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分析批判
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早年的学校生活中，毛泽东接受的基本上是传统的教育，这种教育多半是死灌书本知识，教学方法也多半是填鸭式的，很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常常是迷信古人，迷信洋人，迷信名流学者，迷信死的书本，甚至认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毛泽东则不然，他绝不盲从，不肯轻信。他常对同学们讲，我们上课、看报、读书、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
毛泽东在读《韩昌黎全集》时，就是这样：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相反，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他就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古文大家，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
有一次，学校邀请上海来湖南的一位名流向学生讲演，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位名流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但这次听完讲演后，却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得知这位名流第二天将在船山学社讲演，就又专程去听，希望能听到一些新问题、新意见，谁知竟大失所望。听完回校后，他向周围同学说，他今天讲的就是昨天讲过的，甚至连字句都原封未动。
不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毛泽东总是批判分析，精心领会，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绝不人云亦云，盲从迷信。尤其在对待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更集中地反映了他这种读书特点。
毛泽东极其重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善于从中捕捉出为时代和现实所用的东西。如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引用中国古代重视实践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以及韩愈的文章中，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近二十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十六人，近代人物三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分析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他完全不同于当时在某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那种错误观点：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则盲目崇拜，全盘接受，而对待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则只看到糟粕的一面，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全盘否定；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一些人全盘西化的错误态度，主张对西方的文化应该像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一样，批判地加以继承、发展和创新，充分显示出了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品质和精神。
毛泽东这种独立思考、批判分析的精神和个性在青年时期就显示出来了。针对当时的学术界关于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现代化之途是怎样的论争，毛泽东并不是一味地附和和盲从权威的意见和看法，而是从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夫子为中心”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能触动封建文化的毫毛。他认为持这种思想的人盛倡的是“学问要新，道德要旧”，“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夫子”。毛泽东还曾经指出，这些见解是只得“枝节”，不得“本源”，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思想太旧，封建文化传统太腐朽，因此他力主对封建思想和文化来一个推陷廓清。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集走；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920年秋，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申明：“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他指出人们在思想上要打破地域概念，决不能持“部落思想”，要放眼世界，向世界文化开放。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显示出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
毛泽东这种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尤其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澄清、自我批判的革命精神上。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权衡检验之后，一旦发现它们与理想相背离和冲突，便无情地加以批判，并且彻底与之决裂，彻底清除这些思想对自己的影响，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思想品格使得毛泽东在后来的生涯中能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思想家，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辉领袖。
多读，多想，多写，多问
在读书方法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首先主张多读书，“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他认为多读要根据不同读者对象和不同文化水平而有不同要求，“文者务武，武者务文，文武官都要多读点文学。”他劝懂得哲学的同志去读点孔夫子和蒋介石的书，不然唯物辩证法就不巩固。他希望青年人和领导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学点新闻、教育等等。毛泽东认为治学者读书除要“博览”外，还要把博与精两方面结合起来，达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的程度。读书怎样才能求“精”呢？毛泽东认为，读书是“要三复四温的”。他幼时读《饮冰室文集》，尤其是后来读古文和诗词，无不如此。据说，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他起码读了三遍以上。
