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知兴衰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经、史，子、集等古籍藏书非常丰富，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因此，他对中国历史造诣颇深。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周恩来对此有过论述，他说读古书使毛主席的知识面更广、更博、更增加了毛主席的伟大。
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是二十四史。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许多册列传、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他读得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16种。而且毛泽东读史书并不是毫无计划性和目的性，他读史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读。他采取的读书方法是通读、选读和精读。在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注意史书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史书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是什么问题，就说是什么问题，态度明朗，是非分明，毫不含含糊糊。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像岳飞、文天祥、戴震诸辈，他们为了民族利益，置个人安危私利于不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在读到《旧唐书》中的“李义府传”、“杨再思传”、“刘幽求传”时，他就在有关内容旁边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思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历史经验总有成功和失败之处，有的值得我们效法，有的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真可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毛泽东在阅读这部史书时，对一些好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视，对于历史中有现实意义的内容，非常注意。在读《南史·韦睿传》时，对于韦睿足智多谋、政绩卓著甚为赞赏，多处圈画和批注，对于韦睿作风艰苦、廉洁奉公，毛泽东用粗重的笔迹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对于历史书籍的酷爱，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幼年时期，毛泽东就对历史书刊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可以说，读史书为毛泽东开启了智慧的大门，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泽东读古书的劲头始终未减。
毛泽东读史书总是有计划地读，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读，结合实际读。《四部备要》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基本上都收集齐全了，其中大部分篇章，毛泽东都阅读过了。对于治史、论史的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毛泽东都作了重点的阅读，对于其中的精彩内容，他还经常送给中央领导人阅读。正是通过阅读历史典籍，毛泽东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汇百家之言，成一家之见”，使毛泽东成为一位博古通今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通过阅读历史典籍，认为对中国古代的思想精华和文化遗产应该持一个科学的态度。他主张应该重视文化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要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进行剖析，从中分辨出哪些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哪些是人民的东西，哪些是反封建的东西，不仅如此，还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对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因此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应用。为了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必要分门别类地去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去分析，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做到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重新发掘出古籍的意旨；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志怪小说、历史小说，毛泽东都认为它是一定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具有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很多古籍书刊中，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古代史籍时，比较爱看人物传记。其中，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他经常看的一本古典史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他都十分注意，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笔端倾注着自己的读书经验写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在读过《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文后，称赞该文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从中汲取古代文化的精华，充实自身，开拓创新。
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地倡导历史知识的学习，而且号召全党要学习历史，他鼓励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阅读史书时奉行的一条方法，这类例证很多。例如《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这则寓言讲述的是一个被称为“愚公”的老人，带领子子孙孙，挖掘他家门前堵塞出路的两座大山，自强不息，子孙相继，终于感动上帝，搬走了两座大山的故事。在我国，“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而且是克服困难，顽强奋斗的同义语，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把它从少数史学家书斋里引入了现实生活，赋予了它战斗使命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将这个古老的寓言加以提炼，引申。他以愚公的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太行、王屋二山，激励大家团结起来为挖掉这两座大山而奋斗到底。此外，“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经常列举中外历史上年少有为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学者等的事迹，激发青年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教育青年破除迷信，奋发图强。他经常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反对那些看领导眼色行事，不敢坚持原则的贾桂式的人物，他主张人们不要做不尊重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的领导干部，正是通过这种笑谈真理、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益匪浅。
读文学可以观世情
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发现，他经常非常贴切地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典故、诗词等用来说明问题，使哲理更加警策凝练，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偏好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对于经书并不感兴趣，他喜欢读在民间流行的旧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等。毛泽东在读这些民间小说时非常认真，小说中有关打抱不平，除暴安民的故事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毛泽东在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时更注意的是小说中揭露的社会问题，反映的世俗民情。他决不像常人那样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当作排解愁闷和烦恼的“闲书”，决不单纯追求其中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辞藻。从毛泽东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后的批注和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从这些书中看历史、看社会、看阶级斗争、看政治、看军事、看思想方法，同时也看对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创作的途径。他像海绵一样，从这些古典名著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像蜜蜂一样，从书中采撷精华，酿造出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玉乳琼浆。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特别喜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他曾经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红楼梦》是毛泽东爱不释手的古典名著，此书版本毛泽东存有十几种，他对照各种版本，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一开始读《红楼梦》时，毛泽东只是把它当文学来读，后来就把此书当历史来看，对该书予以了极高的评价。众所周知，《红楼梦》通过对清王朝统治下的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盛衰和兴亡史的描绘，成功地刻画了由少数封建主和数百奴仆组成的贵族大家庭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描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极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该书以辛辣的笔调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描写了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迫害和毁灭，体现了作者对光明和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把该书当历史小说来看，强调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要求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不要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要细心体察，要抓住全书的纲领和脉络，要透过作者笔下的艺术形象，要透过“膏粱锦绣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穷奢极欲的生活现象，去发现封建统治阶级残酷虚伪、丑恶和必然崩溃的本质。他认为《红楼梦》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因此毛泽东要求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分析，要求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作阶级分析，要求人们注意其中的土地买卖问题，要求人们注意该书所揭示的封建家长制。他认为只有通过阅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面貌的文艺作品，才能使我们对封建社会有许多细致生动和形象的了解。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援引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他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在访苏时，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正是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养料，使毛泽东的文章和演说新鲜活泼，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毛泽东非常爱读这本书。