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28日至4月2日，撒切尔夫人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此次访问之前，她先于1986年12月会晤了里根，决定在访苏时再次代表西欧国家申明它们在西欧安全问题上的观点。之后她又分别会见了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和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密特朗总统承认，英国首相虽然不是代表欧洲去同苏联领导会晤的，但是她的发言将是十分权威的。撒切尔夫人对苏联的访问是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进行的。她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总共13个小时的高峰会谈，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军备控制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双边关系问题。她对这次访问很满意，事后她把这次莫斯科之行描述为她成为首相以来在国外进行过的一次最为令人鼓舞和着迷的访问。她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并不在于两国就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签署了一些文件，而是因为这次访问为她树立起了资深外交家的形像，并且使她的坦率、自信、不屈不挠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强调，西欧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原则上同美国站在一起，坚持她传统的关于核威慑的观点和立场。不仅如此，她还在长达50分钟的电视讲话中公开抨击苏联的人权状况。西方舆论都承认，这次会见在促进美苏军控谈判方面发挥了有益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扮演美苏首脑之间中介人角色的另一次典型事例是1987年12月的英苏领导人的诺顿会晤。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华盛顿同里根举行高峰会议的途中，在英国空军基地诺顿停留。趁飞机加油的空隙，戈尔巴乔夫同撒切尔夫人在机场进行了约2小时的会晤。虽然美苏经过几年的谈判，已就销毁中远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戈氏此行就是去华盛顿同里根签署有关协议的。但此次会晤的像征意义是巨大的。它表明撒切尔夫人对里根的影响以及她对军控谈判的态度是很被戈氏看重的。英国报界把诺顿会晤比作通向美苏首脑会议的路标，认为撒切尔夫人是唯一可以使戈氏为同里根会谈做好准备的人。戈氏想通过英国首相摸清美国的底牌。戈氏一走，撒切尔夫人马上就与里根通电话，通报了有关情况。
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们俩之间的盟友关系，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他们的第一次会面。1975年，当撒切尔夫人刚当选为英国保守党领袖不久，还未当选为总统的里根访问了伦敦。他后来谈起这次会见，认为他们之间对于国际形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他对撒切尔夫人的坚定、果敢以及她对要做的事情目标之清晰明确，印像极深。里根于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撒切尔夫人。她的这次访问非常成功，里根总统保证为了保卫自由，英美将并肩地站在一起。撒切尔夫人事后说：“我们两国一致认为，我们首要的责任是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第二个义务便是努力拓展自由的疆界，以便使其他民族也能够有权力选择自由。” 他们俩人不仅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识，而且在经济政策思想上也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他们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奉行货币主义方针，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扩大个人自由。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投合和内外政策上的广泛一致性，使他们俩人成为最亲密的盟友。这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在撒切尔夫人的对外政策中，发展英美联盟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英美两国总是互相支持。如在英阿马岛战争时，撒切尔政府就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有力支持。而当1986年美国袭击利比亚时，撒切尔夫人就回报了里根对她的帮助。而其他西欧国家则都拒绝让美国飞机飞越自己的领空。在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内，华盛顿仍然是她感到最快乐的地方。1985年2月，撒切尔夫人又一次访问了美国，这一回她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自丘吉尔后，她是第一位享受这种殊荣的英国首相。她在讲话中像老熟人那样直呼丘吉尔的名字“温斯顿”，并大量引用他的话。她在讲话中表示她坚决支持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她的讲话24次被掌声打断。随后，英国大使馆举行了晚宴，庆祝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美建交200周年。里根政府的成员出席了晚宴。席间，撒切尔夫人吹捧里根说：“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总统。”里根回答道：“你的领导艺术使我们大受启发。”
在此之前不久，1985年1月，里根曾对一位英国报社记者说，撒切尔夫人是他最喜欢的人之一，他非常乐意与她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官方越来越露骨地吹捧她。无论她来得多么勤，美国人每次都要向她致异常热情的欢迎词，称她是一位坚强的小妇人，是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最不寻常的人。1987年大选过后才几周，她就去美国接受温斯顿，丘吉尔基金会奖。奖状上写道：“撒切尔夫人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以勇气、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意志力著称。她像丘吉尔一样，是力挽狂澜的巨人。”当整个华盛顿的人都入迷般地聚集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称她“坚定”，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说她有“骨气”。
当然，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没有争执，也不等于在什么事情上英国都会迁就美国。最典型的就是双方在格林纳达事件上的磨擦。1983年10月24日，里根声称这个岛国成了共产党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基地，那里发生的动乱正危及该地区的安全，随后以保护美国的侨民为借口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对该国发动了入侵。格林纳达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女王仍是它的国家元首。可是，事前，美国根本没有同自己亲密的、而且与此事直接有关的盟邦磋商，以至于在事发前一些议员在下院问及有关此事的传闻时，英国外交大臣竟然回答说不知此事。美国是在发起进攻的最后命令已经签发、入侵正在进行的时候，才把消息通知英国的。这时撒切尔夫人可着实被激怒了，她有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感觉。她在同里根通电话时，毫不留情地将她的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他身上。她不明白里根为什么对她不信任。她说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公然破坏，而且是对英国，特别是对女王陛下尊严的严重冒犯。然而，在公开场合，撒切尔夫人对美国的行为还是表现得较为克制、容忍，而不是凭感情和义气用事。她一方面声称任何国家都无权随便闯入另一个国家，她说：“许多国家的许多人民都希望摆脱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闯入他们的国家，并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自由了。” 另一方面又声称格林纳达人民将为摆脱暴政感到高兴，说美国人有权照管他们地区的安全。撒切尔夫人很现实，她知道英国对美国的行为无可奈何，而且从长远利益考虑，保持英美同盟关系更为重要。于是她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格林纳达问题时，英国投了弃权票。