毛泽东结合自己的读书体会，认为文章妙来无过熟，熟就是多写。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坚持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和抄书，对不易找到的好书，甚至整本抄下。古语云，好记性顶不上烂笔头，这说明一个人无论记忆力怎样过人，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熟记在心。所谓学习本身就是同遗忘作斗争，因此毛泽东读书时，始终把多写作为读书的习惯之一，通过写来加深记忆和理解，通过写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通过写来发现问题，通过写来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通过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多想是毛泽东另一重要的读书门径。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形成自己思想的过程，如果读书时不多想些问题，如果对所读的内容不进行消化，那么这种读书过程只能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毛泽东早就认为读书目标要明确，要立一理想，通过好学、深思、明辨的功夫，一定能够把握真理。毛泽东自青年时代一直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动力，因而在长年的治学生涯中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追求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社会的平等，实现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多问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毛泽东认为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好问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多问，因为读书本身就是释疑解惑的过程，因此要想求得真学问，必须要多问。问学之道可既向自然，向社会问，可以与人交流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可以向名家，书本求问。在长沙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他们在闲暇之时经常聚集在一起，边讲学论道，边评论时局，彼此交流自己对国事，天下事的想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登门问学。据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老师黎锦熙回忆说，1915年4月至8月间，每逢星期日，他都去黎老师家求问“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读史法”、“读书治学法”和“改革社会事”等。此外，毛泽东还经常采用通信求教的方法。毛泽东在青年时每逢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时，总是向北京和上海等地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写信求教。直到以后的年月中，只要自己不精通、不擅长、不懂的东西，他事必躬亲写信向人虚心问教。他曾向自然科学家求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向史学家请教历史知识。他这种不耻下问，拜内行为师的精神，是值得后生学习的。
不动笔墨不读书
徐特立对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有重大影响。徐特立是一位道德高尚、好学不倦的老师，是湖南著名的反封建战士，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革命情操，是毛泽东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徐特立是湖南有名的教育家，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谦虚勤奋的作风，在一师师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特立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向来主张读书要“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他反对贪多图快，不求甚解，并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至理名言。这就是说，他主张读书要少而精，学得深，懂得透，务求理解，读书之前要做好准备，全神贯注，边读边思考，用笔勾画出书中要点，在书眉上写上自己的感想、意见，或摘录出书中精粹之处，写出读书心得。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得扎实，记得牢固，领会得深刻。毛泽东十分敬佩徐特立老师的高风亮节，也非常认真地学习他的读书方法，很注意把读书、思考和批注结合起来。
几十年来，毛泽东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时还把书和文章中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者随时写下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真正起到了读书明智的作用。有些重要的文章典籍，书中精品，毛泽东都要反复地读，重点地读，有选择性地读，而且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加一次圈点、勾画，作一次批语或书评。现存的毛泽东的藏书中，就有许多是他老人家阅批过的书籍，其中许多书上都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和勾画充满全书。
现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过的书籍，有青年时期的，有革命战争年代和延安时期的，还有许多是解放后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真正做到了不动笔墨不读书。当时，毛泽东听课有讲堂录，课后读书写有批语和读书笔记，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字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就曾经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了下来。这样，经过五、六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写的各类读书笔记共有几网篮。
《讲堂录》是现在仅存的反映毛泽东学习生活的珍贵材料之一，这本《讲堂录》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共九十四面，前边二十二面是工工整整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全文，可见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古典的诗词曲赋有一种特殊的爱好。除此之外，《讲堂录》有修身与国文笔记，内容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魏晋文史，唐宋古文，宋明史学，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等；有许多处是评论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也有几处是记载自然科学常识的。《讲堂录》还记有毛泽东读过的一些古文，分条记录的每篇的典故，字义和警句、议论及全文要旨，并杂有自己对这些文章的意见和看法。总之，从《讲堂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涉猎的范围极广，为后来的博学奠定了基础。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阅读《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注中得到某些启迪，并且可以回顾当年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自学风范。《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最后求学的两年所用的课本，这本书是康德学派的哲学家泡尔生所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惊人的见解。他还根据其中的某些论点，加以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甚得杨昌济先生好评。
