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种族繁衍在社会中的存在形态，就是家族。手工业时代是家长制社会。在手工业时代，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以家族为标志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帝王的血缘到百姓的繁衍，把资产留给自己的下一代是这个社会领导不可违背的铁则。历史上有许多高智慧、高智商、高才能的宰相，最后不敢篡权夺国，是他们对情势的判断。要割断帝王血缘的延续，仅凭他们个人的能力依旧是有巨大风险的。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刘备托孤时的情境上。话说刘玄德自知命不久矣，临终前把孔明召到床前说：“阿斗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丞相可自取之。”孔明马上五体投地，涕泪交流，哽噎表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工业时代的家族与财富，总体是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在工业时代中，财富不像在手工业时代中一样可以完全传承给下一代。在财富的传承上，工业时代设置了一系列的屏障。因为要保障总体资本的价值，就要防止个别资本利用家族等一系列关系获得超额价值的可能。“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曾被认为是摩根家族为骗取巨额保险金而上演的戏法。当然，家族还是有一点人性化的，据英国研究者加迪诺和牛顿的研究调查，当年摩根家族为保证“泰坦尼克号”旅客的生存，暗中安排了“加利福尼亚号”负责营救。证据是“加利福尼亚号”出航时全船除了3000条羊毛衫或毛毯外没有搭乘一个乘客。却不料美国政府预先屏蔽了遇险信号，让“加利福尼亚号”无所作为。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悲剧导致摩根家族成为众矢之的，接下来政府“修理”摩根家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很快，老摩根不得不卖掉所有家族成员的股票，在官司缠身下郁郁而终。洛克菲勒家族、洛希尔家族……这些曾经垄断了欧美最主要国家巨额财富的家族们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纷纷沉寂，转化为历史中一个个曾经辉煌的符号。
进入网络时代，家族对下传承整体的目标变了。家族开始让子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千方百计让子女继承事业，承担起财富的辉煌和重负。进入新世纪，我们看到了一批世界顶级富豪“引刀自宫”的行为。以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为代表，两人明确表示要把95%以上的财富成立基金会捐献给社会，并联袂全球游说富豪们向他们学习。相对地，这些顶级富豪要留给自己后代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绝对不会不要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要活得好，他们要做的相比起手工业时代、工业时代要有什么样的改变？研究他们为下一代做的事情，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似乎有二律悖反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一定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全球最好的教育，在这方面他们不惜投资，不惜工本；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子女成人以后却并没有让子女直接进入他们熟悉的上流社会，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让子女自由选择，并从底层做起。
现年56岁的巴菲特长子霍华德，并没有子承父业。霍华德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农民生产更多的农作物。过去4年他更远赴非洲，致力一场对抗贫穷与饥饿的战争。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让非洲农民能够免费使用抗旱玉米生物科技。和哥哥一样，没有沿着父亲的老路，彼特-巴菲特的道路走得也很精彩。今年52岁的他，28年来曾当过作曲家、制片人、演员、录音师、独立唱片公司老板，还曾参与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因此多次获得“艾美奖”。
所以，网络时代家族传承的价值是信息的传承。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今天的这种做法在种族繁衍上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有智慧。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就是“舍得”二字。只有舍去自己的财富，才能使自己的下一代更有智慧。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财富也是相对的。否定之否定以后，家族的真正价值是让下一代能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能面向未来整合资源，懂得利益磋商，懂得在价值点上共启愿景，懂得给他人带来价值，自己才有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看透权、钱、财、色、名以后，让自己的孩子有领导智慧。
