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制度的作用，正由控制向引导产生深刻变化。工业时代的制度是以控制为主的。它把以前的成功固定下来，并把以前的失败规避掉。这就是工业时代制度的作用。进入新世纪，我们发现制度更大的作用在于引导，在于树立一个标杆让善于创造价值的人“鲤鱼跳龙门”。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面向绩效的改革方向将打破以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存现象，逐渐引导为“按劳分配，按能提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企业组织中的职业经理人由拿薪酬，到拿期权，再到组织的一方所有者、与组织谈合作谈双赢。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是重要的，能够留住并激发人才创造价值的平台和制度更重要。从控制产生价值到引导产生价值，制度怎样为创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今天制度提升价值的根本点、关键点和我们重新进行制度考量的突破口。
第三，激励方式正由奖惩激励向价值激励产生深刻变化。在奖惩激励、以罚为主的激励体制之外已经出现了以价值为核心的激励体制。今天，以罚为主的激励体制在表现出强有力的强制力的同时，它的代价却是，往往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创造低价值的人都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半步。而有创新潜力的，能创造高价值的人都觉得组织的这类法则对他是一种桎梏，与其在这种法则下干活，不如另谋他就。按一些人才的话说：“我不是不要法则，而是我要找有鼓励我发挥价值的法则的地方。”Google为什么被称为人才的天堂？Google的工作场所相当于五星级酒店，Google的会议室相当于最好的按摩中心，Google的员工可以带宠物上班，可以用20%上班的时间和100%组织的资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种情况初看起来是以奖为主，再深层一点剖析，今天真的能创造价值的激励体制应该是创造出让人在工作中活出生命意义的组织蓝图。所以，激励，在后权威时代不再是简单的奖惩激励，而是有无限可能性的价值激励。
）第二节 领导创造价值的后权威时代已经到来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面对新的价值创造方式，人们有了许多的探索，新旧交替、错杂纷纭。管理从泰罗制到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学派、组织文化、学习型组织等新模式的出现，看起来好像多角度多支点，有的甚至还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越后出现的理论致力于解决整合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高级劳动的趋势就越明显。而人类在政治智慧、军事智慧、文化智慧等方面的积累，概括地说就是领导智慧方面的积累是十分丰厚的。正像我们可以把手工业时代的几乎所有产品中的思想和复杂艺术分解为工艺、流程和人的简单动作一样，在网络时代，我们也可以把高价值的人们的大脑集合的智慧通过人类积累下来的领导智慧的母体找到创造新价值的途径。我们成功地拿出办法一定不要像泰罗制那样经过一百多年时间。
进入网络时代，管理创造价值的功能依然存在，但从理论到实践的根基都开始渐渐松动和位移。新的更为高级、更为全面、更为注意新价值整合的方式探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进行。在网络时代势不可当地扫过工业时代的领地，在领导走出幕后、管理退居次席的斗转星移之时，我们不禁想起但丁这位被誉为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诗人，他既谙熟封建社会的现状，又唱出预示资本主义社会时代方向的梵音。工业时代与网络时代管理领域的但丁、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为汤姆-彼得森的《解放型管理》一书题词时说了一句对我们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话。他指出，工业时代的管理已经成熟了，但是面向网络时代，领导创造价值我们还处在襁褓阶段。
领导创造价值，管理大师给我们进行了正确的定位——目前我们正处在襁褓阶段、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有许多不合时宜、故步自封的传统仍坚不可破，更预示着许多生机勃发的创新势不可当。
从时代把握领导理念的认识不在于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而在于正确与否。从中国建国的发展口号和目标来看，由最早1958年“大跃进”期间提出的“赶美超英”——“三年赶美，五年超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到1970年代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提出“本世纪末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邓小平复出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的“本世纪末的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来又补充“所谓小康即中国人均GDP800到1000美元”，这些口号和目标看似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降低，而实际上实践证明了它们越来越正确，引领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它们更好、更实在地体现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引领作用。襁褓、婴儿、初级阶段，看起来好像是低级阶段，实际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未来的发展才有了更为广阔的创造价值的空间。