《伦理学原理》原文只有十多万字，在这本约有十万字的书里，毛泽东逐句都用毛笔加了圈点，画满了单线、双线、三角、叉等标记，并用工整的，有的像五号铅字大小的蝇头小楷，在书的天头、地角和行间写下了约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批注最多的是第四章“善与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五千九百余字；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一千五百余字；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主义之见解”，约一千一百余字。批注的内容，有的是赞成作者的观点，批着：“此话甚精”，“甚研”、“诚然”等等；有的是对作者观点表示异议，批着“殊未必然”，“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论”等等；有的是归纳作者的论证方法；绝大部分是结合历史和现实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多种批判与引申。通观此书，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读书用力之勤，善于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境界，明了可视。由此我们可以窥出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窥出他的思想门径。这本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是研究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研究伦理学在我国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即使是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是挤时间学习，阅读、批注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科学书刊。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研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画。
毛泽东阅读较多的著作就有几十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文字最多。这本书共有两个版本。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仅半年的时间内，他就阅读完了这本书的两个版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平装书被毛泽东翻阅得装订都松散了。毛泽东有一个习惯，看书总要注明起讫日期，在这两本书中，毛泽东用毛笔、红蓝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翻开书，只见全书六章，几乎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圈等标记。重要章节的天头、地角、行间都写满了批注，批注是用毛笔和铅笔写的，个别铅笔批注中有毛笔重描的地方，这必定是毛泽东重读此书时，又有新的心得体会。毛泽东批画用的是三种笔：毛笔、黑铅笔、红铅笔。在同一章节的批画中，有时三种颜色的笔迹同时出现，这说明他在这些地方肯定重点读过。从批注的内容看，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最多，最长的一条批注有一千多字，对其中的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第七节：“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第八节：“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等处，毛泽东除了圈、画之外，连着十页，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所有批注的文字都是用隽秀的行草字体书写的，字迹俊逸清新，书写流畅，令人景仰。毛泽东的这些批注，绝大部分是阐述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理解，以及对原著的引申和概括。既有对作者观点的同意和赞赏，也有对作者观点的存疑与否认。毛泽东批注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这说明毛泽东读书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如对“对立的相互渗透”的理解，毛泽东的批注连着举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十六个例证来说明。因此整个批注的内容都是联系中外历史和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行对比分析，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在此过程中，自然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政治问题和哲学观点，许多问题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些珍贵的批注材料，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泽东不仅大量批阅了哲学著作，而且也大量批阅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大纲》、《经济科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经济学著作。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东重点批阅了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批注此书的版本就有三种，这三种书上的许多章节，批注文字及勾画圈点等符号密密麻麻地遍布其中。在研读这些书时，毛泽东随时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去阅读这些书，探寻其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从而为制订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方针和政策准备了理论基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毛泽东之所以知识渊博，才学出众，与他长年累月苦心研读，勤奋学习分不开。他这种动笔读书和学而不厌、好学不倦、学而不怠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通过动笔墨，促思考，使毛泽东成为博古通今的人。
认真地读，反复地读，积久而成学
古语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认真而又反复地读书是毛泽东又一条长期坚持的读书习惯。几十年来，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毛泽东看书学习都非常认真。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主张，不管读什么书，要读就认认真真地读。他非常反对那种读书只图快，不求甚解，只讲速度，不讲效果的做法，主张学问要“积久而成”。
毛泽东认真看书表现在每读一本书，他都要用心领会书的内容和意义，作者的用心和意图，作者的写作方法。通过认真反复的研读，自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虽然这种读书方法看起来比较慢，但是慢工出细活，只有经过细嚼慢咽，才能品出书中的真味来。
