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有一两位议员推荐撒切尔夫人，其中有与玛格丽特同时到下院工作的弗格斯·蒙哥马利，此人在撒切尔夫人主持教育部的工作时，曾在她手下工作。但是，撒切尔夫人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她认为保守党还不准备接受一位女领袖。这种看法，她以前在很多公开场合，包括在电视节目中都表达过。她说：“女人领导保守党或出任首相还为时尚早。我没有看到会在我这一生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她所选择的保守党领袖是基思·约瑟夫，而且明确地表示支持他。
可是，不久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0月19日，约瑟夫在埃德巴斯顿向当地的保守党人发表了一次演说，其反应极坏，后果严重。他在讲话中暗示说，那些处于“第四和第五社会-经济阶层”的母亲们由于自己照顾不好孩子，所以最不适宜生儿育女，因此应该给这些下层人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工具，以阻止他们无止境地生孩子。他大声疾呼：“我国人口平衡，我国的人种正面临着威胁。”约瑟夫的这番话对他的声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不仅使他臭名昭著，名誉扫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政治生命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谴责他在鼓吹“阶级歧视”理论，要让“无产者断子绝孙”。尽管他在后来的一周内拼命进行辩解，说他的讲话被人曲解了，他的真意并非如此，然而舆论已经形成了，他已不再可能当上保守党的领袖。
到了这种地步，撒切尔夫人开始考虑是否站出来参加竞选了。但是，在约瑟夫正式宣布不参加竞选前，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到了11月，约瑟夫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撒切尔夫人才于当月宣布参加保守党领袖的竞争。
撒切尔夫人向希思挑战，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决心，完全是她独自一人下的，谁也没有帮她拿过主意，在家里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全家人既没有讨论过如果她获胜将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考虑过万一她失败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她前座议员的位置会一去不复返，她的宦海生涯就此完结。她没有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她当时完全是在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撒切尔夫人目睹了国家的形势、保守党的现状，也分析了她周围有可能来领导这个党的人选，她认为这些人都没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重振英国，也未能使保守党振兴起来。当然，她也知道，她在冒毁灭自己仕途的危险。她在回答为什么出来参加竞选时说：
“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我可以把英国治理得比任何人都好。还因为我发觉保守党向左转变的幅度太大了，而且好像没有一个具有我那种思想和理想。看来，我出来竞选对于我们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尽管撒切尔夫人认为她的党和祖国需要她，然而到这个时候英国有很多人还从未听说过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名字，对她的情况就了解更少了。当然，她曾经在小学生牛奶事件中引起过人们的强烈反感，在大学生经费问题上使大学生极为不满；那些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知道她曾发表过一些令人难忘的演说；她的同僚们知道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是，对普通公民，甚至一般党员来说，她仍是个无名小卒。
报界对撒切尔夫人的看法也不太好。评论家伯纳德·李文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像爱德华·希思一样高傲自负，冷酷无情，如果选择她当领袖，保守党就犹如跳出爱斯基摩人的冰窖又跌进冰川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李文还说，撒切尔地夫人决不是一位能激动人们浮想联翩的政治家。更使人对撒切尔夫人信心不足的是，下院朝野两党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城镇居民，她没有什么杰出的才智。
不过，撒切尔夫人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她身上看到了其他政治家所不具备、也是其他人所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品质。艾雷·尼夫就是这样的支持者之一。尼夫是一位默默无闻、但很受人敬重的后座议员。还是姑娘时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与他在1950年的大选中首次相遇，当时他们两人都是议员候选人。1953年，当尼夫在内殿法学院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担任低级律师的时候，已经结了婚并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撒切尔夫人正在那里攻读习惯法和刑事法，他们在那里再次相遇。从那时起，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撒切尔夫人当上议员后，尼夫很关注她的活动和政治生涯。在这次选举领袖问题上，他起初支持爱德华·杜坎。但是在杜坎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并于1月份宣布不参加竞选后，尼夫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而且他还使相信他的判断力的后座议员也转而和他采取同样的立场。
