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扫荡了“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冲在最前面的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这种“新文化”出现时，也有片刻的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红卫兵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横蛮、粗野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又霸气十足。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l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首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江青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