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件，是在维经斯基、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迂腐。陈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陈独秀的迂腐，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共政变准备了条件。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在4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1925年6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4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军队是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
1926年8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部分领导权。“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8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
不过，在北伐战争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既不在陈独秀也不在瞿秋白手上，而在掌握中国大革命命运的莫斯科决策者手中。共产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密切合作，实行北伐，利用被莫斯科武装的国民革命军，迅速推翻对苏联不友好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由国民党执政的亲苏的东方邻邦，以使苏联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孤立和包围的困境。莫斯科向国民党及其军队派遣大批顾问，提供大量经费和军火，而压抑共产党的发展，不支持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这种重国轻共的举措，在于防止中共一旦羽翼丰满，可能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莫斯科企图以妥协退让维持国共合作，不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对国民党将领如蒋介石等，斯大林则视为榨干了汁再抛弃的柠檬，利用其反列强军阀的积极性，尽快推翻北洋政权。这种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准则的方针路线，又与联共党内派别斗争搅和在一起，它时而盲动，时而退让，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包括瞿秋白在内，不明底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中国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忽左忽右、摇摇摆摆地走向了失败的结局。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有所缓和。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认为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原有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较为激进的主张，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1）乡村政权归农民。（2）武装自卫。（3）极大地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此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