，指向的是一个变数较小的前景。
中方所采取的另一个善意举动，就是胡锦涛在联大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促进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讲话。胡锦涛特别宣布，中国将采取新措施为世界消除贫困事业作出贡献，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引人注目。2005年7月“G8峰会”的两主题之一就是援助非洲，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伦敦连环爆炸案而被迫将议题转移。所以，胡锦涛代表中国在联大率先作出重要承诺，重拾被恐怖事件打断的议题，表达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一新日程的认同，有利于共同促进普遍发展。
美国也在积极建设双边对话与沟通的机制。美方8月派出副国务卿级别官员来华，首次尝试中美间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外电就此认为，这是美方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美国需要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以降低两国间可能因错误判断评估而引发的危险。此前，由双方多名内阁级高官主持、行之有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已经被证明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里富于效率的沟通机制。
在其他涉及双边关系问题上，胡锦涛指出，双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中东和平进程以及联合国改革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磋商和协调，在打击跨国犯罪、防治艾滋病和突发传染病、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接触所带来的摩擦也是相当大的。在美方巨额贸易赤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彼此市场准入问题、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能源、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军力问题，以及双边关系重中之重的台湾问题等方面，不和谐之音不绝于耳。中美关系何处去，时时因此而生忧思。
坦率地说，上面每个问题解决起来都相当艰难；加之中美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异，使得这些问题更加难以处理。因此，两国之间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坚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大同化解小异的原则，亦可借鉴多边框架来解决双边问题。比如，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寻求在世贸组织的多边框架下磋商协议；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双方亦应探索在多边国际能源安全机制下共同寻求可靠的能源供给，并在管理能源需求方面互相协作；在朝核问题上，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更是多边协作应对地区性紧张局势的典范。
布什将在2005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造访中国，实现两国元首2005年第三度会晤。应该说，在元首外交层面上，这样的互动频率是令人欣慰的，充分证明中美最高层决心以对话来应对挑战。这是正确的选择。
-2005年第19期-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对“核心重大利益”的定义有待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