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
1965年，一位韩国留学生到剑桥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常到学校的咖啡厅或茶座听一些成功人士聊天。这些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一些创造了经济神话的人，这些人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把自己的成功都看得很自然和顺理成章。时间长了，他发现，在国内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骗了。那些人为了让正在创业的人知难而退，普遍把自己的创业艰辛夸大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吓唬那些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
作为心理学系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1970年，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阅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一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他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当时正坐在韩国政坛第一把交椅上的朴正熙。他在信中说，我不敢说这部著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后来，这本书果然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了。这本书鼓舞了许多人，因为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人们，成功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骨”没有必然联系。只要你对某一事业感兴趣，长久坚持下去就会成功，因为上帝赋予你的时间和智慧够你圆满做完一件事情。后来，这位青年也获得了成功，他成了韩国泛亚汽车公司的总裁。
英国人的政治是用英镑计算
英国人对人性的善恶持有些许悲观的调子，而法国人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英国人制度设计多顺天理顺人欲因循自然强调个体权利，而法国人的政治多见敢叫日月换新天兼济天下的集体情怀。伦敦弯弯曲曲街道满街都是商贾气息，巴黎大道连着大道宫殿接着宫殿到处是王城气派。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几乎就在两个极端上，一个是渐进保守哲学的商标，而另一个则是现代疾风暴雨大革命的版权发明者。人们常说英国人的政治是用英镑计算，而法国人的政治是用人头计算。
如果我要出走的话，谁还会感到奇怪呢？
光荣革命时，詹姆士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计划逃亡法国。在逃亡之前，他以绝望的心情说：“我在受到这样的遭遇之后，如果我要出走的话，谁还会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这支军队是我从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建立起来的，我对它给予了大量恩宠。如果像这样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么我还能对那些我未曾给予过什么恩惠的人存有什么希望呢？”随后，他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逃亡法国，过起了流浪生活。
从暂时到永恒，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转变
1649年1月30日，根据最高法庭签署的死刑执行命令，查理一世被推上了在伦敦白厅前的断头台。查理在走上断头台前，作了简短的为自己罪行辩解的讲话。他说：“我从未发动与国会两院的战争……我从未企图侵犯议员们的权利。是他们而不是我制造了这些不幸。我寄希望于上帝，他将为我洗刷罪名，而不用我自己去洗刷。”
之后，查理一世和主教在断头台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我的主张是正确的，仁慈的上帝与我同在。”查理一世说。
“陛下，只不过再走一步而已，虽然充满了纷扰和苦恼，却是十分短暂。陛下，您可以想见，它将会引导您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您会由尘世到达天国。”主教答。
“我将从一个暂时的王位前往一个永恒的王座，在那里权力不会受到侵害和骚扰，人世间的那种侵害和骚扰。”查理一世又说，“从暂时到永恒，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转变”。
本来不该，它凭什么？
有学者这样评价英国的崛起：
英国小小的国家，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个半世纪之久，这是超常发挥。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本来不应该，它凭什么？它就这么大，就那么多人，它凭什么？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它的那种创造的能力。就是靠这样的创造能力它能够超常的发挥，它发挥了本来根本就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做本来根本不可能做的事。