毛泽东认真读书还表现在一丝不苟的态度上，甚至对于书中的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语法欠斟酌的语句，他都要改正过来。打开毛泽东阅批过的书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错别字改正过来，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对于书中的标点符号，他也非常注意，发现明显点错的，他就随手改正过来，这在毛泽东读过的书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毛泽东生前读过多次的《经济学大纲》一书，他不仅作了重要的批注，而且还把其中的不妥当的标点改正过来。除了在读书生活中做到严谨精细外，他在文稿的撰写和印行上都做到了一丝不苟。他亲自提倡文章写好后，要认真地加以删改，他并不把文稿的改定看做是写作的完成，还非常重视文稿付印时的校对。重要的文章，他不仅嘱托有关同志亲自校对，还常常亲自反复校阅，《论持久战》一书就是他本人亲自校阅的，校阅之后，还要负责印刷的同志仔细地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每当他发现印行的自己起草或签发的文稿中有错，哪怕是细小的差错，他总是毫不含糊，严肃认真地加以改正。说到读书要认真仔细，还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有一次，毛泽东参观安徽省博物馆，当他看到清代康熙年间铁画画家汤天池的一幅作品时，不禁朗读起作品上的“晴空流竹露，夜雨长兰芽”的词句。当读到“露”字时，他仔细端详了一下，对陪同参观的人说：“‘露’字漏掉了末尾一笔，应当补起来。”还有一些错误，由于毛泽东很细心，也一一指出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读书的大忌之一就是粗心大意，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只能是欺骗自己，不可能对书的内容有精深的理解。朱熹说，“学求其训，句索其旨”，一字一句都务必弄明白它的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把书中的精华采撷出来，积存在头脑中，并通过逐步积集而成为知识的涓涓细流，汇集成知识的宝库。毛泽东几十年读书生涯都是坚持这样认真学习的，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辈子都能持之以恒地以“认真”二字严格要求自己，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崇高的精神风范和宝贵的精神遗产。
毛泽东不仅强调注重认真读书，而且他还坚持反复地读。孔子云：“温故而知新”，毛泽东读书始终坚持“三复四温”。《昭明文选》、《韩昌黎文集》、《史记》、《资治通鉴》以及许多古典小说、诗词等，都是他青少年时期多次读过并且能够背诵如流的，直到晚年他还在反复阅读这些书籍；像《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重要的马列著作，他从20世纪20年代读到70年代。他每读过一遍书，都习惯在封面或标题上画一个圈做记号，有的书或段落有四到五个圈，说明他读过四、五遍之多。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有的他读过十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上学时读，50年代读，到了70年代他还读过好几次。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每种版本上都写有不少的批注文字。一部《唐宋名家词选》，他读过的本子就有四种。1974年8月28日，他已经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工作人员他还要看这本书。
毛泽东反复读书的故事，在延安就有传颂，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还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是毛泽东长期坚持的一种读书习惯，这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他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习惯指导下，自然会有许多传为美谈的故事。在延安时，有一个晚上，毛泽东正在紧张地写作，桌子上，凳子上，地上不规则地摆满了他所需要的书籍、资料。一个工作人员进来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他太忙没有时间整理，就急忙把这些书刊按照大小、种类整整齐齐地收放到一起。他刚要往书架上拿，毛泽东看到了，十分惋惜地说糟了，糟了。弄得工作人员莫名其妙。事后他才知道，这是毛泽东读书写作的一种习惯。他为了看书和写作，只求便利实用，不讲整齐美观。他的书籍、资料，有的是打开的，有的是夹纸条的，有的是折叠的，有的是大小不一的几本放在一起的，乍一看好像杂乱无章，其实书放的位置，他心里是有数的，都是有他的用处的。他要求书为他所用，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
由于读书时要求认真严格，要求持之以恒，因此毛泽东读书总不急躁，非常有耐心，扎扎实实地求学问。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作过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因此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学问精通，与他锲而不舍的读书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碰到难懂的书，读不懂的书，就换一本读，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因为人类知识之树总是互有关联的，往往触类就能旁通。
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他还要求身边的同志这样做。他要求警卫战士学文化，只要今天记几个字，明天记几个字，坚持一年下来，便能初步掌握基本用字，再坚持几年便能粗通文墨。学理论也是一样，一年读一本马列的书，几年坚持下来，就能懂点马克思主义的ABC的。伟人虽逝，风范犹存，我们应循着领袖的风范而前行。
尽信书，不如无书
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可见学问本身离不开学与思，通过看书学习，通过认真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开卷有益，才能求得真学问。这就要求我们在读书时决不能盲从，不能迷信传统与权威，要明辨深思，要存疑审问。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来指导自己的读书生活，受益匪浅。
实际上，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始终注意独立思考，无论读什么书，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他读过的书上，常留有“至理名言”，“此语甚精”，“不通”等语。他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问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信心，决不能人云亦云。读书一方面是要增长自己的知识，更主要的是要锻炼培养自己的能力，解决现实与社会问题。无论是对待经史典籍，还是对待马列著作，他都要求自己决不能丧失独立思考精神。例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的关于怎样治国的一段话，非常赞赏，誉为十条政治纲领，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意义深远，古今少见。而对《南史》中《孔靖传》所说的“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的言论，毛泽东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指出这是一种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认为，在今天的革命队伍中，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还大有人在，要求全党对此高度警惕。
对于马列主义著作，他强调应该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但是不要迷信，不要机械地、教条地照搬照用。20世纪50年代，针对不少人对马列主义经典奉若神明，不敢妄加言评的做法，他主张马列主义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对马列主义持正确的态度。在阅读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他对该书中的观点和内容有赞同的地方，也有不同意之处。1958年，他写信给省市各级领导干部时，要求他们用心学习此书，并联系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分析作者所说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说得不完全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都不甚清楚的，从而使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顺利地进行。对此，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
