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金衡玉写给无锡甥婿秦耐铭［1］的手书，反映了瞿家生活的困窘。信中写道：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均伤阴骘。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如肯来，望将壬甥之森栢的父亲杨见山颇有书名，死于清光绪末年。阿叙生女庆令，适无锡秦耐铭。秦耐铭，名恩培，又字纳敏。时为国文教员，并通英文。帽只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来，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
此颂侍祉
二十二姨字
瞿世玮在信末附言云：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
瞿秋白的姨表姐杨庆令（小名壬壬）要在瞿家作人工流产，请人织袜，所需费用虽然不多，但瞿秋白的父母由于经济拮据，自顾不暇，再也无法资助亲友了。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的，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妹妹轶群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弟弟云白以入嗣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景白则在宗祠后翻轩内，由母亲授以《论语》、《唐诗》，景白有时不能复讲或背诵，常常受到责罚。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快要读完本科的最后一年，家里实在无法供给他学费，不得不停学了。瞿秋白体谅母亲的困难，他虽然未能读完中学，倒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但是，这对母亲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对丈夫瞿世玮的无能，心里是不满的，期望瞿秋白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振起瞿家的门楣。而现在她竟无法使儿子的学业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不幸啊！她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自己的爱子，时常叹息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典无可典，卖无可卖，借无可借，欠无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大量的账单，母亲无限伤心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家道如此，自己又无能为力，瞿秋白痛苦极了。他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写照。1915年中秋节，这一天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的无法偿还的账单，已经有一寸来厚。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拖欠下来的陈年老账。还有一笔是祖母逝世后买棺柩欠下的。讨账的人言辞峻刻，盛气凌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秋白的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他们再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讨账人打发走，回到房里，总是泪流满襟，不胜悲楚。她曾经对人说过：“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2］。她看到眼前这些年幼的孩子，一个个啼饥号寒；她想到爱子瞿秋白由于贫困所逼，连中学也未能毕业，似乎是葬送了他的前途；而势利的亲友故旧，又在百般责怪她没有侍奉好婆母（老人在这年阴历九月初病故于杭州），没有把家务管好，甚至连丈夫的无能也成了她的过错。生活的煎熬，社会的摧残，使她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她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临近年关，瞿秋白得表姐夫秦耐铭介绍，在无锡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第七国民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位子。这时，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小学教师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薪金，对于八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虽然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瞿秋白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阿双有了事做，每月可得些钱，家用渐渐有希望了。”然而，她内心明知债券累累，债主每日催逼，年关又近，邻居都在欢乐地准备年货，而自己家中却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是决心要舍弃儿女，离开人间了。
1916年农历正月初二日（阳历2月4日），金衡玉催促瞿秋白到无锡走一趟，她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不可住宿？以作开学准备。”她这样做，是晓得瞿秋白机敏，恐怕自己准备自杀的意图被儿子发觉，欲死不得，反不好看。瞿秋白走后，她没有立即自杀。她还舍不得年幼的阿垚（八岁）、阿谷（坚白，五岁），但是，她又害怕瞿秋白就要由无锡归来，不能再犹豫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纷飞，满城响彻爆竹声。母亲伏在瞿秋白书桌的煤油灯下，含泪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然后把剪下来的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儿子的床前，为阿垚、阿谷盖好了衣被，俯下身亲了亲儿子们熟睡的脸庞。这时，大女儿轶群忽然醒来，她睁眼看了看母亲，又翻身熟睡了。母亲环视了一下儿女的睡态，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时，轶群看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已服毒。在邻居资助下，急忙请来西医急救，但是已经无效了。延至初六日（2月8日）晚，终于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日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与秦耐铭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了。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因无钱买地安葬，瞿家将灵柩停厝于宗祠第三进西首的一间房中，灵台前供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几缕香烟缭绕在灵前。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的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
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个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大弟云白暂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金声侣家暂住［3］。过了几年，1919年前后，轶群又偕阿森、阿谷往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寄居。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先是携阿垚到武昌二姑母阿多处做账房。二姑父周福孙是个大地主，不愿收留穷亲戚，厌恶之情溢于辞色。瞿稚彬受不了这种鄙视，遂偕阿垚往山东。先在堂弟、平原县知事瞿世玖（瞿廷韶四子）处做幕客。瞿世玖因“官亏”逃走，瞿世玮被拘禁。后来被释放，流寓济南，寄居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好友王璞生家中，以教授绘画糊口。从此再没有回归常州，于1932年病逝。阿垚幼有耳病，丧失听觉，随侍父亲，打水、做饭、洗衣、缝补。父亲死后，流落道观中，人呼为“小道士”。后赴汉口，1936年死在那里。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十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东行约二百步，是一条小河，叫做溪河，坐上小船，一天就可以驶到常州。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瞿秋白常常弄得很不愉快，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他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同时又牵挂着星散在各地的家人，思想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经写道：
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4］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他十分关心弟妹们的自学。妹妹轶群从杭州写信来，他总是仔细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然后写信详予指正，并嘱咐她用功读书。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柩。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上面那首《哭母》诗，然后说：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5］
暑假，瞿秋白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了常州。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家金声侣处小住，并曾与阿森弟及阿妈许氏三人住在宗祠为母亲守孝。荒祠冷烟，生活十分清苦艰难，有时连蚕豆菜粥都难以维持。他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故乡，在外地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告 别
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满十七周岁，少年时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颠危簸荡中逝去了，结束了。他已经跨进了青年时代。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6］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故乡是美丽的，家庭也有过温暖，然而它留给瞿秋白的是自那以后二十年温馨的旧梦。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7］
何以都成一梦了呢？这梦，是如何酿成的？这梦又是同那个“极难的天文学算题”相连的。只是过了五年以后，当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试图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观察和研究社会人生问题的时候，才作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廿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8］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
［1］ 秋白大姨母阿叙，适常州杨森栢。
［2］ 秦纳敏：《秋白遗事》，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26日。
［3］ 金声侣原住常州城内大北门外斗巷，后迁回贤庄。
［4］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5］ 《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91页。
［6］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7］ 同上。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8］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