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实质上是一个基因。我们观察伟大的时候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柳传志今天能作出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伟大，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他有伟大的基因，今天就会有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原因恰恰是他伟大基因发育的结果。
——摘自冯仑著作《野蛮生长》
在冯仑看来，伟大实质上是一个基因。那些伟大的人不是因为伟大才取得非凡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基因，人们很多时候都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正是有了伟大的基因，所以人才会变得伟大。伟大是一个理想，与人们通常说的梦想有所不同，理想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说伟大是一个基因。一个人如果拥有伟大的基因，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按照这个去做，那么他就会变得伟大。
冯仑认为，伟大这种基因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共产主义和宗教狂热一样。这种意识形态的基因会根植于人的内心，让人做出疯狂的事情。印度的圣雄甘地就是因为这种基因才会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伟大的基因也是一种感情，这种情感有时候是偏执的。甚至有人说，不偏执就难成伟大。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叫做“不疯魔不成活儿”，就是这个意思。在现实社会中，这类例证很多。
台湾有一位电影演员，名叫杨惠珊，自1976年开始从影，十年之中总共主演了五十多部影片，获得了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台湾金马奖等很多大奖。1987年，正当事业处于巅峰期时，她毅然息影，投身中国现代琉璃艺术，与名导演张毅共同创立了琉璃工房。她的做法让人很难理解，对此她解释说：“拍戏到了后期，内心很不安，三十几岁的女人，演艺生涯是往下的，但我觉得那时候的生命是最好的，各方面比年轻的时候成熟，学习的欲望比年轻的时候强。而我发觉电影给我的学习已经不够了，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等一个好的导演、好的剧本、好的老板，这个等待用了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要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去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与张毅在想，除了电影，我们可以做什么？但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创作有关。”
有了这个想法后，杨惠珊便开始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到底该做什么。后来她想到，与导演张毅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我的爱》的时候，很多琉璃被用来做道具，这令她记忆深刻。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琉璃可以做艺术作品。它的创作空间很大，一般的素材质地只能做平面的东西，可是琉璃却不一样。琉璃可以看到里面，而且它的色彩、质感的丰富性，可以烧成不像琉璃的感觉，可以是石头或任何东西，有趣极了！”
这种乐趣让杨惠珊充满了热情，于是她开始行动起来。她与导演张毅共同创立了琉璃工房，苦心研究特殊的琉璃脱蜡精铸法。她对琉璃工房的喜爱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但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她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是变得倾家荡产。在困难与挫折面前，杨惠珊对琉璃的偏爱一点也没有改变，后来经过十二年的奋斗，终于掌握了现代琉璃工艺技术，她也因此声名远播，被誉为“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惠珊变得伟大，被认为是企业家和艺术家，就是因为她对琉璃一个偏执的喜好。因此冯仑认为偏执的喜好孕育着伟大的基因，这些基因就像是一个导航系统，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冯仑说，一般人都会把小道理留给自己，把大道理留给别人。而伟大的人不会那样做，他们会把大道理留给自己，把小道理留给别人。关于这一点，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举例进行了说明：
比如我们讲的奉献，平凡的人总是让别人奉献，自己偷偷地索取；而伟大的人真的把这当真，于是他真正地奉献，就像柳传志，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要一个可以领导你的权力，领导组织的权力，通过领导组织的权力，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得到更好的车、更大房子的人，也就是得到车、得到房子，仅此而已，最后失去了伟大的机会。
由此，冯仑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或成就伟大的事业，一定得拥有这种感情的基因，具体表现在把所有别人不信的大道理都搁在自己身上，于是你就不跟所有的人争，争即不争，不争即争。这正如《老子》里说的一样。
他的意思是不争别人要的不伟大的东西，应该争一个伟大的资格，而伟大资格的前提就是我都奉献了，得到了别人都不要的、扔掉的大道理，最后结果就是我永远都在别人上面。不争小利争前途，不争局部争全局，不争现在争未来，这才是真理。当一个人拥有未来，拥有整体，拥有管理领导的权力，又何愁没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而普通的人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只争现在不争未来，只争具体不争原则，只争一个具体角色的快乐不争整体的自由度，所以他永远也领导不了别人，而只能被别人领导。所以伟大表现为领导者和所有被领导者争的东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