毛泽东读书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名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历来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反对死读书，赞成活读书。他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的讲义、教科书等，另一种是无字之书，即社会大课堂。
读无字书，即要面向社会、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一言以蔽之，读无字书关键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早就践履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就在笔记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主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为此，在一师时他和学友萧子升一道游学千里，遍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了解民间风土民情，了解人间疾苦，从而获得了许多难以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并且磨炼了自己的意志。1919年，毛泽东评论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因此，尽管毛泽东当时涉猎的马列著作不多，但他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为他后来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时刻注重对社会的学习和研究，倡导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一生中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的情况，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和农运干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拟出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写，进行讨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鸿篇巨制。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话时指出：要深入实际，要甘当小学生，要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本、背教条，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懂得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名论著，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不仅经常下去了解情况，而且还经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实际，学习社会。他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许多论著。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不仅自己表现了追求实际知识，在广阔天地里读无字之书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还教诲自己的子女必须读社会这本大书。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事实，还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都揭示出了一个真理，即社会和自然界是一所大学校，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去，才能获得真理，实践出真知乃是毛泽东读无字书的切身体会，他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历史上的赵括由于“纸上谈兵”不仅使赵国灭亡，而且本人也丢了性命，这就表明，只读有字书，光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当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时，毛泽东就让他跟一个劳动模范一起劳动，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后来，又派他去参加土改，学习阶级斗争知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特点；建国后，又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受战争考验。可见毛泽东正是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满足于书本，要广泛接触社会和实际，学习实际知识和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阅读报纸杂志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他对于阅读报纸杂志十分重视并且兴趣甚浓。“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就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常说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是活的历史，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每张报纸的四面，他几乎都要一字不漏地看完，报上的新闻、政论和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种文字，他都极感兴趣，所以有人称他为“报癖”。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在青少年时期的寒窗生涯中，毛泽东正是怀着心忧天下的爱国之心，通过阅读报纸杂志，洞察国事天下事，为此他还特意订阅了一份报纸。可以说阅读报纸杂志既开拓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更主要的是对其世界观的逐步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他研究政治形势和观察社会问题的能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井冈山时期，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必须知己知彼，而读报纸则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有一次，毛泽东因为看不到报纸而专门派一个营去攻打敌方，搜罗报纸上山，缓解内心的焦虑之情。每当他读到报纸时总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并伴随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快乐，有时毛泽东还把读到的报纸新闻及时地摘报中央。正是借助于这些报刊资料，使我党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情况，直接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地区刊行的报纸比较容易收集，因而毛泽东订阅的报纸多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订阅的报刊至少有30种，这些报刊为毛泽东及时洞察国内外大势，制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更广了。文史哲，天地生，以至棋琴书画之类的报纸杂志，都在他喜爱和涉猎之列，因此报刊资料成为毛泽东了解情况，洞悉形势的重要来源和渠道。