要使领导创造价值，要使这个网络时代整合劳动新形式的“婴儿”健康地成长，我们离不开母体。这个母体就是人类社会为我们积淀下来的领导智慧。在这方面，领导创造价值的成长具有非常丰富的养料和肥沃的土壤。仅从中国文化来说，有文字以来的5000年历史，其中谁也忽视不了的主线，就是领导智慧、政治智慧的演绎。虽然当年毛泽东主席批判过：“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是以这些人物来进行标志？事实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并不是以人物来标志，而是以人物为代表的事件、理念的展开来进行一种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传承。
人类的发展也是这样。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观念上的突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把奴隶社会对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反思筛选提升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创造价值的理论武器。其实质是资本的代表者资产阶级，以资本为实力对社会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对社会的利益进行重新调整，在打破封建主统治的同时，停留在口号上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负面的东西是明显的，民主程序成了为资本服务的体制，平等更多地体现在废除了封建特权的金钱的平等，而不是人身平等，自由成了可以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人权在金钱面前只是落不到实处的华丽的口号。以分工、细化、切割为特征的管理模式，不可能真正带来人类的自由。进入网络时代，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从劳动整合价值的变化，夯实使人类贴近这些美好愿望的劳动整合基础，探索以系统、长远、全局为特征的领导创造价值的模式。
我们高度尊重历史，心怀历史，面向未来，我们有许多未知需要探索。人们总是希望能尽最大可能去把握未来。有人这样说：“如果我能预知明天股市确切的变化，我一定发大财。”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否则社会创造价值的游戏规则将彻底颠覆。社会财富价值的创造总是基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研究未来会是怎样，回过头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让自己在未来变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价值。
历史可能惊人地相似，但并不会一再重演，今天有许多玄幻小说弥补了这样的遗憾，通过重生或者再生来体现卖点的。也就是未来活过了今天再来活就感觉不一样，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但是时间不可能倒转，现实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人类面向未来时可以依靠的东西在哪里？通过历史的总结，我们发现长时间历史筛选以后那些被证明相对稳定的东西，那些没有被颠覆的东西，那些没有被淘汰的东西才是相对可靠的。而这种东西大量是通过历史的传承，以理念加故事的形式来告诉后人：“什么事是怎么失败的，什么事是怎么成功的，因此，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使领导创造价值这个婴儿成长起来，我们也一定要认真地感悟历史，从相对稳定的历史中总结未来价值的导向。
有一个高科技企业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之间积累了几十亿元资产的财富，意气风发。他在与他的老师交流历史的时候自信满满地说：“老师，我出生以前的书，我一般是不看的。”面向网络时代，我们的领导如果在成功以后以这种姿态出现，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当一个人成功到可以狂妄地不要历史时，未来的历史一定会以实践的失败来教育他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世界。
历史浩如烟海，历史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去总结，领导创造价值时代的萌芽阶段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体验历史，感悟历史，进而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能是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那句至理名言——实事求是。
我们体验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形成的领导智慧绝不是权术的演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华民族的不断崛起，绝不是权术传承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领导智慧传承的结果。什么叫智慧？天下大道，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道、正道，这是智慧，也就是“实事求是”中的“是”。而大道、正道往往不是复杂的东西，而是最简单的东西，领导要创造价值关键在于比别人先一步发现大道和正道。马克思是从最简单的劳动发现价值的变化，发现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恩格斯也曾说过一句话：“儿童一至六岁的成长史，是人类几十万年认识史的缩影。”我们今天研究领导，也必须从最简单的现象研究起。
