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可以，说他四十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时来我处取××书，××时间了、××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赵一凡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是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的，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在沙龙中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依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将它们细心整理、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烟》、《命运》、《疯狗》、《愤怒》、《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像“闪电”，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指--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他们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啊，一定光明，
未来啊，一定美好，
生命啊，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60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Ｘ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