撒切尔夫人的另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是戈登·里斯。里斯当过新闻记者和英国联合公司的制片人。他很有远见，当时录像带还没有流行起来，而他已在公司一家推销这东西。里斯的副业是为保守党制作政治广播节目，他正是以这一身份最初遇见了撒切尔夫人，并对她十分佩服。他很快就发现了撒切尔夫人所具有的正直的品质和非凡的领导才能。而其他很多人则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一点的。里斯决定为撒切尔夫人竞选助一臂之力，利用他的宣传才能和熟悉新闻媒介的有利条件为她的竞选服务。当时，有人认为，里斯是在冒毁灭自己的风险，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希思重新当选保守党领袖，里斯的前程就彻底完了。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里斯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他甘愿为她冒风险。
在西方，有一句评价政治的名言，即政治是一种卑鄙的图谋利益的勾当。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坎坷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了这种卑鄙勾当之苦。在竞选领袖的关头，撒切尔夫人再次遭到来自政敌的恶毒攻击。1974年11月，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一项旨在帮助老年人对付通货膨胀、使他们能更合理地使用养老金的建议，在当时看来，这项建议是有益而无害的。她建议人们储存诸如沙丁鱼和火腿之类的高蛋白罐头食品，因为这样的食品可以长期保存，而它们的价格今后肯定是要上涨的。她还一现身说法，告诉人们她自己的是怎样做的……定期买一听罐头存起来。她的建议被刊登在一家名叫《退休前的选择》的杂志上，她还接受了这杂志记者的采访。出人意料，工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有些报纸也跟着起哄。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着撒切尔夫人被堆积如山的罐头包围着，而这些罐头都是她从正在挨饿的养老金领取者手中夺下来的。在保守党内，撒切尔夫人的反对者也趁机落井下石，说她对普通人民的生活一无所知，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来储存食品。其实，上述各种人对撒切尔夫人的攻击并不符合事实。对政敌的歪曲事实的攻击，撒切尔夫人丝毫没有让步，这时撒切尔夫人比她在教育部时老练多了。她对人说，他们用这种歪曲事实的办法搞倒了约瑟夫，便绝不能再让他们得逞。
这起风波过后，就到了圣诞节。圣诞节是英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全国都要放假，连公共交通在这一天都中断。玛格丽特同家一起在兰伯斯特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公寓里度过了这节日。在假日里，她和丹尼斯还去看望了一些朋友，其中有比尔·迪兹夫妇。迪兹先生是阿什福选区的议员，英国大报之一--《每周电讯报》的主编。迪兹是丹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两人关系甚密。不过撒切尔夫人不喜欢同丹尼斯的球友们在一起，她讨厌高尔夫球。在圣诞节期间，撒切尔夫妇按惯例去看望约瑟夫夫妇，玛格丽特发觉同约瑟夫在一起时共同语言较多，这也难怪，她与约瑟夫可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撒切尔夫人在过完圣诞节返回伦敦后不久，爱德华·杜坎就决定不参加领袖竞选，并明确表示他将支持撒切尔夫人。这样一来，一大批原来支持杜坎的人也都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从而使她的实力大增。艾雷·尼夫自告奋勇，提任撒切尔夫人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是撒切尔夫人在教育部任职时的威廉·谢登。于是，激烈竞选拉开了序幕。艾雷·尼夫的首要任务是设法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撒切尔夫人是保守党领袖最合适的人选，她具有巨大的潜力，是最宝贵的人物。尼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训女特工人员，所以他非常敬佩有胆量的女人。而他本人就是一位非凡的勇士。在二战期间，他是第一个从德国迪茨堡战俘营逃出去的同盟国军官。后来他又返回战俘营为其他战俘设计了一条成功的逃跑路线。他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是，她是长期以来未曾有过的真正理想的政治家，她除了是位政治家外，还是位哲学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夫确实有一双慧眼。
