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是一种腐败行为，凡是拉帮结派的，其出发点总是为了“营私”。“官靠商富，商靠官发”，他们相互利用，彼此勾结，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圈子”。在帮派的小圈子里往往会出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和假公济私、牟取私利的现象，甚至还会挑拨离间，制造分裂。
历朝历代的官场，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结党现象，但是，营私结党在明朝的官场表现得最为剧烈，可以说朋党之争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明朝的文官与宦官拉帮结派，互相争斗，直到明朝灭亡。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诛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朋党之争非但没有消灭，反而加剧了。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
拉帮结派，互相争斗，破坏了朝政的正常运行不说，还使皇权落入宦官手中，皇帝的身边布满小人。宦官魏忠贤当政后，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也使明朝的党争之战，掀起高潮。
明熹宗朱由校热爱木匠，厌恶政治，信任魏忠贤，大权旁落，是朝廷内出现亲魏与反魏两个阵营。结果，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统治腐败，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就连边关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东北浑河畔兴起的后金势力从万历四十四年就开始于朝廷唱对台戏，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
崇祯帝朱由检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握的权奸，但是并没有解决朋党之争留下的根本问题，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战事越来越紧，但财政匮败，军费耗尽，敌人越来越难消灭，明朝走向灭亡在所难免。
在大的方面，朋党之争亡了国家；往小的方面，拉帮结派则会让人身败名裂。中国第一巨贪和珅就是一个典型。
和珅是乾隆皇帝后期的宠臣，他权倾朝野，但为了巩固自己既有的权位，攫取更多的实利，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到处纠集党羽，大搞裙带关系，结党营私。
起初，和珅孤身一人在朝廷，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就把自己的弟弟和琳安排在了杭州织造的位置。时常下江南的乾隆对和琳印象良好，和珅又在朝中照应，在乾隆面前说和琳的好话，所以，和琳一路升职，先后做过工部侍郎、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兵部尚书、四川总督等职。后来，和琳还负责督办军务，兄弟二人一人将一人相，举世无双。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和琳在战争中染病身亡，这是后话。当然，有了和琳的支持，和珅可以完成很多的计划，在朝中也更有影响。
和珅的第二大亲信是福长安。福长安是军机大臣傅恒的儿子，乾隆皇帝孝贤皇后的侄儿，妻子也是皇族，几个兄弟也都在朝为官。福长安本来也是一名侍卫，后来升为正红旗副都统，与和珅的经历有些相似。和珅看重他的这些关系，和在朝中的影响，便安排引进他到军机处，充当自己的帮凶。两人沆瀣一气，一起在军机处对付以阿桂为首的不与自己合作的军机大臣。
除了和琳与福长安这两个左右手，和珅还有其他众多死党。如苏凌阿和伊江阿。苏凌阿昏庸无能、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无恶不作，和珅为了拉拢他，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他官位步步高升。伊江阿是永贵的儿子，永贵曾经弹劾过和珅，但伊江阿却对和珅“忠心耿耿”。和珅也极力栽培伊江阿，与伊江阿结成死党。
此外，和珅把他的老师吴省兰、李璜、李光云分别安排了侍郎、太仆寺卿等职，并兼任学政，掌握了科举轮选的大权。国泰、景安、明保、吴省钦、征瑞、孙士毅、孙绶、秦承恩、胡长龄等人也与和珅结党，他们有的是总督，有的是巡抚、有的是盐政、有的是知府，都身居高官。
总之，和珅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在“和家铺子”中，这些人以和珅为中心，彼此利用关系，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大肆贪污纳贿；对于异己，他们毫不留情，想尽办法排斥，打击、陷害，想成了一股恶势力。
乾隆刚驾崩，嘉庆皇帝就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判处和珅凌迟罪。和珅的家产被抄尽，儿媳和孝公主等人苦苦求情，嘉庆帝经过三天的考虑，改赐和珅白练一条，让他在自己的家中自尽，才保个全尸。至于那些死党，在和珅倒台时就树倒猴孙散了。
回顾和珅的一生，拍尽皇帝的马屁，用尽心思拉帮结派，到头来不过是身败名裂，为后世永远耻笑。
虽然，攀权附势，结党为援，是自古以来官场内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崇尚君子不结党。不结党是为官清正的一个标志，所有的清官都不结党营私。历史上，也不乏不结党的清官，在朋党之争严重的晚明，洁身自好的海瑞就是其中一个。