进入网络时代，权力的表现方式正在从依靠暴力和财富来实现领导，向依靠信息与非权力影响力实现领导转变。没有权力不可能实现控制，更不可能实现引导。有效实现控制和引导权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强制影响力，这一点暴力体现得最为明显。财富，虽然没有那么直接，但也是一种强制影响力。“要拿工资，就要干活。要提岗加薪，就要做事。”这一点从工业时代起始阶段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一直到工业时代成熟阶段全面质量管理对人的细致限定都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种是非强制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典型案例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在生死存亡边缘对生命的实践体验是非强制影响力的结果。文革时代可以做到近十亿人民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这是非强制影响力对生命最高价值的负面精神体验。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一切，体现了基于经验直觉的智慧。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群众“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糊糊涂涂，也就这么过来了。如果按有些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话来说，“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是十几亿人面向未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并不是强权自上而下地“休克”疗法，而是顺应了亿万群众追求生存与发展的强烈需求，既有大国领导者智慧与领导魅力的非强制影响力，更有准确捕捉并把握外界信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突破意识形态争辩、对客观规律尊重的庞大而无形的力量。权力的非强制影响力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可以复制，可能是或权威或亲和的个人魅力、也可能是洞见与超前的智慧，前提是必须克服对权力本身的迷恋，不被权力牵着鼻子、卷入漩涡，不单纯依赖权威与利益的胁迫，而是善于在信息的辨识中把握主要矛盾，在顺应群众需求与大势所趋的前提下善用权力，得到群众心悦诚服地跟随与拥护。
名（名气、名声、影响力）是领导的终极价值点。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安全、交往、尊重、自我实现），个体上升到领导层次，从资源的影响者升级为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以后，他们可以比较快地由生存，到安全，进而进入到交往和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得到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以后，领导往往会渐渐看到利益的相对性，进而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伟人的终极追求就是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简而言之，就是名。当然，名既包括物质痕迹——立国、立邦、立家族、立企业，也包括精神痕迹——立言、立论、立德。按中国人的话来说，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叫做阳寿，自己死了以后还有多少人、多长时间会想起自己，念起自己，引用自己的理念去指导现实则是阴寿。实际上，领导的水平达到一定境界以后，往往自觉不自觉都在考虑自己的阴寿能不能长一些，能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更为深刻的痕迹。这就是领导对名的追求。
用俗话来说，领导对名的需求是“吃一，挟二，眼观三”。“吃一”——怎样给我眼前的追随者带来利益；“挟二”——怎样在我离开职位和权力以后，还能发挥影响；“眼观三”——我死了以后，还有多少人念叨我，怎样念叨？所以，名看起来最虚，实际上最实。历史上许多领导在做可能影响历史的关键性抉择时往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怎样把现实引导到一个自己希望的方向上，让自己死了以后自己的名会长一些，传播得会广一些。
信息、财富、生命的变化，为我们寻找到网络时代领导行为变革的关键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业时代是帝王把握命运，工业时代是财富把握命运，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人人都是领导的世纪。今天，由于这种变化，我们每一个接触互联网的人都可以使自己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二十一世纪是革命性的时代。少了战争的破坏性革命，多了创新的进步式革命；少了让人在生死存亡中生命赌博的革命，多了让人否定自己思想、理念，学会按新规则迅速改变自己行为的革命；革过时思想的命其难度一点都不比用生命去赌博小。
这场革命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二十一世纪是人人都是领导的世纪。在这个网络革命的年代，网络平台让地球上最卑微的一个角落的流浪汉都能带动全亚洲“犀利哥”式的时尚形象的流行，这是信息社会下的领导创造价值的革命；在这个财富瞬生瞬息的年代，无数有智慧并执著追求的创业者经历了从沽清家当、卑微募款、熬夜透支拼搏到被“风投伯乐”慧眼识才乃至创业板及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亿万富豪的蜕变，这是新财富规则下的领导创造价值的革命；在这个寿命延长、生命价值被推崇的年代，有领导者带领团队穿越沙漠体验生存与生命，也有个人辞职实现自己登珠峰或骑车环游全国的梦想，更多的是许多睿智的领导者已经开始从与员工利益的血泪交锋中退场，转向对团队成员的让利、沟通交心与引导成长，从由有权力的控制的愉悦和快感，到有权力者发现自己可以不靠权力而让追随者为之奋斗的自身价值，这是生命价值引导下的领导创造价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