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①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