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是他每天必看的。经常看的杂志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等。他特别喜欢读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在看报纸杂志时，常常在报上圈圈画画，对于他觉得重要，写得甚好的文章和内容，常常予以批注。
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杂志上的思想动态和知识，他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专栏特别感兴趣，而对于《人民日报》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了意见。他鼓励在报纸杂志上展开学术争鸣，并且关注这些争鸣。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问题，他还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共聚一堂，进行座谈讨论；有时，毛泽东自己也参加这些问题的争鸣，发表自己的见解。毛泽东特别注意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但是对于一些错误的观点，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而对于报刊文章中正确的和合理的意见，他总是注意采纳和接收，用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坚持天天阅读报刊资料。《化石》、《动物学报》、《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大众科学》等期刊，他几乎期期都看，他曾说过，《大众科学》里的知识可广了。
总之，阅读报纸杂志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内容，因为报刊的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现实性明显，针对性直接，因而它直接成为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一条重要渠道。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治学格言，无论是在青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还是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毛泽东总是矢志苦读，博览群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读书更为刻苦了，虽然他一方面要为党和国家大事日夜操劳，费尽心机，但另一方面总是抓紧时间学习。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籍，甚至在茶几上也堆放着书。为了方便，他的床头也放着经常阅读的书籍，以便就寝之前和醒来之后继续阅读。总而言之，毛泽东的生活离不开书。在他的日程表上，从来不是根据时间来安排工作和读书，而是根据工作和读书来安排时间。当人们在节假日、闲暇时间内享受天伦之乐时，当人们闲谈、游逛、娱乐的时候，毛泽东却经常在他的书房中伏案攻读。有时为了读书，他甚至不分昼夜，茶饭无心，真正达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境地。毛泽东最不喜欢那些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的人，他主张“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读书是毛泽东生活内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书构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他总感觉到苍茫大地，古往今来，中外文化，可供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1938年8月22日，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在此，毛泽东指出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满足于现有的学问，人类几千年有积存下来的文明可供学习，世界上还有许多新事物，新知识等待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因此学海无涯，学不可以已。与此同时，一个人的学问在与日俱增的过程中，愈来愈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人的知识可以用一个圆圈来表示，他的知识越多，他的知识的圆周也在向外扩展，因而接触到的知识面更为广阔。对此，毛泽东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话。1939年1月28日，他在延安作的一次演说中就曾说道：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由于对学问的体悟是如此之深，因此促使毛泽东一生中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他注重各类知识的学习，在建党时期，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刻苦攻读与此相关的书籍，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不仅如此，他还能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随时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到了晚年，为了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为了研究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又决心努力学习外国语，其中英语是他下的功夫最大，用的时间最多的一门语种。
毛泽东自学英语的精神和毅力是感人至深的。他常常是一起床，就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英语，一边念，一边查字典。晚上躺在床上也还要学习一阵子。接见友好的外宾时，他有时用英语和人家对话，和外宾见面或分别时，他也常常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或告别。毛泽东为了自己更好地学习英语，还将他的著作《矛盾论》（英文版）放在自己的身边，一有空就学一点。在这册书的书眉等空白地方和字里行间，他亲手写了许多汉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学习英语的认真精神。一次在旅途的机舱里，他用心地学英语，服务员送的茶水、点心和糖果都未曾享用。服务员看到这种情形，禁不住问：“毛主席，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英语？”他微笑着沉默了一下，非常亲切地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毛泽东始终是以惊人的毅力学习英语的，从发音，到句型、语法、口语，他都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毛泽东学英文是从阅读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开始的，以后逐步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为了学好外语，他总是辞典不离身，勤查字典，随时请教英语老师。对于学好英语一事，他曾经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毛泽东学外语的动人事迹，发人深思，这里除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内在要求外，难道不渗透着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吗？！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1973年，他在重病初愈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报》。1970年，他还要阅读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则故事颇令人感慨。1975年，毛泽东动了眼科手术，医生规定他每天只能读15分钟到30分钟的书，但毛泽东却同医生玩起了“迷藏”，医生在他的身旁，他就顺从地闭起眼睛，静心养神；可等医生一离开，他立即从枕头下掏出书本贪婪地看起来。有一天，医生发现了这个“秘密”，蹑手蹑脚走近他。他正读得入神，当看到医生用责备的神态盯住他时，他竟一时手足无措起来，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掩盖错题，尴尬地笑着说：“今天刚看了一会儿……”