英美之间的磨擦并没有损害两国的特殊关系。里根对撒切尔夫人的批评虽然表面上不太在意，将这次争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两国间一次失败的交流造成的。但他又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要不需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情愿为撒切尔夫人效劳。在里根的帮助下，英国很便宜地买到了美国的北极星式导弹的换代产品--三叉戟D-5型导弹。而卡特总统原先只同意向英国出售三叉戟C-4型导弹。相比之下，前者是一种更昂贵、威力更大的武器。这笔交易使英国得到不少实惠。
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把维系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放在自己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撒切尔夫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而且也最有成效。最值得一提的事例是1986年撒切尔夫人对里根军控谈判立场所作的修正。这年10月，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高峰会议，会谈中双方几乎就全面消除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广泛的协议，只是由于里根拒绝戈尔巴乔夫关于不得在实验室以外继续就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开发和试验的要求，协议才未达成。事先，美国未与盟国进行充分磋商，但却单独在事关欧洲防务基石的威慑战略问题上试图与苏联做交易。这对西欧国家来说如同被当头击了一棒。撒切尔夫人也同西欧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感到震惊。当时正流传美国主张在10年内销毁全部弹道导弹，撒切尔夫人对此不能容忍，如果真是这样，英国以三叉戟导弹更换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就将告吹，这会影响英国独立核力量的前途。她认为如果这样，里根的立场与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没有什么两样，她要求美国驻伦敦大使普赖斯对此事做出解释。当年11月，撒切尔夫人便急忙赶往美国戴维营同里根会谈，代表西欧国家表达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欧洲局势的严重关切。最后，里根采纳了撒切尔夫人关于军控谈判目标的建议，强调裁军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应该包括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两个方面。英美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北约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前沿防御和灵活反应战略。美国还确认对英国核计划的支持，保证将如约提供三叉戟导弹。撒切尔夫人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里根总统经过撒切尔夫人这位辅导老师的说服教育，较多地了解了西欧人的想法，决定在军控谈判中更多地考虑西欧国家的愿望和利益，实际上等于修正了原来的立场，收回了在冰岛会晤中说过的话。有人评价撒切尔夫人此行的意义说，她提供了一个冷静理智的声音，为美国的军控谈判政策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因素，使里根更清醒地面对现实。
自从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中就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虽然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英美关系已不得不从总体上被纳入了欧美关系的范畴，英国在欧美之间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便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站在欧洲一边。但是英国的欧美政策并非简单地一味站在欧洲一边反对美国，而是试图在欧美之间扮演一种“调和者”的角色。英美历史上的联系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英国能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想法，较易于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而英国作为一个欧共体成员，又能深刻地体会到欧洲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这就使英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协调欧美之间的关系上发挥某种独特的作用。在协调欧美关系时，撒切尔夫人所遵循的准则是：“欧洲不应该通过反对美国政策来谋求自身的特性，也不应该以疏远美国来寻求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她始终强调，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始终寻求与美国保持尽可能亲密的伙伴关系的欧洲。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每当欧美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时，撒切尔夫人总是站出来说服欧洲盟国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如里根总统因伊朗门事件而深陷困境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在欧共体首脑会议上竭力为美国辩护，表示对欧洲出现的反美情绪非常不安。她强调指出，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洲，实际上就是削弱整个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而前面所提到的她的戴维营之行则是代表西欧国家谋求让里根改变做法。
亲美反苏反共是撒切尔夫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她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她的反共目标。撒切尔夫人的强烈反共意识使她多年来一直同情和支持苏联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她常常把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挂在嘴边，奉为英雄加以称颂。她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重要作用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笔比剑还要更强大有力。” 1983年5月底，就在大选前不久，撒切尔夫人接见了索尔仁尼琴；1987年访苏时还会见了苏联物理学家、有苏联氢弹之父之称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她曾与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一道多方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撒切尔夫人在外交上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还表现在利用各种场合攻击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状况，并多方施加压力，以图促进这些国家内部所谓“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进程。在1980年到1983年举行的欧安会马德里会议上，西方国家指责苏联无视欧安会于1975年在赫尔辛基作出的人权声明，要求改善波兰的人权状况。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接到上级的指示，可以单独要求就人权状况进行审议，必要时可以要求进行详尽的讨论。撒切尔夫人不仅在与苏联东欧领导人进行会晤时必然谈及人权问题，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抨击苏联，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她在1987年3月访苏出发前，公开发表谈话指责苏联违反基本人权。在访问期间，她还教训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履行赫尔辛基人权声明中所规定应承担的义务的程度，决定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苏联在各种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的程度。她利用苏联人渴望与西方接触的心理，想方设法广泛接触苏联群众，就像在大选中广泛接触英国选民那样，争取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她自己不无自豪地说她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