海瑞对为官清廉的理念非常坚定，后人用九个字评价他，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海瑞独来独往不结党营私，避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事“洗牌”和“圈子”斗争的株连。众人皆醉我独醒，海瑞他不卷入任何朋党之争，不属于任何“奸党”，无论那个“奸党”倒台，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都愿意派他去秉公办案。办大案需要派遣大官去，而且明朝对官员的任职年龄几乎没有限制，海瑞便获得了破格提拔和复职的机会，他被罢一次升一次，官越做越大，最终成为官居二品的“四朝元老”。
一生特立独行，善始善终，海瑞最终名垂青史，为后人所景仰。
清朝的曾国藩也是不结党的典范。他善用等距离外交，在处理上下关系中也可谓“内圣外滑”，从不拉帮结派，不给任何人留下把柄。
整个清朝政府忌讳重用汉人为官，但是咸丰帝的重臣肃顺很欣赏曾国藩，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跑后，咸丰皇帝打算选拔一个可靠的人来代替何桂清，肃顺极力举荐曾国藩，咸丰就接受了建议。
提拔自己做大官，曾国藩自然很愿意，他对肃顺也很感激，于是准备修书一封给肃顺，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曾国藩转念一想，满人一向不愿意让汉人做比较大的官，肃顺这是为何呢？他忽然明白了，原来是肃顺想要拉拢自己。肃顺有远见卓识，行事果断，平等看待满汉，他是他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连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也不放在眼里了。恭亲王一伙在朝廷中的势力很大，肃顺虽然深得皇帝信任，与他们相比，还是势单力薄。曾国藩想明白这些，为了谨慎起见，就没有给肃顺写信。
果然，咸丰帝驾崩后，同治做了皇帝，奕？协助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处治了咸丰帝临终前立的八个顾命大臣，肃顺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被满门抄斩，斩首示众。为了牵出肃顺的同党，慈禧还下令查了肃顺家里的所有书信，满朝文武和肃顺有往来的不少，内容当然都是说好话，逢迎巴结之类，但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信。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曾国藩是肃顺的人，肃顺的事情也就和曾国藩没有任何关系，慈禧太后反而更加信任、重用曾国藩。设想一下，“聪明一世”的和珅如果能够学会曾国藩的这种“不党”精神，下场会不会好一些呢？
为官处世，自然要处理好与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但不能玩弄权术，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随便加入任何“小圈子”。加强自我修养，心中保留一个天平，与各方面协调好关系，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明智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
【意译】让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学说齐国话，可是周围有许多楚国人整天吵吵嚷嚷打扰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是用鞭子抽他，他也学不会齐国话；如果将他带到齐国去，让他在齐国都城临淄的闹市中住上几年，那么他很快就会学好齐国话。即使你不让他说齐国活，甚至用鞭子打他，强迫他说楚国话，也办不到。
一个过路人发现路旁有一块泥土，散发出芬芳的香味。过路人就把泥土带回家，竟然满室香气。过路人大惑不解，问道：“你是珍宝吗？还是稀有的香料？”泥土说：“都不是，我只是一块普通的泥土而已，至于我的香气，那是因为我曾在玫瑰园里和玫瑰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缘故。”恩格斯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泥土因为玫瑰园而沾染了香气，人们常常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不使自己误交损友、沾染不好的习惯，交友与择邻也应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当然，孟子的母亲是最先明白这一道理的人，也就有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在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看了一些送葬人的情景，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母看出这样的地方对孩子影响不好，就带着孟子，把家搬到了一个集镇上。
孟子在集镇上的新家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于是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孟母知道了，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便模仿这些人，在游戏中学习揖让进退的礼仪。孟母这才终于放心地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同孟子一样，清代名将年羹尧小时候也有一段“近朱者赤”的故事。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子弟，他小时候调皮顽劣、放任不羁，而且还有一身蛮力。父亲将他送入私塾，指望先生将他教育成材。但是年羹尧不仅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书，还动不动就想办法捉弄先生，结果没有一个先生愿意收他入塾。年羹尧游游晃晃几年，都快十岁了，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喜欢每天挥枪舞棍地打打杀杀，惹得父亲十分着急，于是到处托人打听有没有先生愿意到他家来教书，并许下重诺，凡是能教好年羹尧的，将以一千两银子为回报。