领导，简单地说就是一群人的首领。孩子头儿，是一群孩子的首领，可谓是生命成长阶段中最早的领导。孩子头儿是怎么出现的？孩子头儿的产生，是我们都走过来的历程。我们或者是孩子头儿，或者不是孩子头儿。这个在生命刚刚成长阶段的初始的领导行为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孩子离开母胎以后就来到家庭。在家庭里学走路、学说话，同时也抱着一种好奇的眼光看世界。要想真正看世界就必须走出去，这样家庭这个空间就显得太小了。这是一种本能的生命的冲动。孩子走出去以后，有两个关键点支配他走出去后的行为：第一，走出去，要什么？一句话，“我要玩，我要满足我好奇的需求”。第二，外面的世界不可预测，怎么保证走出去后的安全？换句话说，走出去以后“不要让人欺负，更不能让生命中断。”
孩子走出去以后不是一个人玩，而是一群人玩。一群人玩，既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组织任命，家庭的背景和财富也不能决定其成为孩子头儿。譬如，一些有钱家庭的孩子是拿着自己的玩具给别人玩，希望当领导。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成效有限，把玩具拿出来后是真正的孩子头儿决定把玩具给谁玩。主动分享玩具变成了向孩子头儿献宠、提高身价的工具。那么孩子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一群小孩出来碰到了都想玩，大家一起玩什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群小孩都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有的孩子可能由于脑袋聪明，也可能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他提出的想法被大家认同了。“我们玩滑滑梯，我们玩打水战，我们玩捉迷藏……”他一次又一次、两次又三次地提出被大家认同的目标，很自然地，以后出来玩什么就听他的了。而其他人发现自己提出来的想法大家不认同，他提出来的想法又更好，也就不自觉地听他的了。等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认为“他提出来的想法有价值，我们就跟他走了”，即这个孩子有了追随者以后，他就被拥戴为孩子头儿。
所以领导创造价值的第一要义是目标。你能不能提出来一些有需求、有追求的人认同的理念。这一点听起来简单，实际上仔细想想却不容易。女性逛百货，乐此不疲。但出门时绝不会细致地想买的衣服要什么领子，要什么扣子。她们出来就只是想买适合她们的衣服。这时候任何一个女性到商场里都是群众。但一个女性要做服装设计师，她就要精细地去考虑要做什么样的领子，用什么样的扣子，用什么颜色，做出衣服后让大家眼睛会亮，挂在店里让大家驻足，顾客试穿后，自我感觉良好，前后左右一片赞扬声，最后掏钱买下衣服。怎样让她的追随者——顾客掏钱购买衣服成为服装设计师这个领导设计的目标和愿景。所以提出大家愿意跟随的愿景和行动的目标，就是领导核心的第一要义。
要提出大家眼睛会亮的目标，小孩主要就只能依靠基因，依靠血缘。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血缘和基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家庭背景和家庭氛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需求，都有个人的朦胧感觉。你要把朦胧的感觉明晰化，就必须把大家朦胧的感觉统一成一件可以操作的事情。所以，在前期孩子头儿提出目标主要还是靠直觉。延伸开来想，在社会上，我们怎么吸收人类几十万年基因给我们的启示，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把它变成愿景？
当然，并不完全是提出人眼睛会亮的想法的小孩就能成为孩子头儿。很多能提出好的想法的小孩并没有成为孩子头儿，而只是成为孩子群中的军师或师爷。他跟孩子头儿建议：“我们玩这个吧？”孩子头儿拍板说：“好，我们就玩这个。”这个孩子头儿为什么有拍板的能力？这就取决于孩子头儿产生要素的另一个要点——利益。利益的基础是实力，实力的原始阶段是暴力。能够成为孩子头儿的往往是个子长得比较高、力气比较大、打架很厉害的小孩。他可以给大家带来安全，他可以给大家的未来带来好处。当然，有的小孩力气也比较大，打架也很厉害，发现谁有好的玩具就抢别人的，发现谁好欺负就欺负谁。这样的孩子成不了孩子头儿，顶多成为游离于几个孩子群边缘的孤狼。没人跟他玩，大家对他敬而远之。甚至进一步说，如果他把事情做得过了一点，孩子群会组成团队对付他。所以，必须是为了捍卫群体利益，而不是满足个人利益的有实力的小孩才能成为孩子头儿。和他一起玩的几个小孩被另外一个孩子群欺负了，他可以带领整个孩子群去打群架，去为那个被欺负的小孩找回场子，找回面子。如果这样的事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两次又三次，利益就超越思想的价值。有点子的人就认他为头，为他甘当军师。这就是诸葛亮和刘备不一样的地方。刘备始终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利益而站在负责任的引导的角色定位上。刘备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也没有出什么精彩的招，但他确实是整合资源的大师。他把暴力、财富、人才通过给予权、钱、财、色、名，都整合到他的盘子里了。所以，利益是领导的基础，给他人带来好处，他人才会认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