后来毛泽东病重，不能看书了。他就请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他曾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本第五卷第五分册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示意工作人员读本分册中《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连声叫道：“写得好！写得好！”直到1976年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前几个小时，还示意工作人员读书。当他依稀地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这位笃志嗜学的领袖，是在思索书中的内容时，带着最后的微笑进入弥留状态的。
毛泽东在延安演说时曾说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的确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涯。
综观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要浪费自己宝贵的年华，从而避免发出“白了少年头”的悲切声，要求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发挥“马不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学习、学习、再学习。
甘当小学生
凡是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中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无不敬佩他是一位少有的知识渊博、睿智卓越的伟大人物，他经常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知，而他自己却非常谦虚，从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他深切体会到“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他认识到“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他谆谆教育全党，也是用以自勉自励的警句。
毛泽东在其读书生涯中，早就倡导过要读无字书，向社会、向群众学习，他始终恪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在长年的革命和社会实践生涯中意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为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社会实践知识。为此，他身体力行，抱着“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群众做调查，获得了大量而又丰富的、难以从书本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他写下的大量翔实、细致、生动的农村调查报告便是他向群众学习的答卷。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毛主席尊重知识，敬重有学问的人。他广交朋友，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决不不懂装懂，决不摆架子，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学问，学问，学与问是紧密联系的，一个人不可能通晓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一个人的学识主要通过请教书本和老师、请教社会而来。在延安时期就流传着毛泽东虚心求学的故事。
1937年，毛泽东著名的两论发表了。当时他读到了艾思奇写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并用毛笔精心地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约4600字，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差异就是矛盾”的见解就是阅读此书提出来的。1938年初，他将自己的摘录及读书心得送请艾思奇阅正，并给作者附信一封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很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众所周知，当时毛泽东身居高位，而艾思奇只不过是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理论工作者。毛泽东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完全用探讨的态度和他讨论问题，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家虚怀若谷的态度，诚恳求知的精神。
毛泽东虚心好学，从不自满，他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虚心接受合理的意见，他能够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能够做到从善如流、平易近人。毛泽东尊师敬老是世人皆知的。徐特立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的老师，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已是全党的领袖，但对这位革命老人非常敬重，他在徐特立六十大寿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盛赞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徐老这种精神，并在信中诚恳表示：“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这种尊敬师长的态度一直传为美谈。
1959年，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在和乡亲父老告别的聚会上，他走到他的启蒙老师毛宇居面前，主动向他敬酒。当年正是这位老先生极力向毛泽东的父亲夸耀他的才能与智慧，才使毛泽东得以读书深造。毛宇居见毛泽东向自己敬酒，连忙站起来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把酒杯举到老人面前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毛泽东最讨厌那些骄傲自满的肤浅之辈。他认为一个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的人，总不会自满自足的。他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知识范围那么广，你再聪明，知道的东西也不过是有限的那么一点点，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对骄傲的人，我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给他压任务，给他一个任务，接着又给他一个任务，叫他忙得不亦乐乎，来不及骄傲。另一个办法是劝他多读书，他看到世界多么大，才懂得自己多么小。”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具有谦虚美德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