听到这个“好消息”，还真有不少先生去应聘。但是，每一个先生都无一例外地呆不上十天，就被年羹尧捉弄得落荒而逃。自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去应聘当他的先生了。父亲无奈，但也只好听之任之。
最后，有一个当地的隐士主动提出来要教他的孩子。年父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告诉隐士说自己儿子的顽劣，请隐士慎重考虑。老先生说没关系，他自有办法，条件是要有一个较大的花园，而且不要设门，围墙要加的高高的。
年羹尧的父亲都一一照办之后，教学开始了。年羹尧当然故伎重演，也想把这位老师捉弄跑。不料老先生武功高强，他怎么也打不着老先生。老先生教学生好生奇怪，白天里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特有的轻功，一跃跳出围墙，在外游走半天后，又飘然跳回院子里。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对他十分羡慕。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并告诉他吹笛子是可以养气，年羹尧听了也要求学吹笛子，于是老先生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此后，年羹尧渐渐收敛了以前的顽劣，老先生才开始教他学问和武术。
老先生言传身教，使年羹尧的秉性大变。有一天老先生要离开了，临走时说还是有点可惜呢，这孩子的品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而我还是相信他会有前途的。其实在这时候，年羹尧被已经让老先生教得文武双全了，直到后来他还成了四川总督，抚远大将军。
名师出高徒，见贤思齐。如果一个人周围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那么这个人也会在不经意间接受来自环境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品行。交一个道德高尚的好朋友，就能在朋友处获得人格的熏陶，道德的感召，自然会受益无穷。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当长官的时候，手下有一个名叫吕公著的年轻人。欧阳修和吕公著的关系比较亲密，有一次，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路过颍州，便到欧阳修家中拜访，欧阳修邀请吕公著一同待客。席间，范仲淹对吕公著说：“你能在欧阳修身边做事真是太好了，你应该多向他请教作文写诗的技巧。”此后，在欧阳修的帮助下，吕公著的写作技巧提高得很快。
的确，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活的环境如同一个大染缸，会将形形色色的人同化于其中。如果一个人处在修心重德的环境中，他就会受到身边人们的言行教化，自觉的约束自己，使自己不断的长进；相反，一个人处在道德颓废、弄虚作假的环境中，总是与一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交往，他也会受到身边消极观念的影响，久而久之他也会正邪不分，随波逐流。
1932年，年仅20岁的现代小说家穆时英写了一本揭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南北极》，一下子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南北极》“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优秀文学的作品”。但是，名利双收、春风得意的穆时英到了十里洋场之后，迷恋起那里的浮华气息，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经常涉足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就连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1933年，他出版了内容迥然有别于《南北极》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歌颂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后来，穆时英又迷上了赌博，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以前的财产也很快被挥霍殆尽。后来，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远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彻底沦为了一个汉奸。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年仅28岁。就这样，因为染上热爱浮华的毛病，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年纪轻轻的穆时英酿成了一个永远的悲剧。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人生道路上，在仕途上，自觉远离小人，远离腐败，多交一些良师益友，不断提高修养，增长才干，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