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政治江湖:杜月笙的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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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小杜城南(3)

杜月笙对范绍增的结纳,真的是不遗余力。三十年代范绍增参与“剿共”,在洪湖和后来的贺龙元帅作战,肩膀受重伤,关节都打碎了,杜月笙听到这消息,连夜派得力手下去将范绍增接到上海,请上海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给范医治,保住了他一只手臂。范绍增在上海将养了大半年,杜月笙就当他是亲生兄弟,事无巨细地照顾,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钱。这段时间,范绍增看上了上海滩上一位叫黄白瑛的红舞女,追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银钱,结果那位舞女还是不肯轻易委身。范绍增在上海滩上不敢放肆,伤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这事以后,不知使了什么方法,竟迫得这位当红的舞女“负荆请罪”,由杜包了专机飞到四川让这位大老粗“一亲芳泽”,了结他的“相思之情”。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绍增岂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绍增就自己想着法子来报答杜月笙,不要让杜看轻了自己这个朋友。当时四川是出鸦片的地方,范绍增弄几百担鸦片是小菜一碟,这些鸦片运到上海来,则价码立刻翻上好几番。有一次范绍增特意采购了一百担上好烟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关卡税局,送到上海来交给杜月笙,分文不收,当做礼物送给了杜月笙。这一笔礼,价值几十万元。抗战期间,杜月笙开始时逗留在香港,香港沦陷后几乎是只身一人来到山城重庆,人生地不熟,开始时很不得意。这时候范绍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别墅,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这是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这也可以说是杜月笙当年种下的人情开花结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捧人”。他想要结交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觉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将这人大大恭维一番,使得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这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认为杜月笙对自己真不错。这种捧人的手法,无以名之,只好叫“旁敲侧击”法,比起那些当面奉承的拍马之术来说,更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5.生财无道无疑,结交人心是需要钱的。杜月笙过着日进斗金的生活,也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1931年杜氏家祠的开祠典礼,是百年来上海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风的经典写照。杜月笙花钱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来看杜月笙在春节发压岁钱的场面。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账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仆役和巡捕等人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朋友、徒弟们带自家小孩子来拜年,就派送这份,此外还打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认的干亲——干儿子、干孙子们的压岁钱。而从大年初一的早晨起,杜公馆就门庭若市了,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甚至大凡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都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他们有时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喜滋滋就转身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来成群结队地拜年,也绝不会空手而回。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这就得补办数百个红包。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这是其不忘本源之意,而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处他每年年关总得孝敬上万元,陈世昌处“规格”也差不离。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好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

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说,除掉他大笔额外的应酬外,向各省军阀政要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他的钱从哪里来?说老实话,这些钱大多是不义之财,这是说他生财“无道”的第一个意思。他钱财的来路,第一当然是做鸦片生意,这是他起家的行当,也是他聚财的聚宝盆。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研究者估计至少有五千万元,以1925-1926年为例,接近六千万元。1919年北京政府全部财政收入2.95亿元,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4%-20%!这其中的利润,杜月笙等三巨头当然抽大头。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节也要交上一笔钱。甚至三鑫公司在巡捕房的暗许下,还根据烟馆烟枪数来“抽税”(就是由三鑫公司发给准许抽大烟的“牌照”,这样的牌照一月固定得交多少钱有一定之规),一根烟枪一晚多少钱,都得按时上交,不交或隐瞒烟枪数,自然有杜先生赏赐的“好果子”吃——他是“水果月生”哪!

另外,开赌场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他自己不出面,让杜门大将顾嘉棠“抱台脚”,他的开山门弟子江肇铭等充当管事。

再次就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成名以后,这些属于“下三滥”的事他当然绝对不“沾手”了。但不沾手并不是说他从中赚不到钱,只是他从中生财的手法更巧妙罢了。这些包揽诉讼的人,每得一笔钱,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笔,否则在上海滩“罩不住”。上海滩上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笔官司,如果是得了不义之财,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大概八万元的律师费,得有两万元进了杜月笙的公馆。当然,杜月笙会“返利”回去——过年过节,对章士钊这些门客兼智囊,总有一笔不菲的厚礼。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体现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富翁黄振东的独资企业,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业务往来,其业务主要是从海外运糖进口,而进口地之一就有日本。当时的抵制日货,雷厉风行,有被查处贩卖日货的,要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人身受辱不说,重则破产,轻则破财。这种场合,就给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机会,陈群和杨虎扮黑脸,杜月笙扮白脸,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

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会上做出不卖日货的保证,轮到黄振东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检出账册单据,揭露黄贩运日本糖。这真叫当场对质,罪无可绾了。黄振东当场就被扣押下来,场面非常紧张。于是黄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走黄的结拜兄弟杨管北的路子来求杜月笙(杨是杜门“三杨开泰”的三杨之一),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黄振东的生意几乎全靠着和日本山下株式会社的往来,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干脆拜杜为师傅,等于请一尊门神。当杜月笙的祠堂开祠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号”,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黄振东哪知道,他的商务往来秘密,完全是他的结拜兄弟杨管北泄漏出来的。杜月笙出来为这些破坏抵制日货规则的商人担保之后,他们以后肯定可以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别人若也来敲竹杠的话,就揽不下这活。经济绝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别人敲竹杠,结果被警备司令杨虎枪决了。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兄弟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干的,只要他“闲话一句”便可让人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轻易答应做这种事。不是没有杜月笙办不了的事吗,他极少伸手的原因何在呢?恐怕,一方面是那些亡命之徒,一般都是三五成伙,各自作案,毫无统属,而这些人和青帮日常的营生也不是一路,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勾结,影响自己名誉,牵扯不清。

到他成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实业界巨头以后,财源就更广了。就靠这些职位,他也进账不少,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算算这笔账,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说杜月笙生财无道,第二个意思是杜月笙其实缺钱。他有这么大势力和场面,都是钱铺出来的,所以花钱把他花成了“空心大老倌”。每到年关,他都得挖空心思找钱来撑场面,缺的不是一万两万,动辄几十上百万。他之所以办银行,一个原因就是看中了自己的银行可以大笔挪用资金。据他的管家回忆,杜在抗战开始后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特意让他算自己历年到底欠下了多少债,一算吓一跳,居然高达三百万元。这些亏欠,到抗战胜利后居然都补上了,其原因,并非杜月笙忽然经营有道,而是抗战期间法币大为贬值,杜月笙原来欠下的几百万,现在以金条换算,值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