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根据国共两党已达成的共识，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党人要向各级政权机关渗透，帮助农民满足要求，最后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党人要向军队渗透并占据领导岗位。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会议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明确地反对中共“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实际上，中共高层对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意见分歧，不能统一。彭述之反对这个决议，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是错，难以贯彻。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瞿秋白完全赞成决议。专程来华贯彻这个决议的罗易向莫斯科报告称，中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决议，回避讨论。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否则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左派人士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土地问题，发表《对农民宣言》，通过《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并于1926年10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未能实现。
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并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萧子璋八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特委下建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周还担任起义的总指挥，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作任务。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
2月24日晚9时，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汉。
支持毛泽东
武汉是在1926年10月10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月，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正式办公。但是，曾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武汉的谭延闿（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并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他所控制的南昌。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使其改迁阴谋未能得逞。2月21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由南昌到达武汉。
1927年3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与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约在4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