1975年1-2月是撒切尔夫人一生最紧张的时期，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除了参加竞选，设法让更多的保守党人，特别是保守党议员们相信她具有政治家的资质外，还要做日常的本职工作。作为影子内阁中负责财政事务的第二把手，撒切尔夫人在财政立法负有特殊的责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时她所担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挫败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财政议案。正是她在挫败这项议案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才使下院内外的人们真正站起来对她刮目相看，并开始对竞选保守党领袖的意图和努力给予严重关注。
早在1974年12月，撒切尔夫人就对工党的财政议案发表了首次讲话，受到舆论界的赞扬。专门写政治随笔的弗兰克·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在本届议会的保守党前座议员中，她第一个赢得了该党后座议员们的欢呼，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热情，并不是讨好，以便将来能成为爵士或贵族。” “撒切尔夫人证明她有一对铁酒窝。”“人们以前曾形容一个主要演员有一鸣惊人的演技，同样，玛格丽特也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才能。”
当在辩论中工党百万富翁哈罗德·利弗首先发言为工党的议案辩论时，撒切尔夫人尖刻地指出：弄钱的办法有4种--赢钱、挣钱、借钱、与有钱人结婚，这位尊敬的先生似乎对这4种方式都很精通。然后，她把话锋从利弗的财产转到国家财政上。她针对工党提出的对超越社会契约的企业实行惩罚的建议，反驳道“私营企业雇主并不是社会契约的一方，而国营企业则是与社会契约有关的方面，当社会契约失效时，前者要受到惩罚，后者却可以逍遥法外，这岂非咄咄怪事。
撒切尔夫人乘胜追击，又把火力转向辩论中对方的主帅--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她抨击了希利在预算报告中提出的积累实物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说法。她说这信口开河。她拿出从报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上面引用这位财政大臣的话，希利说他从不储蓄，只要一有钱就出去为家里购置东西。希利矢口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并要求撒切尔夫人指出引语的来源。撒切尔夫从容不迫地告诉他引语来自《星期日电讯报》。希利可奈何地坐下去，虽然心里不服气，嘴里还嘟哝着一些否认此事的话。
到1975年元月，离保守党领袖选举还剩两周，撒切尔夫人又重振斗志，再次披挂上阵和工党较量。这次是抨击工党提出的资本转移税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所有的馈赠、遗产，包括救济品和慈善事业都得征税。希利先生又一次遭到撒切尔夫人的痛击。他被指责为是第一个向做好事的人征税的财政大臣。撒切尔夫人说希利“显然不懂得这种税收将给个人生活、国家经济以及整个自由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天，希利在发言中设法为自己辩护并向撒切尔夫人发动反攻。他说：“撒切尔夫人在辩论中俨然像特权阶级，她的表现说明她已下定决心让她的党被人指责为少数富人的党，我相信她和她的党将为此而后悔。”
虽然人身攻击是西方党派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但是它仍然比其他的事情更能令人集中精力地听并想出对策。希利的发言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胸有成竹地站起来向希利进行了反击。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说她原来想说希利的发言并没有反映出他的真实水平，然而遗憾的是，她不得不说希利先生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紧接着她讲出了下面这段几乎让人无地自容的话：
“有些财政大臣精通经济学，有些财政大臣通晓财政学，而这位财政大臣却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他昨天所作的答辩使我们感到愕然，这样一位对现存税收制度和提交议会讨论的议案一知半解的人，怎么能够当上财政大臣，又怎么能够代表政府发言呢？如果这样的人可以作财政大臣，那么，下院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当财政大臣了。我原来以为，这位可尊敬的先生至少可以当众谈谈他所提出的那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因为它影响到每个人，包括像我这样一个生来就没有任何特权的人，但是我还是失望了。”
在这段话中，撒切尔夫人又十分巧妙地反驳了希利说她“像特权阶级”的言论，为自己作了辩护。
撒切尔夫人的这次回击取得了胜利。她伶牙俐齿，把对方讥讽得无言以对，博得了她的下院同僚以及新闻界人士的热烈喝彩。每当政界出现这类舌战时，新闻界就尤为活跃，如获至宝。这次辩论的时间和胜利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绝好的，而对希思却是个严重打击。那些原来认为撒切尔夫人的挑战不堪一击的人，猛然意识到她可以造成一种不忽视的威胁。弗兰克·约翰逊评论道：“尽管我不愿冒使她动怒的危险而对她是否是真正的女性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还要说，保守党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