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政治江湖:杜月笙的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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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小杜城南(4)

6.花钱有道如果说杜月笙生财无道的话,相反的,他花钱却很有一套。有一次他和范绍增闲聊,说到用钱之道,他得意地对范说:“用钱要用在刀刃上,花一分钱要有十分钱的效果,那才叫花钱。”

杜月笙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夏天免费施送些消暑的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是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等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棉被,等于私家办了一个救济所。

上海那时候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大多不愿露脸出名。

其原因,则是一旦露财之后,恐被绑票和敲诈的不法之徒盯上,谁也不愿花了钱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这怕露财的心理,就给杜月笙这一类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脸的机会——他不怕露财,不怕出名,因为,上海滩谁敢来动他的歪心思?

1931年国内遭了一次百年罕见的严重水灾,殃及地区之广,民众苦难之深,情形之惨,实在不忍目睹,而上海新闻报道对此惨剧的展露和揭示,也实在动人心魄。当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领袖如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都参加了这场救灾赈济的慈善事业,但他们如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杜月笙办事,杜月笙的姓名从此就和这些出身绅商的名流联系起来,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出现。这就是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杜月笙是慈善家。这些慈善事业,无疑花了杜月笙大笔的钱。有他出面的募捐活动,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款项,其中杜月笙至少要出几千几万的“引子”。

许世英某次去找杜月笙募捐,拿了几块上好的印度烟土来找杜月笙,却先不说由头,他问杜月笙现在这样的烟土市价多少。杜一看,沉吟一下,说这样一块烟土至少200块大洋。许说,那好,杜先生,现在有桩善事需要劝募,您看能不能买下这些烟土,价钱就相当于您的捐献了。杜一听,二话不说,当场就叫账房如数照付。许留下烟土,满意地走出杜公馆,回到自己小车上,司机却说,烟土杜公馆的人已经送回来,放在汽车后座上了。

这就是杜氏风格。有些杜想结交的人物来杜公馆,如果对他公馆里的什么玩意儿感兴趣,等人离席或离开的时候,准保那桩东西就送到了人家司机手里或家里。如有人在他家看到笼子里一只鹦鹉挺好玩,临走还恋恋不舍,结果回到家时那架鹦鹉已被送到他家里了。

民国时期,有各种各样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了大量财富或权势的官僚、军阀和杜月笙式的强人,这些人取得地位以后,往往会通过或多或少地参与“做善事”来回馈社会。上海滩青帮出身的大亨为数不少,也不只是杜月笙一人参与慈善,如汪伪76号的吴四宝,无恶不作,但同时却又施棺济贫,他死于非命的时候上海滩有万人为其致祭的场面。对于这类现象和这类人,胡兰成有个精辟的概括:“无恶不作,众善奉行。”他们所作之恶,是其走黑道的生存之道,所奉之善,则是中国社会向来对传统士绅的要求。

在这个转型时代,黑道人物却习得,或者说留存了,某些白道的风仪。常说“功过相抵”,其实功过何尝能相抵,善恶亦不能互济,杜月笙辈的悲哀,就在于他们永远都无法漂白自己的恶,他们只能带着这身奇妙的反差,沉淀在历史的传奇中。

杜月笙的烟赌生意需要大笔的钱来打点关系。由他出面供给“俸禄”的人士不外乎以下几类: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如法国的领事与巡捕房总监,南京的党国要人,这些是政界中人,他们掌握的是合法的暴力,自然比杜月笙之辈的不合法的黑社会暴力更值得后者“孝敬”。换言之,杜先生也要交“保护费”,不过是交给那些军政界的上层权力;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许多中西探长,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少了送不出去,这些人手中的权力,是他们在上海滩这个地头上,永远都撼不动,只能利用之的势力;三、新闻界人士,这就是杜月笙在上海滩能影响舆论的主要力量了,这是他办事时软的一手;四、帮会首领,这是他办事时硬的一手;五、各路朋友,他主要凭借这些三教九流、百业千行中的大小人物,来扩大其在社会、文化和工商界的影响力;六、可能铤而走险,对他的生意构成威胁者,这是要预先排除的“地雷”,先打点一笔钱,就掐掉了引线;七、旧日友好,这是杜月笙绝对不会抛弃的一批人,否则他就不是杜月笙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抢破头要来当杜月笙的朋友了。

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有的是为“破财消灾”,有的是为“广结善缘”,有的则是纯为友情而表示“嘘寒问暖”。这就可见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

此外,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松沪护军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账。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从杜月笙结交朋友的手法,可以看到他的花钱之道。在重庆的时候,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月笙。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这种情况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衡之杜的做派,其情形也不会相去太远。与之相比,同为“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的作风,就显得有如小丑了。黄以势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但杜的这种花钱的办法,却照样回报丰饶。如四川的财政官僚和银行家刘航琛当年得罪了四川本省某位军阀,有丧命之虞,被逼到处避风头,杜月笙听了这消息,却深情厚谊将刘航琛接过来收留招待,花了不少钱,还为他走通孔祥熙的路子解开了过节。后来杜月笙到四川,手头紧张,刘航琛在自己的银行开出了一张上额一百五十万元的空白支票,说一百五十万之内杜先生自由取用,过了这个数目先给我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他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他送礼送得也很文雅,让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抗战时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孙桐萱,其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了一架飞机送给孙桐岗。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这事一下子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杜月笙又风光了一把。他送给人的飞机,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云直上的意思吧?其他送人汽车、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国要员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等物。

每次他要出去应酬,他的账房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进他袋子里,外出饭毕照例要“打赏”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抽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五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这些人也受之不却,知道这是杜先生为人的做派。

虽然杜月笙到处送人钱财,但他自己倒不是为了拿人好处才去给人帮忙。他发迹之后,对自己的心腹说,别人送钱求你办事,都是事有紧急,表面上笑眉顺眼,千恩万谢,又有几个看着你把钱收进去不在肚子里骂你祖宗八代的?相反,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从心眼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可是多少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有钱?看看杜月笙从帮助别人中得到的“好处”,不得不说,此种方式比起直接“要价”和坐地需索要高明不知多少。你帮一个忙,就开一次价,那总是“有价”,但你从不开价,则是“无价”之恩,而此种“无价之恩”是随时可以兑换为有价之财的。所以杜月笙的钱袋子,不是存在银行里,不是存在杜公馆里,是存在他千丝万缕、无所不在的人际关系、人情世界里。

所谓的“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声威,大都是来自于他有“春申门下三千客”。但“三千客”也是“食客”,是日日需要用钱喂养的。

海上三闻人合影,左为杜月笙,中为张啸林,右为黄金荣848586图85、86为杜月笙着长衫,读书阅报的照片。

当金钱和权力在拥,文化便成为不可缺少的点缀品,杜月笙虽然没有念过几天书,功成之后,却也穿上了长衫,摇起了羽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透着一股斯文气。最重要的是,一手字倒也有模有样起来。据说杜月笙题字大多由杨千里代笔,但是至少看出,这位青帮大亨也显出好学之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