该书的作者吴承恩借神佛妖魔讽刺嘲弄当时的世态；借孙悟空这个虚构的英雄人物形象，表现在中国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创造能力。毛泽东非常喜欢爱憎分明、敢于造反、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孙悟空的形象，在诗中以群众熟悉和热爱的孙悟空形象来热情赞扬革命人民，这就是1961年所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在文章和讲话中，也常常爱引用《西游记》的故事和人物来言明道理，他认为《西游记》中的人物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坚定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群策群力，终于历尽艰险，战胜妖魔鬼怪，到达西天，取回真经，成了佛。其中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孙悟空有勇有谋，灵活机动。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小白龙马，认为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三国演义》是一部依据历史事实和传说材料编写的小说，描写了汉末魏、蜀、吴三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毛泽东对于《三国演义》评价甚高，他并不因为作者所持的英雄史观和宣传“王道”而予以全盘否定，他对作品中关于人物的刻画，对战役战术的描绘，对复杂政治斗争的铺陈都极其重视，认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他常常借古喻今，言明深刻的道理，他借助于周瑜29岁就当元帅一事言明选拔干部不要过分注重资历，要根据能力的大小来培养青年干部，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南下四川，同“地方干部”建立了很好的根据地。据此，毛泽东认为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结合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水浒传》是毛泽东非常爱读的一部小说，他非常欣赏作者通过艺术形象和事件，写出梁山英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战南北，打击封建王朝的豪情壮志。他认为我们要把《水浒传》当作一部政治书来阅读。他在讲话和文章中，不仅时常引用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而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赋予其新的含义。毛泽东根据书中所描写的梁山泊各路英雄好汉虽然来自各个山头，但统帅井然有序，指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为了论证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他列举了“三打祝家庄”的例子，他在《矛盾论》中写道：“《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武松打虎”可以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但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作中，将这个古老的故事加以提炼、引申，赋予了它深刻的含义。他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这段话，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必胜的信心，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进行了一次思想动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热情，要保持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好。他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谆谆教导我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
总之，通过阅读古典小说，丰富了毛泽东的知识面，提高了他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功力，使毛泽东成为博古通今的思想家。
读哲学可以明是非
在毛泽东漫长的读书生涯中，阅读哲学书籍无疑把毛泽东引向了革命之路，通过阅读哲学书籍，使毛泽东学会了独立思考；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对各种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其优劣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任。
早在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毛泽东就注意阅读社会科学书籍，他认为只有阅读社会科学书籍才能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道，他认为只有学习哲学，才能够求得真理，他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工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或主张。”因此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颇感兴趣，他对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常常有独到见解。一本《伦理学原理》仅有十万多字，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用毛笔小楷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和提纲，在批语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早期对哲学的偏好。
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起，毛泽东就把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作为一项头等大事来看待。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著作和重要篇章，他研读了许多，有的不知读了多少遍。他在阅读这些著作时，往往是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毛泽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运用它来指导中国的革命。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里，面对白色恐怖和文化封锁，使毛泽东很难读到马列著作。1932年4月，红军攻打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和科学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些书籍，受益颇丰。后来，他还专门向一些同志推荐阅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延安时期，读书条件相对来说有所改善，毛泽东研读哲学的劲头有增无减，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视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读过《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而且他基本上搜集到了当时国内出版的所有马列著作。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读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许多哲学和哲学史书籍，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也有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梭等人的著作，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在阅读的范围内。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对这些书籍进行了批注，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十读《社会学大纲》这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高度评价了艾思奇所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认为该书内容深刻，读后得益不浅。在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还读过《哲学概论》、《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西洋哲学史简编》、《黑格尔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入门》、《辩证法唯物论辞典》、《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历史的唯物论》、《朗格唯物论史》、《机械论批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社会进化简史》等。
毛泽东到延安后为什么发奋攻读马列著作和这些哲学著作呢？一是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武装全党，来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一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被人戴上了“狭隘经验论者”的帽子，当时王明的教条主义使革命果实几乎丧失殆尽。为了反击王明这帮人对山沟里能否出马列主义的怀疑，为了证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攻读哲学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时不仅在百忙中挤时间，想办法，不分昼夜地研究哲学，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学哲学，他主张应该把学习哲学作为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工作，他亲自在红军大学讲授哲学，组织学哲学小组，亲自主持小组讨论会，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他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研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帮助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由于毛泽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在延安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
毛泽东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还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他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要求研究哲学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核心，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全国解放后，看书学习的条件愈来愈好，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书籍的研读也就更加广泛了。他不但自己勤学苦钻，而且还号召和鼓励干部和群众学哲学，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他十分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重视哲学的通俗化，他本人就身体力行地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讲堂上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群众极易接受的通俗口语来表达，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麻雀”、“两条腿走路”等等，使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哲学刊物上的争论文章，主张在学术领域应该展开自由的争鸣和讨论，推动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我们认为，正是通过刻苦攻读哲学著作，理论联系实际，才使毛泽东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篇章，更主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典范，激励我们学好哲学。把握住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住人类文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